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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秘事》
作者:倪方六【完结】




序一：史说新语
                       
 
　　看过一部HBO自制电影叫《Mrs.Harris》（港译“狂情黑寡妇”），本·金斯利（就是演甘地的那位）饰演的男主角是个医生，业余爱好是读史，他有这么一句台词：历史如此精采，何必读小说呢？
　　如果读了倪方六这本书，阁下应该会同意这个说法。
　　其实倪方六的上一本著作《盗墓史记》，就已经印证了这个说法。当时曾有媒体指出：“《盗墓史记》的作者抽丝剥茧，另类读史，记述了从中国古代到现代几千年间内发生的稀奇古怪的盗墓现象，集知识性、趣味性、史料性于一体，是一本比盗墓小说还好看的文化读本。”（《江南时报》2008年1月15日）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一些对历史有很深造诣的人士（多为非职业史学者，他们既不是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不是学校里教授历史的老师，史学是他们的业余爱好），用很不历史但引人入胜的笔法来讲述历史，用很不主流很不官方的观点来重新诠释历史。
　　兄弟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史说新语”。
　　倪方六便是这样一位“史说新语”者。
　　在中国，以往所见的历史书籍通常都很不精采，一般都非常乏味，枯燥程度仅次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盖因为以往之史家，以史为业而未能以史为乐也。
　　所谓以史为业，就是以治史为饭碗。饭碗的背后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老板的脸色。你不能由着你自己的性子来，你怎么来得由你老板决定。
　　老板喜欢标语口号，你就得想办法多来点儿口号标语。
　　老板喜欢“格调高雅”，你就不能“格调低下”。
　　老板喜欢玩深沉，你不深沉也得装深沉。
　　老板要你说教，你就得说教。
　　总之，你拥有了饭碗，失去了自己。
　　于是，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读到的少得可怜的那几本历史书籍，要么官气十足，要么索然寡趣。
　　不仅外行人觉得不好玩，他们业内人士也觉得自己白忙一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曾在他的古稀之年说了这样痛心的话：
　　“解放以后许多年里，明史学界只搞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农民起义，为了贯彻‘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这一学说，我这一代人都在研究农民起义……现在回头看看，农民起义的研究基本是一堆废纸，能够留下来的成果基本为零……”（《新民周刊》2007年第8期）
　　但倪方六不是吃历史这碗饭的，不靠历史论著评职称升官职加薪水。“历史”，只是他自家的“后花园”。在这个后花园里，没有老板（非要说有的话，则他自己就是老板），没人管得了他，没人能告诉他，该研究什么，该怎么研究。他拥有极大的自由，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想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
　　倪方六自己说，有人在他的博客上留言，骂他不干正事，尽写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肮脏之事。
　　这也拦不住倪方六，他还是想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如果一个人只是凭兴趣做事情，并不打算取悦于其他任何人，并没有世俗功利的目的，你又能拿他怎么办呢？
　　于是，专攻盗墓史以及帝王私密生活的倪方六，就这样冉冉升起了。
　　于是，倪方六的第二本有关中国帝王“陈芝麻烂谷子的肮脏之事”的专著，就这样翩翩降落了。
　　2008年10月24日
　　（程鹤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著名“时事辩论会”主持人）

序二：“人格化”的故事
                       

　作者：王丰
　　我国历史上下古今何止五千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尤其官史部份，书写政治生活者向来占主流位置，长此以往，后代子孙读古人史册，总以为古人非圣即贤，古之帝王将相日常作息除了国是，仍是国是。此种误解无他，概因史家基于为贤者讳，为帝王官家讳，是故一贯鲜少着墨古代帝王生活私事。惟其如此，古代帝王和官家多采多姿的生活面，在有意无意间，被遗诸正史。官方记录的史册扬弃生活面，多言及政治生活面之历史陈迹，而少言及日常生活面之吉光片羽。帝王将相「神格化」的面向，被刻意放大，“人格化”方方面面的记忆，反遭史家刻意沉埋，或刻意忽略，终为后世所淡忘。
　　但是，帝王将相生活面“人格化”的故事，还是古今士农工商各界均感兴趣的部份。本书针对历代帝王私密生活，全面而细腻地描述宫闱内幕，把各朝各代的帝王，最隐密幽微的部份，全部摊在阳光底下，接受读者的检验，不仅仅一定程度地满足了人们好奇心，更能以‘人格化’的观点，平视的视角，观察古之帝王各种俗事，这的确是作者对千万读友莫大贡献。
　　例如，倪先生在书中述及“朱元璋葬父出现怪异天象”的情节。并说，“朱元璋，为什么能开创大明王朝，当上皇帝，……民间传说是因为他祖坟葬得好，父母埋到一块风水宝地上，恰巧这里有王气，是真龙结穴之处。”云云。中国人自古相信风水谶纬之说，这种说法甚且牢牢深植民间信仰，大家坚信不移。直至近世西洋科技文明移植中土，风水五行之说，仍盛行不坠。本书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者，是它总是在故事情节之中，总能佐以文献史籍，而非仅停留于稗官野史道听涂说的位阶。就以“朱元璋葬父出现怪异天象”而论，倪先生列举明朝徐桢卿所着的《翦胜野闻》的说法：“帝（朱元璋）父母兄弟相继死，贫不能具棺，与仲兄谋草葬山中，途次便断，仲返计，留帝视尸。忽风雨，天大晦，比明视之，则土裂尸陷，已成坟。”又说：“朱元璋放下扁担的‘土裂尸陷’地方，正好处于龙脉上。因为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结果平地起坟，朱家子孙有了帝王命，从此风流三百年。西元1644年灭亡了，则是帝王之气不存，龙脉受伤之故。”
　　本书一个更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涉猎的议题举凡酒色财气无所不包，但广博却不失其专精，泛论亦不沦为虚浮，总能深入浅出，用一些有趣且奇特的故事，画龙点睛，巧予勾勒，而又不失低俗难耐。比如说，书中述及马秀英嫁给朱元璋后，曾为要偷馒头给朱元璋食用，却因此烫伤乳房的事，虽是一小故事，却可佐证古之帝后平易恩爱，实与平民何异。又例如，书中以“刘邦老婆是‘偷情’高手”为题，述说吕雉不守妇道、“红杏出墙”的事迹，亦透露了帝后也有人性弱点的不争事实。
　　作者倪方六先生能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掘罗各色多趣的题材，充分展现了倪先生不凡的创作功力，和资料消化能力。本书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应与倪先生的资历密切相关，他是资深记者、文化名人，更是江苏省大众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江苏省考古学会会员。读者详阅此书，必定不会有空手出宝山之叹。
　　谨序于2008年11月5日
　　（本序作者系台湾知名传记作家台湾、《新新闻》周刊资深主笔）

自序：把历史写得更好看一点
                     

　倪方六
　　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宫廷史。
　　翻开二十四史，部部都是围绕帝王展开的，帝王的生平事迹均编撰为“本纪”，置于首编。古代史家这般选题和安排是十分合理、恰当的，因为，古代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即所谓“家天下”。
　　帝王既然有“家”，便免不了有成堆的“家务事”，家事即国事，国事即家事。帝王也有喜怒哀乐，也要过夫妻生活。但帝王贵为人间天子，其“家”自然非黎民百姓可比，宫殿高墙，亭台楼阁，嫔妃多多，后宫深深。即便吃、喝、拉、撒这些寻常之事，也要弄得与众不同，吃饭不叫吃饭，叫“用膳”；做饭处也不能叫锅屋、食堂，叫膳食房；上厕所更讲究啦，即不能说方便、解手，更不能叫拉屎，而喊“出恭”；甚至连死也有规定的用字，称为“崩”。
　　帝王家事因此被便抹上浓厚的神秘色彩，隐而不露，故曰“秘事”。因为有了这份神秘，在“公天下”的今天，大家才有兴趣去了解和阅读“帝王家那点事儿”。
　　于是，我假《太史公书》、《前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典章之梯，借《洛阳伽蓝记》、《朝野佥载》、《东京梦华录》、《南村辍耕录》、《万历野获编》、《清稗类钞》这类古人笔记之便，闯进了皇家后院看风景。
　　“皇家后院”实在太大了，院子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我只好念叨起当年高考应试口诀，来不断复苏自己的记忆：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最有兴趣的，我认为当在汉朝“刘家大院”、唐姓“李家大院”、明朝“朱家大院”，而不是现代人聊得最多，最为熟悉的“清宫文化”。这三座大院大概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全部荣耀和辉煌，里面的故事也最香艳、最惊心动魄、最不可思议。
　　“刘家大院”里曾经发生的事成儿，不少已成后世为诸多文学作品的素材：高祖刘邦后宫的“人彘”惨祸，武帝刘彻的“金屋藏娇”，成帝刘骜的“牡丹花下死”，哀帝刘欣“断袖之癖”……夜夜欢歌的背后，显现出的尽是帝王们错乱的性爱，与“李家大院”内太宗李世民弑兄淫嫂、高宗李治“子娶父媳”幸才人、玄宗李隆基“父娶儿媳”夺寿王妃，女皇武则天与女儿太平公主“共夫”，联手构画出了一幅“脏唐烂汉”的淫乐图景。
　　再后的“朱家大院”，荒唐和混乱不亚于汉唐，成祖朱棣疑心宫女“对食”不贞怒杀三千，武宗朱厚照寻花问柳连寡女也不放过，世宗朱厚熜逼宫女太甚，引发了“壬寅宫变”，光宗登基未满月服“红丸”暴亡······为极尽淫欲，帝王们遍寻“不老药”、吞服壮阳丹，结果造成“群体性短寿”。
　　皇权大概是稳定性最差的一枚“定时炸弹”，因权力争夺而导致的弑杀现象，在中国皇家后院内最为集中，非正常死亡成了皇帝人生的非情愿选择。中国封建第一皇帝秦皇赢政，留下了被宦官赵高谋杀的悬疑；汉少帝刘辩仅当了四个月皇帝，就被当道的奸臣董卓废杀；隋开国皇帝杨坚，让自己的二儿子、后来的隋炀帝杨广送上了西天；朱元璋钦定的接班人朱允炆被自己的亲叔叔、成祖朱棣带得走投无路，宫中自焚。
　　皇帝是人世间贪欲最强烈一族，生前奢侈，死后也想过得舒服。在活得好好时，便开起营建“寿陵”，花巨资修筑供死后休闲的地下寝宫，将子民创造的财富作为自己的私有，随葬地下。为此，诞生了一种专为皇家而设计的风水理论，寻找风水宝地，万年吉壤成了御用堪舆家的任务。皇家的风水宝地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动工时有什么讲究，下葬时要注意什么，如何防止死后不被侵扰、随葬品不被盗走······这些问题给帝王陵附设了诸多谜团和玄机，成为帝王家事中外人最难知晓的秘密。
　　这“后院”里究竟发生过多少桩有趣的事情，上演过多少出流血的阴谋？恐怕谁也说不清，且写不尽。我这本书也只是走到哪扯到哪，尽量把帝王家事说得清楚些、系统些，全面些，称之是中国皇家宫廷史有点难为了，叫“宫廷杂史”倒有几分贴切。
　　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是希望“把历史写得更好看一点”。当然，这更好看一点不是胡嚼乱侃写小说，有意给历史抹粉，而是少摆学者们惯耍的“之乎者也”臭架子，脱去学术的腐朽味儿，让读者看得明白看了还想看。
　　希望我的书能做到这一点。
　　2008年10月19日

皇帝新婚入洞房前后的秘密
                      

　俗话说，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意思是老婆多多。但是，虽然皇帝有这么多女人，一般一生也只能结一次婚，此即清代所谓“大婚”。不过，也有例外，如果皇帝离婚了，把已经成为皇后的老婆给废黜了，或是死了老婆，有可能再结一次婚。
　　如清顺治皇帝，因为原配博尔济吉特氏“与朕志意不和”，降之为静妃后，他又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这后一女人便是孝惠皇后。皇帝身边的嫔妃再多，也是享受不到结婚排场的。顺治皇帝，虽然他敢把原配给废黜了，但对宠爱无比的董鄂妃，也只能悄悄地“迎接”进宫，而不是“迎娶”，连册封都不敢逾制，册封时“不设卤簿，不奏乐，王、贝勒、贝子、公等，不次朝贺礼”。所以，做皇帝的女人，除了皇后外，其他都是二奶、三奶的份。

皇帝找老婆要走什么程序
                        

　皇帝找老婆与民间在程序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一般也要遵守周时的风俗，即《礼记·士昏礼》中约定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亲迎。
　　“六礼”原本是远古贵族男子的娶亲程序，被皇家移植后，仪式更为隆重和讲究。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程序也为普通人家采用，不同的是，仪式简化了。
　　到清代，皇帝娶亲从提亲到迎娶，形成了一系列繁缛的礼仪。清代皇帝结婚称大婚，要由太后、宗室王公大臣议婚选定皇后。要设立专门机构，操办皇帝的终身大事。
　　清皇的仪礼程序主要有“纳彩”、“大征”、“册立”、“奉迎”、“合卺”、“庆贺”、“筵宴”、“祈福”，每个环节都十分地隆重，耗资巨大，非民间可以想象。
　　当然，皇帝找老婆与找后宫嫔妃是两回事情。皇帝的老婆就是皇后啊，关系国家社稷的兴衰存亡。后宫嫔妃仅是皇帝的性交对象，与古代的官妓无异，如果要说在皇帝家里的地位，不过民家小妾的地位，甚至不如，也就是上面说的二奶、三奶的份。
　　所以，所谓皇室后宫，粗俗说来，不过是一座皇帝大妓院。当然这所大妓院的“老鸨”，应该是皇后了。
　　皇帝找老婆与在民间选拔美女进后宫供其泄欲是两回事情。找老婆在古时要有媒人的，而选拔嫔妃，程序很简单，甚至谈不上程序，大太监主持就行了。选嫔妃重色相，长得不漂亮是不行的。汉武帝当年“掖庭三千”，标准就是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要长得清纯漂亮。即《汉武故事》中所谓，“年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资质明秀者，始得预其列”。而找老婆则重人品，这可能是历代皇后都不是太漂亮的原因吧。

皇帝给老丈人家送多少彩礼
                      

　为了娶媳妇，皇帝也要给老丈人家送彩礼。
　　定婚送彩礼，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国古代流行习俗，到今天也未见取消。但区别还是有的，古代上门提亲，要女方的“八字”，至订婚时，正常礼物是雁，即所谓“婚礼。下达，纳彩用雁”。后时兴送金送银，现在敬送的贵重金属饰物则更高档，要白金什么的。
　　皇帝的彩礼当然不会与民间一样，亲自去送，而会选择身边人临时做“执事官”当使者，一般是由相当地位的官员担任。礼送到时要宣读“纳彩制书”。
　　在明代，执事官会说：“朕承天序，钦绍鸿图，经国之道，正家为本。夫妇之伦，乾坤之义。实以相宗祀之敬，协奉养之诚，所资惟重，祗遵圣母皇太后命。遣使持节，以礼采择。”
　　在清代，执事官会说：“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纳某氏某女为后，命卿等持节行纳彩。”
　　皇帝的彩礼对皇帝的老丈人来说，是一份真正的厚礼。如在汉代，仅黄金要送万斤以上。东汉桓帝刘志娶权臣梁冀的闺女时，照着孝惠皇帝纳后的例子办，“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鴈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礼金翻了一倍。
　　实际上，在完成“六礼”的每一个过程中，皇帝家都要送彩礼。如在清帝婚仪之“大征”时，要送黄金二百两、白银一万两，金茶器一具，银茶器二具，银盆二具，各色缎千匹、全副鞍辔文马二十匹。
　　可见，皇帝即便想多结几次婚，也不是那么随便的，要花大价钱的。据翁同龢日记所记，清光绪皇帝大婚花了550万两白银。

皇帝会不会上门迎娶新娘
                        

　民间结婚，有新郎披着大红花，亲自跟着迎亲队伍前去迎娶新娘的风俗。皇帝结婚会不会去？
　　皇帝结婚也有迎亲的环节，但皇帝不会亲自去，而是派适合的臣子去，有时还会让老婆娘家人送上门。
　　前去迎亲的官员到达时，会宣读皇帝的制词，“兹册某官某女儿为皇后，命卿等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
　　这时，新娘子要赶紧穿好皇帝给准备的嫁衣——皇后冠服。与民间一样，新娘也会再请后才出阁，随娶亲队伍进宫。至于新娘子会不会哭嫁就不知道了，想来不会哭的，高兴还来不及呢。
　　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新娘子在上轿子、接受册宝前，父母也会叮嘱女儿好好为人妻。据《明史·礼志》记载，在明代时的套话是，父亲：“戒之敬之，夙夜无违。”母亲：“勉之敬之。夙夜无违。”

皇帝结婚的洞房并不固定
                        

　皇帝结婚也要进“洞房”。与民间新房就是洞房的习俗不一样，皇帝结婚的洞房并不在自己的寝室内，并没有固定的洞房，一般会在举行仪式的地方先找个房间临时用用。
　　明清两朝皇帝结婚一般在坤宁宫举行。坤宁宫是皇宫中后三宫的第三宫，在明朝是皇后的寝宫，清朝时将东面两间设为皇帝大婚时的洞房，西面五间则改为祭祀萨满教的神堂。清朝皇帝大婚娶老婆相当隆重，也极为讲究。新娘子要从大清门抬进来，经天安门、午门，直至后宫。而妃嫔进宫，只能走紫禁城后门神武门。
　　晚清贵为天后的慈禧太后，也未能从大清门走，这成了她心头一生的痛。慈禧当初仅是嫔妃，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为懿嫔。虽然母以子贵，亲儿子载淳后来做了皇帝，但也改变不了她与咸丰的婚史。所以，后来，儿媳妇阿鲁特氏，也就是同治的皇后，一句话——“奴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惹恼了慈禧太后。同治死后不久，慈禧便逼她自杀殉葬。

皇帝的洞房是什么样子
                      

　皇帝的洞房比老百姓家的要高档豪华多了，但也不能免贴红双喜、喜庆对联的习俗。
　　洞房的主题也是大红色，形成红光映辉，喜气盈盈的气氛。床前会挂“百子帐”，铺上会放“百子被”，就是绣了100个神态各异小孩子的帐子和被子;床头悬挂大红缎绣龙凤双喜的床幔，帝王之家也希望“多子多福”。
　　隋唐时，皇帝的洞房铺设地毯，设置多重屏障，龙凤大喜床的四周有布幔，洞房的私密性很好。
　　在清朝，洞房一般设在坤宁宫的东暖阁，墙壁都是用红漆及银殊桐油髹饰的。洞房门前吊着一盏双喜字大宫灯，鎏金色的大红门上有粘金沥粉的双喜字，门的上方为一草书的大“寿”字（见右图），门旁墙上一长幅对联直落地面。从坤宁宫正门进入东暖阁的门口，以及洞房外东侧过道里各竖立一座大红镶金色木影壁，乃取帝后合卺和“开门见喜”之意。
　　洞房内金玉珍宝，富丽堂皇。东暖阁为敞两间，东面靠北墙为皇帝宝座，右手边有象征“吉祥如意”的玉如意一柄。前檐通连大炕一座，炕两边为紫檀雕龙凤，炕几上有瓷瓶、宝器等陈设，炕前左边长几上陈设一对双喜桌灯。
　　东暖阁内西北角安放龙凤喜床，喜床上铺着厚厚实实的红缎龙凤双喜字大炕褥，床上用品有明黄缎和朱红彩缎的喜被、喜枕，其图案优美，绣工精细，富贵无比。床里墙上挂有一幅喜庆对联，正中是一幅牡丹花卉图，靠墙放着一对百宝如意柜。
　　现在故宫开放了，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间皇帝的“洞房”。

皇帝与新娘要喝“交杯酒”吗
                      

　皇帝的洞房自然是不能闹的，但礼节少不了。那皇帝入洞房后，首先要做什么？在民间，新郎新娘一入洞房可能就急不可耐，直奔主题——上床了。皇帝可不行，得把全套的活动进行完毕才能共度良宵。
　　据《新唐书·礼乐志八》（卷18）“皇帝纳皇后”条的记载，唐帝、后的大婚相当复杂，入洞房后先要祭拜神灵，向天、地、祖宗表达敬意。实际上，这种祭拜活动在进洞房前就开始祭了，要入同牢席，婚后数天也都要进行不同性质的祭拜活动。
　　在新房东房间的西窗下设有餐桌，桌前列有象征夫妻同席宴餐的豆、笾、簋、篮、俎，这意思与民间“以后吃一锅饭”是一个意思。进入洞房后的祭拜活动在行合卺（音jn）礼前进行，是夫妻俩一起祭。
　　每祭一次，新人便要一起吃一次饭，这样真的到了上床前肚子也饱了，不至于食色两饥了。因为饮了点酒，还可以把双方的情趣调节到位，也算是上床前的一种调情手段。
　　所谓的“合卺礼”，就是民间所谓的“喝交杯酒”。“同牢”，就是夫妻两人一起食用弄熟的牲畜肉，如一头小猪;“合卺”，本意是把剖开的瓠合为一体，古时多用之盛酒。把帝、后各自瓠内的酒掺和到一起，共饮，即是“合卺”。这种交杯酒可不是现代婚礼上互饮对方的酒杯，而是各自喝掺到一起的酒，现在的喝交杯酒形式应该是闹新房的产物。
　　当然，行合卺礼后，就是喝了交杯酒后，下面该干什么？结过婚的人都应该知道了——上床。但是皇帝当新郎官，那床可不能随随便便就上的，要分先后的。唐朝皇帝纳皇后入洞房是这样上床的:
　　尚仪北面跪，奏称：“礼毕，兴。”帝、后俱兴。尚宫引皇帝入东房，释冕服，御常服；尚宫引皇后入幄，脱服。尚宫引皇帝入。尚食彻馔，设于东房，如初。皇后从者皇帝之馔，皇帝侍者皇后之馔。
　　从上面所记中可以看出，喝了交杯酒后，皇帝被侍寝的宫人带到房间，脱下冕服，换上便衣；皇后先被宫人引入帐内，宫人先将她的礼服脱了，这才把着便衣的皇帝引入内，与皇后睡到一张床上，共度花烛良宵。
　　在清朝，皇帝大婚入洞房上床前讲究更多。清皇是满族人，信奉萨满教，但祭拜神灵也是少不了的，如还要跨火盆什么的。上床前要到洞房西旁的神堂祭拜神灵。祭祀仪式，由一名萨满老婆子主持。
　　皇后入洞房不久，皇帝亦身穿龙袍吉服，由近支亲王从乾清宫伴送至坤宁宫。揭去皇后头上盖巾后，皇帝与皇后同坐龙凤喜床上，内务府女官在床上放置铜盆，以圆盒盛“子孙饽饽”恭献。这“子孙饽饽”是一种面食，就是一种特制的小水饺。
　　又设坐褥和宴桌，公主、女官恭请帝、后相对而坐，由福晋四人恭侍合卺宴。合卺宴上，帝、后对饮交杯酒。这时殿外窗前，有结发侍卫夫妇用满语唱《交祝歌》。合卺礼成，然后坐帐。晚上，内务府女官、福晋等侍候帝、后吃长寿面。面吃完了，下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享受男女鱼水之欢乐了。

皇帝新娘的嫁妆里有无“压箱底”
                        

　有的人或许会问，民间新郎新娘进洞房有“压箱底”看，皇帝的老婆会不会陪“压箱底”？皇帝入洞房要不要学点性知识啊，或是由太监在旁边进行性生活指导？这就多虑了，皇帝个个都是性专家,花丛高手，哪会是婚前连女孩的乳房也未摸过的处男？
　　新娘子的嫁妆多由皇帝家置办的，会不会有“压箱底”很难说，但母亲也会教授闺女一些性知识，当是肯定的。
　　过去皇帝一般在16岁时进行大婚，而在此之前，一般在14岁时，甚至更早的时候便进行“性教育”了，由成年的富有经验的宫女给小皇帝或是太子当性实习老师。
　　后宫中的司仪、司门、司寝、司帐四种称谓的宫女，就是皇帝的性实习老师，专供其临御，当然，这些“老师”都是有工资的，每月拿俸禄，一般宫女是轮不上这样“好事”的。
　　中国历史上最愚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结婚也应该最早，13岁时便举行大婚。其父晋武帝司马炎知子性愚，派后宫才人谢玖给他进行性启蒙。谢指导十分到位，司马衷一炮打响，把谢玖弄怀孕了，司马衷本人还蒙在鼓里呢。连蠢皇帝婚前性教育都如此成功，智力发育正常的皇帝根本就不用教，别愁洞房内不懂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皇帝都是结过婚才当皇帝的，便办不了大婚。如清皇共有10人，但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在位时举办过大婚。
　　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此乃人生三大乐事也。但对皇帝而言，大婚往往是一种政治婚姻，有时很痛苦，也很无奈，只能以冷落皇后排解苦闷，难以体会到洞房花烛之夜的愉乐。
　　皇帝皇后日常并不住在一起，大婚后一段时间才如常人一样，天天晚上住在一起，同床共眠，相拥热吻。如清宫有规定，大婚后皇帝皇后应在坤宁宫东暖阁住满一个月，两人才能回各自的寝宫。但清皇中真正住满一月的只有康熙一人。同治住2天、光绪住6天。末帝宣统溥仪退位后才结婚的，不过也是在宫里举办的，与皇帝大婚无异。但他当晚便移居养心殿的体顺堂，感觉在洞房不习惯不舒服。
　　清皇中，在洞房最难过的当是光绪皇帝，他在洞房内心事重重，根本不想与皇后，也是她的表姐隆裕上床。据说最后他趴在隆裕的怀里号啕大哭，表示只能永远敬重她，大婚以后好长时间光绪不跟隆裕皇后同床。原来光绪最爱的是珍妃，但慈禧却逼着他娶了表姐。

皇家进行性教育的特殊手法
                    

　上面说了，皇子们一般在14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行性启蒙了。除了宫妇手把手教外，皇家对皇子进行性教育还有什么招儿？这里就来再补充一下这点。
　　过去，男人在新婚大喜入洞房后，也有三样美事儿：一是看春意，就是古人常说的春宫图、春画；再者读淫书，这里的淫书是一种读书人家常备的性启蒙读物；第三是听淫声，即所谓新娘子做爱时发出的叫床声。
　　“春画”，大概是中国古人进行性教育的一个创举，并为历代皇家采用。所谓春画，就是描绘男女各种性交姿态、反映性生活场景的图画。而据说，春画的起源就在王室。
　　明人沈德符考证，春画在西汉时就出现了，发明者是因盗墓闻名的广川王刘去的儿子刘海阳。刘海阳与其父亲刘去一样，是位顶极好色之徒，整天淫乐，他令画师在房间四壁、天花板上将这些他所能看得到的地方，画上各种性交图，供其作乐时“欣赏”。此即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玩具》（卷26）“春画”条所记，“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
　　此后，春画由宫廷传至民间，“为民所用”。历代皇家亦都重视春画，视之为必不可缺的特殊的性教育工具。玩弄春画比较出名的皇帝有不少，如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隋炀帝杨广、唐高宗李治和皇后、大周皇后武则天。
　　这几位皇帝“看春意”显然不是启蒙性质了，而是滥淫。萧宝卷有位贵妃叫潘玉儿，因貌美受宠。萧宝卷也效法刘海阳，在新造的后宫墙壁上，画上各种春画，以备他与潘做爱时“参考学习”。杨广则又发扬光大，让画师将他与宫女做爱淫乐时的现场画出来，再现真实供其回味，这就是“乌铜屏故事”。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李治与武则天。李治专门建造了一座供其幸御嫔妃的镜殿，把自己和妃子做爱时的场景画到墙上。结果臣子刘仁轨偶然一次进殿，被吓了一跳，以为有几个皇帝。李治死后，武则天则把此殿当成自己与面首寻欢的“夜总会”。元文人杨铁崖就此大发一通感慨：“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摹。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浴锦波。”
　　除春画启蒙，皇室还有一种特殊的性教育手法，使用性玩偶这些教具，让皇子“一看就懂”。沈德符根据所见所闻，记述如下——“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根可动，凡见数处。大档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摩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禀之纯朴也。”
　　皇帝在大婚之前，会有专门师傅带他去看“欢喜佛”。在明朝，紫禁城中设有供奉欢喜佛的密室，密室中的欢喜佛是男女合一的佛像，表像时呈互相搂抱状。佛身上设有机关，按动机关，佛就开始做爱，变化出各种动作。初入佛殿，还要举行一个“仪式”，要给欢喜佛烧香、叩拜。之后，新婚皇帝才可以摸抓佛身的隐私处，习练动作。这之后才行“合卺礼”。

皇帝吃饭摆谱与防毒手段
                       

　皇帝贵尊人间天子，穿的是龙袍，住的地方是金鸾宝殿，行以辇代步。食，自然也不同寻常。皇帝如何吃饭，是不是如普通人家那般，一家老小围坐一桌？吃的是不是山珍海味、满汉全席？在魏晋时期，曾有用人乳汁做菜的传说，后来的皇帝御膳中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在过去是皇家机密，秘不示人。

皇帝喜欢“吃独食儿”
                      

　皇帝怎么吃饭，各个朝代有各个朝代的吃法。饭菜的丰盛程度和搭配方法，也因皇帝们口味和喜欢的不同而有异。目前知道比较多的是明清皇家的吃法。
　　皇帝并不都是一日3餐，有的多，有的少。如清朝皇帝，一般每天只吃两顿饭，即早膳和晚膳。
　　皇家自称孤家，吃饭时也是自己一个人吃，在专设的桌子前单独进餐，民间称为“吃独食儿”。虽然皇帝喜欢吃独食儿，但吃饭时不会就他一个人，旁边会有侍候的宦官——侍膳太监。因为菜太多，桌子摆得满满的，用餐时远处的菜便够不着。但不必担心，皇帝吃饭时，并不用自己夹菜，太监会送到嘴边。
　　皇帝用膳时，除了太监在场，不远处还会站着听赏的人，如宠臣、皇子。皇帝不想吃，或是一时高兴，更多时候是吃不完，就会把美食赏赐下去。被赏的人只能在另设的桌子前，站着吃完。因为是皇帝赏的，即使不饿不想吃也得吃，而且要表示“味道好极了”。
　　早期，帝王吃饭时还会有乐队助兴，后来的皇帝只有寿诞或庆典活动的餐会上，才会用乐。但吃饭时摆谱，却一直被发扬光大，直到晚清仍是如此。
　　清末代皇帝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讲到了这点——
　　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专业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候——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巳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自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
　　所谓的“摆谱”，不是东北人的摆家谱，而是摆菜谱。清朝标准御膳，每顿饭有120道菜，要摆三张大桌。此外还有主食、点心、果品等。后来，有的皇帝觉得这样太浪费，菜谱变少，120道减为64道；慈禧太后的老公奕詝当皇帝时的咸丰年间，又减为32道；奕詝死后，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再减为24道。慈安太后死后，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又摆起了谱，恢复了每顿饭百道大菜的老规矩，一顿饭少说要花200两银子。
　　称皇帝吃饭时摆谱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每道菜名叫什么，掌勺的大厨是谁，在盘子边都要标得一清二楚。这样一是保证饭菜的质量，显掌勺的手艺；二是万一饭菜出了质量问题，比如有毒，追究起来也方便。如今上等级饭店也会这样做，不知是不是学自皇家。

防御膳里下毒的招儿
                       

　皇帝的餐具也是有讲究的，以金银器为主，即使是陶瓷制品，也是上好的质地。其中，金质碗、碟、盘等器皿最能显示皇家的气派，故而皇家都喜欢“金饭碗儿”。如果改用其他质地的器皿盛饭菜，会惹主子生气的。
　　清顺治皇帝御制《端敬皇后行状》中透露了当初废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情况，原因之一就是她“癖嗜奢侈”，“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
　　除了金器，银器在皇帝的餐具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如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十一月初三日《御膳房金银玉器底档》所记的餐具如下——
　　金羹匙1件、金匙1件、金叉子1件、金镶牙箸1双、银西洋热水锅2口、有盖银热锅23口、有盖小银热锅6口、无盖银热锅10口、银锅1口、银锅盖1个、银饭罐4件、有盖银桃子6件、银镟子4件、有盖银暖碗24件、银盖碗6件、银钟盖5件、银錾花碗盖2件、银匙2件、银羹匙13件、半边黑漆葫芦1个、内盛银碗6件、银桶1件、内盛金镶牙箸2双、银匙2件、乌木筷10双、高丽布3块、白纺丝1块、黑漆葫芦1个、内盛皮7寸碗2件、皮5寸碗2件、银镶里皮茶碗10件、银镶里5寸无分皮碗1件、银镶里罄口3寸6分皮碗9件、银镶里3寸皮碗22件、银镶里皮碟10件、银镶里皮套杯6件、皮3寸5分碟10件、汉玉镶嵌紫檀银羹匙、商丝银匙、商丝银叉子2件、商丝银筷2双、银镶里葫芦碗48件、银镶红彩漆碗16件。
　　从这份档案中可看出，乾隆所用餐具中，绝大部分都是银器。如果说皇家喜欢金，那是为了显示气派和高贵，而使用银器，则有很多实际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乏皇帝被人在饭菜中做手脚而毒死的事件。《资治通鉴·晋纪八》（卷86）记载，汉惠帝司马衷，“食饼中毒，庚午，崩于显阳殿”。所以，皇家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过去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在皇帝用膳前让别人先尝，这差事往往是侍膳太监的份内事，叫做“尝膳”。如果有毒，皇帝就可躲开毙命的危险。再是，餐前验毒，常用工具就是银器。
　　过去清宫盛装御膳的器皿外会挂一个小银牌，在拿开盖罩后，太监会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原来，如果有毒，银牌立刻就会变黑。现代科学已证明，这种方法是简单有效的。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过去常用毒药，如砒霜（三氧化二砷）在提取时往往含有硫化物，所以银器测毒很灵验。

清朝皇帝喜欢吃鸭子
                       

　过去曾有用人乳汁做菜给皇帝吃的传说，甚至有皇帝食用活人脑的野闻。但从明清御膳谱来看，并没有这些东西。不过，御膳做起来更讲究是不争的事实。御膳都是些什么菜？品种不少，但一般离不了猪羊鸡鸭鱼肉，关键是做法上有诸多讲究。
　　以清朝的御膳为例，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每天的份例是——
　　盘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等共19斤，萝卜60个，包瓜、冬瓜各1个。苤蓝、蕹菜各6斤，葱6斤，酱和清酱各3斤，醋2斤，玉泉酒4两。
　　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一盘饽饽用上等白面4斤，香油1斤，芝麻1合5勺，澄沙3合，白糖、核桃仁和黑枣各12两)，御茶房备例用乳牛50头，每头牛日产乳2斤，玉泉水12罐，乳油1斤，茶叶75包(每包2两)。
　　这一份例，当时需花费银子50两，一年算来就是1万8250两。如果加上逢年过节、喜庆活动时开支，一年吃掉几万两银子是常事。
　　清朝皇帝和南京人一样——喜欢吃鸭子，每顿御膳里总少不了鸭子。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七月初七“七巧节”，乾隆早膳里便有酒炖鸭子、托汤鸭子、清蒸鸭子。
　　乾隆喜欢吃鸭子还吃出了一道名菜“干菜鸭子”，据一大饭店掌勺说，乾隆下江南时，听说水乡鸭子好吃，便生尝鲜之意。时已近午，担心乾隆怪罪，厨子赶时间，连鸭毛都未拔干净，这怎么办是好。这厨子也会忽悠，顺手撒了把黑干菜和光鸭一起下锅，以掩鸭毛。谁想平时都是吃宫廷味惯了乾隆，换个口儿感觉新鲜，大赞味道鲜美。因为皇帝都爱吃，一道名菜就这么出来了。这个传说并不可信，很可能是饭店编出来的胡话，但却说明了乾隆喜欢吃鸭子的事情。
　　再如，慈禧太后的日常御膳谱里有焖蒸鸭子、清炖鸭子、烤鸭，鸭舌、鸭掌、鸭肫、鸭肝、鸭肠，她都爱吃。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抄一张“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时溥仪仅7岁，早膳却近30道菜，其中有三鲜鸭子、鸭条熘海参、鸭丁熘葛仙米。
　　因为慈禧喜欢吃鸭子，还有人因此交了好运。清末名太监小德张便是其中之一。小德张能成为慈禧面前的红人，可以查到的原因是他擅做一道慈禧喜欢吃的菜——烩鸭条。
　　当年曾在清宫御膳房呆过的温宝田回忆——
　　因为他能炒几样慈禧爱吃的菜，而且又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慈禧就命他在“寿膳房”兼任“掌案”，每天每顿他都得炒几样他的拿手好菜，如烩鸭条、炒干兰豆腐、炒胡萝卜酱、炒黄瓜酱等，专供慈禧吃用。又因他对下以打人不留情闻名，更深得慈禧的信任，认为“膳房重地”，非有这样“忠诚可靠”的人去监督一切不能放心，于是他在慈禧的心目中，就成了一个离不开的重要人物。在宫中时不用说，即慈禧住颐和园时，也总是命他住在仁寿殿的南院，专管饮食方面的事。
　　而且，清朝御膳房里的大厨也很会做鸭子。如慈禧喜欢吃的焖蒸鸭子，洗净去内脏，装入瓷罐，用文火煮上两天，把鸭肉整得酥烂，才好。清炖鸭子得花上三天工夫，去掉毛和内脏后，将鸭子放进坩锅里蒸三天，才成。金鱼鸭掌的做法更绝，先将鸭掌放入锅中，清水煮15分钟，五成熟取出，剔掉骨头与掌心硬茧，再将香料和玉兰花放入其中，混煮，清爽可口。
　　清朝皇帝为什么喜欢吃鸭子？目前还是谜。据说鸭肉清火平气，如烩鸭条的功效，菜谱上便标明：补虚养身调理、清热去火调理、便秘调理、健脾开胃调理。吃点鸭子是不是正好可以“去火”。当然，各个皇帝喜欢吃鸭子的原因可能不同，比如慈禧，她喜欢吃鸭子则可能更多地考虑“补虚养身”，据传她还有出恭不畅之隐，“便秘调理”也有可能。

朱元璋发明“四菜一汤”
                        

　相比起来，前朝的朱姓皇帝就没有清皇那么讲究，这可能与朱元璋早年家境贫寒、吃不饱肚子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有一个传说，当年朱元璋要饭时饿得头昏眼花，一个讨饭婆给了他一碗瓦罐汤。朱元璋吃了还想吃，便问妇人这是什么汤。妇人顺口胡侃一句“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记下了。当了皇帝后，便要御厨给自己做此道汤，但御厨做的味道怎么都不对。后来在盱眙祖籍地找到了当年的老婆子，才知道这仅是一道用烂白菜、玉米粒、剩饭混在一起的“杂烩汤”。
　　“珍珠翡翠白玉汤”，据说从此成为明朝御膳里的保留菜单。
　　不过，朱元璋和皇后马秀英比较节俭应该不是假的。从《南京太常寺条》祭祀孝陵的祭品单中看，总少不了韭菜、荠菜、芹菜、茄子、苔菜、竹笋、芋苗这些农家土菜，应该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生前常吃的。
　　如今反腐倡廉提出的“四菜一汤”，也是朱元璋发明的。
　　南京坊间是这样传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好过，但达官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朱元璋十分看不惯，如此下去大明朝也要亡国，决心整治这股奢侈风气。
　　时适逢皇后生日，各路人马都来贺寿。待全部坐齐之后，朱元璋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不解，朱元璋解释，“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
　　大臣听罢知道朱元璋的用意。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怠。”
　　从此，“四菜一汤”的规矩便从宫廷传到民间，进而成了现代廉政的榜样。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皇帝也非不食人间烟火，并非天天都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

珍珠翡翠白玉汤”是什么汤
                       

　开国皇帝深知江山来之不易，守成皇帝就未必能体会了。如同现在官方提倡的“四菜一汤”招待方式时常变味一样，明朝的御膳内容后来也都被“改头换面”了，如原涮锅水没有两样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后来御厨用百只小鸟的脑子来做，味道特鲜美。
　　据明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所著的《酌中志》记载，中后期明朝御膳的花样也繁多，天天有新菜、月月吃不同，仅正月便有——
　　斯时所尚珍味，则冬笋、银鱼、鸽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黄鼠、半翅鸡，江南之蜜柑、凤尾桔、漳州桔、橄榄、小金桔、风菱、脆藕，西山之苹果、软子石榴之属，冰下活虾之类，不可胜计。本地则烧鹅鸡鸭、烧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肠、大小套肠、带油腰子、羊双肠、猪膂肉、黄颡管耳、脆团子、烧笋鹅鸡、腌鹅鸡、炸鱼、柳蒸煎鱼、铁脚雀、卤煮鹌鹑、鸡醢汤、米烂汤、八宝攒汤、羊肉猪肉包、枣泥卷、糊油蒸饼、乳饼、奶皮、烩羊头、糟腌猪蹄尾耳舌、鹅肫掌。
　　素蔬则滇南之鸡，五台之天花羊肚菜、鸡腿银盘等蘑菇，东海之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江南蒿笋、糟笋、香菌，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鹦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枣、核桃、黄连茶、木兰芽、蕨菜、蔓菁，不可胜计也。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也。
　　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浑酒、牛乳、乳皮、乳窝卷蒸用之。先帝最爱炙蛤蜊、炒鲜虾、田鸡腿及笋鸡脯，又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筋共烩一处，名曰“三事”，恒喜用焉。
　　这么多的菜，在明朝的御膳中，仅是日常所用。由此可见，只要当了皇帝，再怎么节俭，对普通人而言，也是太过奢侈的！

刘邦与朱元璋的“夫妻生活”揭秘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地位显赫的开国布衣皇帝：一是汉高祖刘邦，再是明太祖朱元璋，刘、朱二人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汉朝与明朝都成为中国的“大朝”、“盛朝”。朱元璋也为此自豪，称“惟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其中的“公”，即指汉高祖刘邦。
　　但他们两个皇帝在夫妻生活中，或者说后宫生活上面，在帝王史上却留下了截然不同的一面。这里，便来聊聊刘邦与朱元璋的故事，特别是在“夫妻生活”上的不同。

刘皇帝与朱皇帝是“哥们皇帝”
                         

　刘邦是朱元璋的偶像，这已为史学认同。
　　当年，朱元璋称帝后，拜祭历代帝王庙时，仅给刘邦敬了一杯酒，原因就在这句话里——“惟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两人一样都是从平头老百姓起家当上皇帝的。
　　从史书的记载上看，刘邦与朱元璋这两位“皇帝哥们”出身和经历有相似之处。都起于淮楚之地，刘邦是今天徐州人，朱元璋是凤阳人，两地相距并不很远，在历史上交流频繁，习俗相通。
　　在位时，都很有作为，在巩固政权的手段上，治国谋略是惊人的相似，就是初期杀尽出生入死的文武忠臣，刘邦身边的韩信、彭越、英布等都被他杀了。朱元璋也是，开国之臣李善长让他逼自杀了，大将军徐达让他赐发物蒸鹅给弄死了。
　　在休养生息政策上，刘邦和朱元璋都采取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稳定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刘皇帝在前，朱又视之为偶像，如果说明代的政策是承袭了汉制，似无不可，有一脉相承之迹象，当然说受到影响可能更恰当。

刘皇帝朱皇帝女色喜爱程序不同
                     

　但是，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对待女色上，在后宫生活中的反差相当大。
　　在性生活，在美色消费方面，刘邦是很滥的，性取向混乱。而因为汉皇在性事上的随便，史上有“烂汉脏唐”的说法。
　　秦汉时期从民间到宫里，纵欲之风盛行（目前出土有大量汉代性用具，就是一个佐证）；很可能刘邦的性取向即受此淫风的影响，而吕后与戚夫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给刘邦的丰功伟绩上抹了一笔黑。
　　朱元璋在这方面的形象似乎很好。虽然滥杀了众多大臣，亦有众多嫔妃，但那是中国传统帝王专制制度造成的，比起刘邦，可以说朱元璋在性事方面规矩多了，特别钟情于妻子马秀英。
　　马氏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好皇后，她死后，朱元璋多年不册立新后，如果在民间，他们真的就是一对“模范夫妻”了。
　　假如要在帝王中评模范丈夫，刘邦自然就没有资格了，朱元璋倒是最佳人选。

刘邦未当皇帝前的“性史”
                       

　先来聊聊刘邦的后宫。
　　多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刘邦的后宫是充满血腥味的。刘邦的正妻吕后，名雉，字娥姁，今山东单县人，迁居徐州沛县。吕后在中国众多的皇后中，算是心毒手狠、极有心计的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唐代的武则天，想来就数她最著名了。
　　刘邦是徐州市沛县阳里村人（一说今丰县城西），本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整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所不会，40岁时还是光棍一个。
　　这么大的人还没有老婆，怎么解决性需要？除了嫖娼，刘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性伙伴，常年与一个姓曹的女人鬼混，还把曹肚子搞大，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肥。刘邦当了皇帝后，刘肥被立为齐王，这是后话。
　　虽然是个混混，但刘邦脑子好使，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后来，经人指点，给当地的官员跑腿，混上了泗水亭长。从此，他与县里一班官员有了来往，如萧何、曹参、夏侯婴。虽然已是个地方小官，但因为有劣迹在前，此时仍娶不到老婆，良家不愿把闺女嫁给这个“流氓”。
　　但贵人自有吉相，《汉书·高帝纪》（卷1）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据说吕雉的父亲会相面，觉得刘邦相貌不俗，有将王之相，将来必成大器，于是将当时已是“大龄女青年”的闺女吕雉嫁给刘邦，刘邦这才有了老婆。
　　其实，在今天看来吕雉嫁给刘邦时并不算大，才25岁。当时乡亲们都嘲笑刘邦的老丈人嫁女行为很愚蠢，刘邦后来做了皇帝，村人才知道吕父的眼光是如何厉害。吕雉当年也觉得丈夫将来会有出息，据说她看到，刘邦到哪头顶上总有一团祥云跟着。

刘邦老婆是“偷情”高手
                       

　吕雉其实并非良家闺女，并不守妇道，还曾“红杏出墙”呢。
　　在刘邦与项羽南征北战，连性命都不保时，吕雉却在家里与同村的名叫审食其的男人勾搭成奸。本来刘邦考虑自己常年征战在外，家里无人照应，让审食其帮着照料自己妻小的，谁想性欲难忍的吕雉却与他眉来眼去，日久生情，在家过起了“夫妻生活”。
　　后来，项羽把他们作为人质扣留时，吕雉与审食其仍同食同宿，外人竟然发现不了，故有史学家称吕雉不只是“毒妇”，还是“偷情高手”。
　　刘邦称帝后，吕雉还提请封审食其为“辟阳侯”，为刘邦同意。此后，两人“偷情”时，审食其在床上更卖力了，答谢吕雉为自己的努力。刘邦虽然是战场上的大丈夫，但在情场上则是戴绿帽的皇帝，后宫失守啊。
　　可叹的是，他死时也不知此事啊（也许是故意装着不知）！

刘邦与戚夫人的“一夜情”
                       

　吕雉给刘邦生了一儿一女，除了惠帝刘盈，还有鲁元公主。但吕雉好争风吃醋，在当了皇后后更做了许多“人做不出来”的事情，如把戚夫人制成“人彘”，成就了她中国历史上最毒“毒妇”的骂名。
　　刘邦是很有女人缘的，结婚之前就把一曹姓女人勾上手了，在婚后一样走桃花运。在与项羽争夺江山期间，前期老吃败仗，但却收获到了一个年轻美貌、后来影响后宫的女人——戚夫人。
　　得到戚夫人的故事很浪漫，说是有一次败给项羽后，连饭也没得吃，逃到一村子里遇见一个老人。老人姓戚，带着18岁的闺女在此躲避战乱。一见带兵的刘邦，老人吓得连忙下拜，并带他回家里弄菜弄酒给他吃。
　　刘邦见到老人的闺女，顿时动了心思，得知女孩尚未嫁人后，心中窃喜。老人看出意思，就说相面先生讲他闺女有贵人之相，难道遇到大王，就是她的前世姻缘？于是要把闺女许给刘邦为妻。
　　虽然说刘邦心里暗喜，考虑家有妻室，已有吕雉，也客气了一番才应下。据说，刘邦是解下自己的玉带作为定情之物，老人当晚便让闺女陪刘邦睡觉了，刘邦这第二位“老岳父”看来比今天的父母们还想得开呢。
　　但因为这次“一夜情”，戚家闺女从此跟定了刘邦，后来成为刘邦后宫的宠妃。
　　到此，刘邦已有了三个女人，一个情人曹氏，第一房妻子吕氏，第二房妻子戚氏。

刘邦后宫女人争风吃醋隐情
                      

　刘邦与吕雉的感情本来是不错的，她毕竟是打光棍时的发妻。
　　但在夺了天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吕雉比戚夫人大多了，戚与刘邦“一夜情”时，是才18岁的黄花大闺女，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之一；而吕当年是有嫁不出去之嫌的女人。年龄一大，吕雉自然就成了“豆腐渣”，年老色衰敌不过戚氏。两人分别当了刘邦的皇后和爱妃（夫人）后，就开始明争暗斗起来了。
　　起先戚夫人占上风，刘邦每次外出都由戚夫人陪侍，而把吕后丢在后宫。戚夫人长得漂亮，歌舞也好。乐得刘邦天天把美人搂在怀里，而冷落了吕后，渐渐刘邦与吕后之间的情感就出了问题。
　　本来已定下吕后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戚夫人却希望让自己10岁的儿子如意继位。刘邦也不看好刘盈，觉得性格不像自己，而如意却很聪明，有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当刘邦把自己废太子的想法拿到朝中商议时，如果不是有口吃的大臣周昌冒死力谏，戚夫人的阴谋差点就成了。
　　后来，戚夫人又多次向刘邦提出立自己儿子为太子的事情，但年老的刘邦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在吕后的精心策划下，太子的势力已形成，没有办法废了。年幼的如意被迫离开京城到三千里外的封地为王。
　　刘邦死后，刘盈继位，史称惠帝。贵为太后的吕雉卷土重来，“恶毒妇人心”显露了出来。她第一件事情是把“情敌”戚夫人罚为奴隶，让人用钳子把她的一头秀发统统拔光，搞成了秃子，罚她去舂米劳动，限每天要舂一石，如果少半升则要打她一百棍。
　　据《汉书》记载，自知命运不济的戚夫人悲从心中来：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相伍，相隔三千里，谁当使告汝？”
　　吕后闻讯，心生毒计，把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诱进京城，暗暗把他毒死了。如意死时是七窍出血，连已称帝的刘盈也于心不忍，大哭了一场，用王的礼仪将同父异母的如意葬了，谥号隐王。
　　但就这样还不解恨，吕雉最后用“人彘”之刑把戚夫人活活给弄死了。自己的兄弟死后，刘盈很悲伤的，但吕后竟然让他去看“人彘”表演。刘盈也不知“人彘”为何物，便跟着太监去看了，七弯八绕到一间厕所里，看到一个血人，四肢全被砍了，眼珠被挖了，剩下两个血窟窿，人还没有死，身子还能动，嘴一张一张的。
　　刘盈便问太监这是什么，一听是戚夫人，他差点被吓晕了。原来，吕雉对戚夫人下了毒手，施了酷刑后，又给她硬灌了药，让她听不见，不能语，半死不活地扔到了厕所里。惠帝因为受此惊吓，从此也不敢“治天下”了，终日饮酒作乐，仅做了七年皇帝就死了。
　　吕后的恶毒其实与刘邦有直接关系：他没有处理好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特别是在称帝后十分好色，纵欲，把宠爱全给了年轻美貌的戚夫人，让结发之妻吕后独守冷宫，从常理上讲，吕后对戚夫人怀有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戚夫人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也是感到刘邦死后自己的日子会很难过的，所以才希望刘邦废了刘盈。
　　刘邦在历史上是个十足的淫乱皇帝，他不仅十分好女色，性取向也十分混乱，还是个同性恋，或者说“双性恋”。他的男宠据说叫籍孺，刘邦经常与他同寝共枕。
　　刘邦的同性恋取向，可能与汉代人相信“美男破老”的习俗有关。道家养生有一种说法，年老男人与年轻的美少男同房可以延年益寿。
　　从这性事上可以看出，在女色节制方面，刘邦确实是不能与朱元璋相比的。

新媳妇为救朱元璋烫伤乳房
                       

　再聊聊朱元璋的后宫。
　　刘邦没有一个好的皇后，朱元璋的后宫却很幸福，自然是因为皇后马秀英的仁慈。因为马皇后的出现，中国帝王的后宫里才多了一位值得称道的女性。
　　在与马秀英认识前，朱元璋不像刘邦那样有前科，既无情人，也不游手好闲。他放过牛，做过和尚。因为瘟疫，家里的人全死光了。因为贫穷，父母哥兄死后只能用草席埋了了事。朱元璋成了孤儿，可以说家境比当年的刘邦差多了。
　　但就是这样，《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
　　“奋起淮甸，仗剑渡江，英贤云集，平伪汉，伐伪昊，定关中，廓清中原，遂平元都，混一海宇，不十年而成大业。”
　　与刘邦一样，朱元璋的妻室也是人家“送”的。不同的地方是，刘邦是名声不好，娶不到，朱元璋则因家里贫寒，娶不起。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朱元璋投奔郭子兴时，其时还是一个穷和尚。郭子兴是安徽定远县有名的土财主，因无法忍受元人的欺侮，在濠州发动起义。
　　收了朱元璋后，郭子兴常带他在身边，当亲兵用。
　　在智慧上，朱元璋与刘邦都有过人的地方。因为有勇有谋，才受到郭子兴的信任和器重，投奔两个月后，郭子兴与夫人张氏做主，将义女马秀英嫁给了朱元璋，这样也好拴住朱元璋的野心，让他忠心效劳。
　　马秀英是安徽宿州人，父亲名字不详，史书上只称“马公”，母亲叫郑媪，在马秀英很小的时候就死了。马秀英的父亲因为杀了人，从宿州逃到定远，把闺女托付给有交情的郭子兴，这样马秀英成了郭子兴的义女，寄养郭家。
　　后来，马父客死他乡，郭子兴待马秀英更如亲生闺女，据说亲自教她读书写字。马氏长大后，端庄秀丽，但天生一双大足，时人称天足，未缠过脚。因为这双脚，民间戏称马秀英为“马大脚”。
　　马秀英嫁给朱元璋后，很是疼爱自己这位小和尚出身的丈夫。据说有一次因为伤了郭子兴的面子，郭一气之下将他关了禁闭，也不给吃的。还是新媳妇的马秀英一听急了，从伙房偷了一个刚出锅的馒头送给朱元璋，路上碰巧碰到了义母张氏，便慌忙把馒头往怀里藏，结果把乳房都烫伤了，可见朱元璋与马秀英之间的恩爱程度。

朱元璋不再另立皇后之谜
                         

　正因为这样，朱元璋当皇帝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皇后马娘娘，生怕马秀英不高兴。而马氏因为恪守妇道，人品好，后宫嫔妃没有人不服，史学家称马氏是一个称职贤惠宽厚仁慈的正宫娘娘。史书上对马皇后多有褒言，《明通鉴》称：
　　后，宿州人，仁慈有智鉴，好书史，佐上定天下，恒劝以不嗜杀人为本。及册为皇后，勤于内治，暇则讲求古训，告六宫以宋多贤后，命女史录其家法，朝夕省览。……妃嫔、宫人皆厚待之。命妇入朝，如家人礼。爱诵《小学》，尝求上表章。上决事或震怒，辄随事微谏。虽上性严，为缓刑，戮者数矣。
　　从这段记载上可见，吕雉与马秀英是两个完全不能相比同论的皇后，一个恶毒，一个仁慈；一个不守妇道，搞乱后宫，一个恪守女道，稳定后宫；一个烦神，一个省心。
　　在这一点上，刘邦确实是不幸的，而朱元璋则是幸运的。马皇后为他生育了不少儿子，《历代陵寝备考》称，“后生懿文太子、泰王樉、晋王桐、成祖、周王”（注，有史书称马皇后不能生育，朱棣非其亲生），还为他的政事操心。
　　马皇后多次劝朱元璋：“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欲得贤人，共理天下。”如果不是马皇后，朱元璋还不知要滥杀多少人呢。而刘邦的皇后吕雉呢，则嫉贤妒能，为了坐稳自己的皇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朱元璋也深知自己妻子的贤能，在马皇后生病后，朱元璋为她请来了良医，还亲自送饭，亲手喂药，大臣也为她祷祀。《明通鉴》载，马皇后告诉朱元璋：
　　“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罪诸医乎？”
　　《国榷》也称：
　　后微时，依郭子兴家，事上备极艰苦。每佐征讨大策，补缝行间，虽贵极，谦素不渝。上或谴怒，辄婉辞。朝夕尚食，手剂之，其谨微类此。疾笃，不复饮药。曰：“药无益，徒为医者累”。
　　临死时，朱元璋问她有什么话留下，她说，“愿陛下求贤纳才，慎终如始。”洪武十五年，马皇后死了，时年51岁。当时朱元璋是泪如雨下，至死也没有再立一个皇后。
　　死后，朱元璋给马皇后很高的荣誉，谥之“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孝陵之名即由此而来。嘉靖十七年，加谥“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明史·后妃传》）。
　　

朱元璋到底碰过多少女人
                         

　老百姓有言，古代皇帝没有一个不好色的（除了小皇帝啊），此言有道理。虽然朱元璋与马秀英两人之间感情极好，但并不是说朱元璋的后宫生活就不丰富，朱元璋也是男人，是男人就喜欢美女，他性生活同样出色。
　　《明会典》称，“太祖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又有史书称是四十六嫔妃。不论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朱元璋死前碰过的女人不低于40名。
　　具体见《国榷》中记载，有昭敬充妃胡氏、成穆贵妃孙氏、淑妃李氏、安妃郑氏、庄清安荣惠妃崔氏、安妃达氏、碽妃、宁妃郭氏、惠妃郭氏、顺妃胡氏、郜氏、韩氏、余氏、杨氏、周氏、贵妃赵氏、贤妃李氏、惠妃刘氏、丽妃万氏，等等。
　　朱元璋对女人管理很严，甚至很残酷。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对他不忠，或如刘邦的老婆吕雉那样有“红杏出墙”之嫌，那必死无疑。民间有一种说法，朱棣非马皇后所生，其母亲是碽妃。但生下朱棣后，碽妃便受铁裙之刑惨死。
　　“铁裙刑”是中国古代男人惩罚不忠女人的一种酷刑：将铁片做成刑具，形如裙子，逼犯人穿到身上，然后把“裙子”放在火上烘烤。刑具受热，犯人的皮肉如被烙铁烙，其惨状不言而喻，结果可想而知。
　　碽妃怀孕不足月便产子，受铁裙之酷刑。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早产的女人？原来朱元璋怀疑她与人私通怀孕。当然，朱棣生母之死是一种民间传说，并不真实。但是，从中透露出朱元璋对待不忠女人的态度，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性生活态度决定历史形象
                         

　汉、明两朝的帝王们，在生活上都是很荒淫的，两朝都出了很多风流帝王、荒淫皇帝。如汉武帝“金屋藏娇”、汉成帝“牡丹花下死”、明武帝“豹房纵欲”、明世宗“炼丹恋色”。但是，朱元璋虽有众多嫔妃，连政治对手的女人也不放过，却独独没有“荒淫皇帝”的骂名，令人称奇。
　　刘邦不同了，同样是开国之君，民间则认为他是一位“流氓皇帝”。这到底为何？对性生活的态度决定历史形象。
　　刘邦与朱元璋历史形象的明显区别，也许还与他们各自的生理需要不同有关，不过最终还是各人在对待女色、对待妻子（皇后）态度上的不同所致。
　　刘邦一见吕后年老色衰，就拿结发妻子不当妻子了，而独宠戚夫人。朱元璋则不同，虽然马皇后生的是一双大脚，这在过去是很丑的女人，但朱元璋一直视之如贤妻。马皇后病了，他是“朝夕尚食，手剂之”。这种只能在寻常夫妻中才能看到的情形，出现在朱元璋的后宫中，实在是难得啊。
　　马皇后在朱元璋的女色消费上，也不是不管不问的，还是有节制的。但马皇后对朱元璋并不采取性控制的手段，让他专宠她一人（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允许、甚至鼓励朱元璋纳妃子，包括前朝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有人称是朱棣生母，后文会说此事）、朝鲜女人李氏、对手陈友谅的小老婆。如果是吕后，这些女人恐怕早给折磨死了。但马皇后却很好地理顺了这么多女人之间的关系，宽厚仁慈，同样难得！
　　家有贤妻旺夫啊。对于帝王来说，这道理是一样的。刘邦和朱元璋虽然都出身平民，但在史上留下了不同的评价，我想与两人皇后的优劣不无关系。但归根到底，还是与两人对性生活态度的不同造成的。
　　如果刘邦如朱元璋那样，性生活讲点规矩，对老婆善待一点，吕雉的行为或许也会收敛一些的。可能吕雉当年真的就是这样想的——你刘邦能乱搞女人，我为什么不能养汉？！
　　

古代帝王的体育休闲爱好
                        

　2008，是中国的奥运年，体育话题成为热门。虽然“体育”这一词语是外来的，但并不影响中国古代重视体能的事实的存在。体育在过去不被中国人重视，其实这是儒家理念给外界造成的一种误会。事实上，中国古人特别热爱运动，重视体能。不过，未能有古希腊那样，发明一种影响全球的运动会，确是遗憾。
　　在古代，不只民间喜欢运动，不少帝王也有体育休闲爱好，有的还是运动健将水平——
　　

举重之王——秦武王嬴荡
                         

　秦国后来能统一中国，与秦国多任国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秦武王便是其中的一位。史载，秦武王身高体壮，勇力超人，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这斗力就是举重，在古代也叫翘关、扛鼎，是中国古代军中最为流行的训练士兵体能的主要手段之一。
　　秦武王不只自己重视体育，对民间大力士也格外看重。凡是力气超人一等者，都会得到他的重用，招致身边，经常与他们一起比试比试。乌获和任鄙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便破例提拔重用。这就是《史记·秦本纪》（卷5）记载，“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
　　秦武王最后死在举鼎上，一次意外失手，鼎掉下来把他的右大腿砸断了，最后不治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在秦汉时期，举重也是民间强身的手段之一，西楚霸王项羽便是扛鼎冠军，力大无比，一般人举不过他，至今在其故里宿迁市，最有代表性的城市雕塑还是“项羽扛鼎”。
　　

足球皇帝——汉成帝刘骜
                         

　汉成帝是中国古代超荒淫皇帝中的一位，当了26年皇帝，最后在45岁时死于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的温柔乡中。除了好色，汉成帝对体育运动也十分喜爱。足球就是汉成帝的最爱，是中国古代一位名副其实的“足球皇帝”。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叫蹴鞠，这是中华始祖黄帝发明的。
　　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十六经·正乱》记载，黄帝在打败蚩尤后，活捉了他，对他处以极刑，“剥其皮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蹴鞠，就是现代足球运动的雏形。
　　到了汉代，这项运动在开国皇帝刘邦的提倡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了一批足球皇帝，如汉武帝刘彻。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成帝，因其太爱玩，体能消耗太多，加上夜夜不忘与美女性交，臣子担心伤了“龙体”，劝他少踢球。他表示，哪有玩球不费力气的呢，如果有不费力气的玩法就献上来。后来，《战国策》、《别录》的编撰者刘向给他献了“弹球”的玩法，类似一种纸上足球。
　　

围棋高手——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高寿皇帝之一，活了86岁，在今天也算是高寿（另见《梁武帝40年不近女色真相》一文）。萧衍能活那么大岁数，大概与其中年以后事佛戒色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自小重视体育煅炼。《梁书·武帝本纪》（卷1）记载，梁武帝“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
　　萧衍生下时，手心的纹路竟然是一个“武”字，这事真有点玄，但他“有文武才干”却是事实，其武术不凡，常人难敌。而萧衍最擅长的还有一手——围棋。
　　《南史·柳元景传》记载，“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这里的“恽”是柳恽，为柳元景的侄子，是当时的诗人，超一流的棋手，萧衍常与之对弈。棋逢对手，萧衍的水平可见一斑了。
　　

马球皇帝——唐中宗李显
                         

　李显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因为母亲的权力欲极强，在他当了皇帝不久，便被废了。武则天病死后，李显二度登基。李显显得很软弱，但却喜欢体育运动，如打马球、拔河比赛什么的，李显都感兴趣。李显擅长的是对抗性很强的马球运动，也是这项运动的热衷推广人，是位地道的马球皇帝。
　　马球，即古代的击球、打球，也称击鞠。所用球与蹴鞠所用之球相仿。《资治通鉴·唐纪·中宗》（卷209）记载：“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浇洒油以筑球场。”
　　因为皇帝喜爱打马球，引导了当时的运动风俗，驸马武崇训、杨慎用沥青浇筑球场，方便打球，大概也是讨其所好。后来唐代李姓皇帝多喜欢马球运动，与李显的影响不无关系。
　　唐玄宗李隆基便是马球场上的常客，能算是当时的马球明星，因此还一度荒废了朝政。宋朝有位名叫李公麟的画家为此画了图画，有诗人题写了《题明皇打球图》：“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
　　因马球比较危险，常有人在比赛中头颅被击碎身亡、因击鞠坠马死现象发生，有两位皇帝也因此升天，但马球虽然暴力，却未因此而受挫折。
　　唐灭亡后，马球仍受帝王们推崇，如宋太宗赵光义、明成祖朱棣，都是这项运动的健将。
　　

棍术鼻祖——宋太祖赵匡胤
                         

　凡开国皇帝，体育成绩都是不错的，如前面说的萧衍，后面要说的元太祖。而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位运动健将。《宋史·太祖本纪》记载，赵匡胤从小“学骑射，辄出人上。尝试恶马，不施衔勒，马逸上城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马腾上，一无所伤”。
　　赵匡胤小时候很调皮，不只因玩马摔破了头，还喜欢赤手空拳与人打斗，武术是其特长，武术中的三十二势长拳便是赵匡胤的杰作。更为著名的绝活是少林功夫中的强项——棍法。
　　少林棍法为赵匡胤所创，他本密不示人，一次酒醉后说漏了嘴导致泄密，死后只好将秘笈传给了少林寺武僧。
　　在赵匡胤、赵光义两位皇帝的影响和提倡下，北宋民间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到了南宋还有不小影响。很可惜的是，爱好武术的赵姓宋朝，最后没能抵挡住蒙古人的骑射。
　　

摔跤牛人——元太祖铁木真
                         

　元太祖铁木真，即常说的成吉思汗。蒙古人向来重视体能，凡男子都会摔跤，不会两下子会被人耻笑。至今仍很热闹的那达慕大会上，还会有摔跤表演。射箭、骑马、摔跤是过去蒙古男人必须拥有的三种本领，铁木真便是这方面的健将，样样皆精。
　　在古代蒙古族人中，骑射是最基本的战斗手段，毛泽东“幽默”成吉思汗时称他“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这历史背景。射箭是成吉思汗拿手好戏，摔跤也超强。
　　元朝在统一中国后，还曾专门设立了管理摔跤的机构，给摔跤冠军以物质奖励。而摔跤在中国也有久远的历史，远古时就有，其重量级人物便是被中华始祖黄帝打败的蚩尤。
　　梁朝任昉《述异记》称：
　　秦汉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
　　这“角抵”就是中国最原始的摔跤运动，后来还演变出了另一体育项目——相扑。
　　

投壶高手——明宣宗朱瞻基
                         

　“投壶”这个运动项目，现代不少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在中国古代相当流行。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礼记》中，便记载了“投壶”的玩法。简单说来，即是将箭投抛至酒壶内。起先是半礼仪活动，后来，这种活动在宴会上得到了推广，变成了一种体育娱乐活动。
　　由于投壶不需耗费太多的体能，受到了高贵者的欢迎，故而在上层贵族间颇流行。
　　与唐朝喜欢马球、宋朝崇尚武术相比，明朝不少皇帝在体育方面并无太多的特长，总体来说不明显，但玩投壶却是他们的一大喜好。
　　明宣宗朱瞻基便是投壶的高手，技术超人，因此被画家的眼睛捕捉到了，明画《明宣宗行乐图》中，便留下朱瞻基投壶的情景。
　　《金瓶梅》里，中国古代文学人物中第一等大淫棍西门庆，便擅长投壶，甚至往潘金莲的阴道里投。据考证，西门庆这一文学形象，影射的便是明武宗朱厚照。
　　

射箭神手——清圣祖玄烨
                         

　玄烨，即清朝的康熙皇帝。与现代人站在那儿射固定靶子不同，康熙的箭术可不简单，他是骑在马上射的，即谓骑射。古代射箭分骑射和步射两种，是过去中国军队中最原始最需要掌握的战斗技能。
　　可以说，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方面的神箭手，但以蒙古族、满族最具特色。在清代，射箭训练是八旗军的正常训练科目，每月要有六次训练。
　　在清帝王中，康熙的箭术是超一流的，在河北省易县境内有一座“三箭山”，海拔很高，有一次康熙经过时，举弓而射，连发三箭都射过了山顶，从那以后，此山易名三箭山。康熙的力气和武功过人，一生中，据说用弓箭和鸟枪，先后打死了153只老虎，此成绩非神手不可为。
　　文尾多说一句，如果要给中国古代帝王授予运动健将级别的话，想来上面说的八位都可能是！
　　

古代帝王死后神秘的殉葬
                         

　所谓人殉，简单地说就是以活人作为死者殉葬品的葬俗（葬制），以卑者殉尊者为常见。在中国古代帝王死后，人殉比较普遍，但在汉朝以后，此恶俗慢慢消失了，至唐朝则已非常罕见，接近废除。但到明代却死灰复燃，这古老的葬俗由此再添一层神秘。
　　明太祖朱元璋一生有两大备受史学界非议的地方，一是酷刑滥杀，二是恢复人殉。特别是后者，最为人不褒。
　　布衣皇帝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古代的殉葬又有何神秘？
　　

明太祖恢复活人殉葬恶俗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1398年闰五月初十，“（朱元璋）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继大位，史称建文帝。朱允炆七天后即将丧事处理完毕。其间，有一件事情非常让人痛心，就是有众多年轻美貌的嫔妃宫女从死。朱允炆遵遗诏,依古制，凡没有生育过的后宫嫔妃，皆令殉葬，另有若干宫女从死。具体殉葬是多少人，史上并无确切的记载。据明末人毛奇龄所著《彤史拾遗记》记载，“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宫人十数人”。
　　毛奇龄的依据是，朱元璋下葬孝陵后，朱允炆对这些生殉宫女的家属进行了表彰和封赏。“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宾、孙瑞、王斌、杨忠、林良、李成、张敏、刘政等，由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为本所千、百户，其官皆世袭。以诸人皆西宫殉葬宫人父兄，世所称朝天女户者也。”
　　另一可以证明朱元璋令宫内女人殉葬的有力证据是，朱棣将朱允炆赶下宝座，自己当了皇帝后，对侄儿皇帝在位时所为作了处理，连其年号也取消了，以朱元璋的“洪武”来替。
　　在讨论革除朱允炆在位时所授官员的职位时，有人建议一革干净，对“朝天女户”也不保留。朱棣不同意，将这些人家都作了妥善安排，“带薪上岗”，去看护孝陵卫，直到明亡方散。朱棣当时是这样讲的，“他们这几家，都是好职事。不动。通调孝陵卫带俸。”
　　这么多女人殉葬后，是葬于孝陵内，还是另择墓穴，目前考古仍未完全证实。但学术界认为，真正能陪同朱元璋一块长眠的不会太多，可能只有皇后马氏、成穆贵妃孙氏、宁妃郭氏等几个女人，其他应该是在孝陵附近择地祔葬。
　　明孝陵“申遗”前后曾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探测，发现这些妃子、宫女墓大体有三处，一是孝陵西侧的植物园内，二是明孝陵宫墙外西南角，三是孝陵右侧的区域——朱元璋让这些后宫女人死后还要围他一人来转，在阴间服侍他。
　　

吊死宫人三十余人殉朱棣
                         

　因为有朱元璋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帝王葬制中几乎消失的生殉制，在14世纪之后的中国，又死灰复燃，并流行了起来。接下来的朱棣死后，也是用活人殉葬，据说有30余位后宫佳人被勒死。对于活人殉葬的具体过程，虽然殉葬恶俗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但所记多不详，有详细描述的仅见朱棣后宫殉死的过程。
　　朱棣死后，关于嫔妃宫女殉葬的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嗣皇帝、朱棣的大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圈定了殉葬者大名单。“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
　　这段文字并不见于中国古代文献，出自《朝鲜李朝世宗实录》，盖因所殉嫔妃中有两位朝鲜选献的美女韩氏和崔氏。
　　“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殉葬仪式由朱高炽亲自到场主持的，与她们一个个话别，“褚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决。”韩氏在临殉前，就是不住地哭泣，她向朱高炽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年老的母亲能得到照顾，“谓仁宗曰：‘吾母年老，愿规本国。’仁宗许之。”
　　

进宫20天宫女也被处死
                         

　而在有明一朝所有殉葬宫妃中，当数才女郭爱的从死最令人伤心同情。郭爱进入明宣宗朱瞻基的后宫时间很短，仅仅20天后，只有38岁的朱瞻基就死了。知道自己要殉葬，郭爱仿楚辞写下了“绝命书”：“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郭爱是从朱瞻基的祖籍地安徽凤阳选进后宫的，本来是荣宗耀祖，无上光荣的事情，结果还不知是否让朱瞻基“幸”过她呢，就要殉葬。《史明·后妃列传》上有郭爱的记载，对她评价甚高，称“贤而有文”。
　　郭爱的“绝命书”当时影响很大，继大位的明英宗朱祁镇是朱瞻基的大儿子，他看到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死去，于心不忍，临死时留有遗诏，嘱废掉此恶俗，“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而止，后世勿复为”。
　　朱祁镇当皇帝时曾被瓦剌俘获，此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史中的一大耻辱，但因为罢殉葬一事，使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历史形象，历史对他这一举动评价甚高，《明史·英宗后纪》给他的盖棺定论是：“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明朝史学家当时即盛赞此举，时人王世贞在《奔州山人别集》中称：“此诚千古帝王之盛节。”
　　出于同情，朱祁镇还对为朱瞻基殉葬的宫人进行了表彰，理由是，“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
　　值得注意的是，除由已死老皇帝遗诏中指明要求殉葬的对象外，其他殉葬者一般都由嗣位皇帝圈定。朱祁镇是朱瞻基的大儿子，是继任者，郭爱当时早早地被结束了生命，“凶手”应该是朱祁镇。朱祁镇大概也是迫不得已之举吧。
　　

清太祖强令少妻殉葬
                         

　朱祁镇废除了帝王死后活人生殉制，但这一制度实际上到清朝也没有真正绝迹。清朝著名的殉葬事件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身上。努尔哈赤有一个比他小31岁的宠妃乌喇那拉·阿巴亥，她生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父亲满泰是海西乌喇部的首领。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时才12岁，而努尔哈赤是43岁。
　　老夫少妻，年轻漂亮，又富机智的阿巴亥，很快受到了努尔哈赤的青睐和宠爱，两年后就被立为大妃（相当于皇后）。阿巴亥先后为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即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四子多尔衮、皇十五子多铎。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病死，考虑到多尔衮、多铎与年轻的母后对汗位可能存在的威胁，他令阿巴亥殉葬，“俟吾终，必令殉之”。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为了打压多尔衮一派，就此将阿巴亥弄死。
　　阿巴亥为了保全几个儿子，盛装自尽，年仅37岁。实际上，除了阿巴亥以外，努尔哈赤生前的四位宫女也一块殉葬了。
　　据传，在清圣祖玄烨之前的清世祖福临、清太宗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一样，死后都有活人殉葬。一直到康熙年间，时御史朱斐上书：
　　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
　　玄烨于是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下旨，禁止奴仆随主殉葬。
　　从此，帝王死后的殉葬制才算真正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秦始皇死后创殉葬人数之最
                         

　人殉制在17世纪的中国消失了，但一个历史疑问却始终存在：朱元璋为什么在14世纪末恢复之？从中国丧葬史和当年的时代背景看，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实际上，中国古代帝王让生者从死，历史很长。让身边人殉葬，与可以随心所欲和他所看中的女人性交一样，也算是帝王们的特权之一，只不过是继任者替他完成的。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死后，殉葬者数量惊人，大概创造了历史之最。朱元璋的殉几十个人，与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嬴政人殉确切数字有多少，至今是谜，但可以推算出一个大概，称其有数千人并非不可信。
　　嬴政是位好色之君，史上有记载，他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也将六国后宫的女人们给“统一”了，全部充实到自己的后宫里面，即所谓“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其后宫女人数量之多由此可以想象出来。而这些女人，全都殉葬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记载：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从这段文字看，不只后宫女人从死，参与陵寝建设的工人也无一幸免，都成了“殉葬品”。
　　

秦王墓冢出土殉人骸骨184具
                         

　但人殉并非是在封建社会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始皇帝”的发明创造。秦国的人殉史，在中国古代是很出名的，《史记·秦本纪》（卷五）有这样的文字：“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从这段文字中可知道，秦武公死后，有66人殉葬。
　　但秦武公的殉葬人数还不是最多的，目前已知最多的是秦穆公。据近年公开的考古资料，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专家即着手对位于陕西凤翔县一带的秦公陵区进行考古，至20世纪80年代，历半个世纪才结束。
　　这项考古有多项重大的发现，其中“秦公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史学界，此大墓为秦穆公的墓冢。发掘过程中共出土殉人尸骨多达184具，与《史记》等书上所记的秦穆公殉人177基本接近，殉葬者之多令人惊讶。为什么会多出来，估计是当时现场临时杀掉的。
　　

人殉制出现在原始社会
                         

　主流观点认为，人殉制出现在原始社会。殉制在中国出现，并非以奴隶和战争俘虏为对象，而是以妻妾为开端的。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如在一度被认为是成吉思汗陵所在地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在这个旗的纳林塔镇朱开沟村曾发现了一个面积巨大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1974年至1984年十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这个村进行全面考古发掘。其中发掘出的一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引起考古专家的注意，墓内女人是屈肢侧身，脸朝男人。专家认为，这个女人是殉葬者，可能就是这个男人的生前配偶。
　　考古还发现，在年代大约公元前4040—前224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早期的墓葬有多人合葬，多人二次合葬，多为同性合葬，早期偏晚则已出现男女合葬墓。中期以后的墓地也发现男女合葬。经性别鉴定，这些男女合葬墓均为男左女右，一次入葬，其中一座中的男子还与一幼女合葬。考古界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一种非正常死亡，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同时死亡的，猜测是家长奴隶制下杀妾殉葬的遗迹。
　　后来的帝王殉葬者，绝大多数是被幸过的后宫女人，应该是古代早期这种妻妾殉葬习俗的遗留和继续。
　　

人殉兴盛于殷商衰于西汉
                         

　中国古代人殉现象在殷商时代最为突出，证据之一是目前的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发掘出的王冢贵族墓（殷墟墓葬），几乎座座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人殉数量少的几十，多的上千。概因当时用奴隶殉葬已成为一种葬制。上面提到的秦公大墓，也处于奴隶社会这样的时期。在进入周后，人殉现象才开始减弱。秦朝灭亡后，到了汉朝，殉葬之风衰败了。分析认为，秦王的残暴遭天下人共怨，加上当时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口剧减，从民间走出来的布衣皇帝刘邦意识到了人心和人力的重要，所以不再实行人殉，同时鼓励妇女多生育。但这一说法专家并不都是赞成的，刘邦死后是否有人殉也待考证。
　　刘邦之后禁止人殉，但不等于当时没有殉葬现象，实际上也没有绝迹。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从有人上书提出废除人殉制，可以看出当时人殉现象的广泛存在。时儒生董仲舒上书，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就是建议朝廷打击当时的人殉现象，这一建议得到了刘彻的重视，并影响到随后诸位皇帝的执政行为。史载，在汉宣帝刘询在位时，赵缪王刘元要求16个婢女从死，这一丑闻曝光后，刘元一族被取消了封国称号。
　　与当初抓住战俘就杀掉，到后来将之当作奴隶使用，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一样，汉朝反对人殉，也是一件值得大写特书的事情。但是，汉朝反对人殉，只是刘姓皇帝的观点。从一些记载来看，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走马灯般轮流坐庄的小皇小帝，并没有禁止人殉。即便唐、宋这样曾以官方形式禁止过人殉的大王朝，也有殉葬的传闻出现。
　　

少数民族殉葬现象不绝
                         

　而同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下，人殉制仍相当盛行。如北方的匈奴，人殉不绝。蒙古在进入铁木真（成吉思汗）时代时，其社会形态仍处于奴隶社会，比中原的封建社会要落后多了。1227年8月成吉思汗死后，就有大量活人殉葬。
　　时马可·波罗所闻，成吉思汗死后，“在运送灵柩的途中，护送的人要将途中遇到的所有的人杀死作为殉葬者，并对他们说：‘离开现世到阴世去服侍你们驾崩的主人吧’”、“当蒙可汗的尸体运往阿尔泰山时，护送的兵马沿途杀死了将近两千人。”
　　除了这些不幸的殉葬者外，还有40名生前服侍过成吉思汗的美女，与他生前骑过的战马一道，被活活杀掉殉葬。
　　此后的元朝皇帝死亡后，多少都有活人殉葬。
　　而朱元璋恢复人殉恶俗可能是受到了蒙古人影响，加上人殉在中原民间并没有完全绝迹，朱元璋重新祭起人殉，就有了一种可然。可见，朱元璋的“人性倒退”是有历史背景的。
　　

处死殉葬者的种种恐怖手段
                        

　最后，简单交代一下让殉葬者结束生命的方式。可以说，人殉是野蛮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有些人并非被动殉葬，而是主动自杀从死。如为努尔哈赤生殉的四位宫女，就是自愿从死，而不像大妃阿巴亥那样是被逼的。
　　在早期能为尊者殉葬是一种待遇和荣耀，所以主动殉葬结束生命的方式很简单，是自杀；被动殉葬者结束生命的方式自然就是他杀了。
　　但他杀的手段却不会是一种，而且都是秘密处死。
　　现在古籍上明确有记载的处决殉人的手段，见于朱棣死后，采取“吊死”殉葬者的方法。这在上文已有详细文字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有一点是，在吊死前，主事者都会给殉葬者安排一顿美食，身份高者单独送到房间，身份低的一般集中一块，集体聚餐。这“最后的晚餐”相当丰富，但由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恐怕谁也无心食用的，多半情况是泪流满面，现场哭声震天，史书记载朱棣的殉葬者即如此。
　　除了逼其吊死，将殉葬者“毒死”，也是常见的手段。
　　朱元璋的殉葬宫妃是怎么处死的，有人说是太监将她们吊死的。但民间另有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给被选定宫妃强行灌食水银。水银剧毒，食后立马即死。
　　为什么使用水银？据说被水银毒死的殉葬者，其尸体长久不腐，多年内仍栩栩如生。尸体不腐现象，在中国盗墓野史上多有记载。如汉宣帝时广川王刘去，是一个盗墓成性的恶人。有一次去盗掘幽公冢，打开墓室后发现，墓内有一百多具尸体，互相枕压叠加在一起，但奇怪的是没有一具腐烂。
　　可以推测，这些女人都是殉葬者，历几百年尸体不腐。此事记载于晋人葛洪撰编的《西京杂记》，殉葬者的样子与被水银毒死的说法颇相似。
　　还有一种是“活埋”，将殉葬者手脚捆住，摆成一定姿势（造型），随即快速埋土。
　　为了让殉葬者失去反抗能力，有时会使用麻醉剂一类的东西，让其“安乐死”。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的殉葬女性四肢存在被绳索捆绑的痕迹，这应该是当时被强行殉葬的。
　　有的殉葬女人屈肢侧身，脸朝男性，则是死后（也可能未死）被摆弄成的姿态，是一种造型，自然死亡者是不可能有那种“规定动作”的。1987年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为一身高约1.84米的壮年男子，仰身直肢葬，头南足北。墓室的东、西、北三个不同方向有三个龛室，内各有一具小孩的尸骨，朝向不一。
　　这三个小孩专家认为就是殉葬，被活活弄死后摆出形状的。
　　当然，结束殉葬者生命的方式很多，最直接，也是最省事的手段当是“砍头”，直接将殉葬者带到墓地，就此弄死。但这种手段为后世弃用，原因是，不能保留全尸体。后世讲究全尸，猎杀方式就不会是砍头了，直接将其放血刺死。
　　所以，砍头多在早期或人牲中使用，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墓穴考古中，时常会发现殉葬者的头被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而尸身则另摆一处，推测生前遭砍头。
　　还有一种，古人筑墓有用人头作祭的习俗，在墓穴开挖的不同阶段，都会将人头与猪头狗头一样砍下来，当作“牲”来作祭。
　　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殷墟M1001号墓冢，殉葬者超过164人，与墓主同穴有96人。附近有大片祭祀坑内有大量的人体骨架，全部尸首不全，这些殉葬者被结束生命时都应该是砍头。WKGM1号墓，墓室内有规则摆放着34颗人头，这些都是殉葬者的头颅，也应该是遭砍后葬入的。
　　

皇帝老婆死后丧葬秘闻
                        

　皇帝的老婆死后怎么办丧事？这个问题比较冷，但不少人好奇。实际上，各朝在这方面都有规定，从各朝史书中的“丧礼”记录上，都能查到。这里以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乾隆皇帝两人的皇后的丧事为例，来简单聊一下。
　　

明代丧仪规定禁止民间杀猪
                        

　笔者曾在《刘邦与朱元璋的“夫妻生活”揭秘》一文中谈到，朱元璋与大脚皇后马秀英的夫妻感情相当深，在马皇后生病期间，朱元璋亲自端水喂药什么的。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五个年头，马皇后死了。
　　朱元璋对结发妻子马皇后的去世甚为悲伤，连朝政也不理了。马皇后去世时才51岁，在皇家那么好的条件下，她应该能多活几年的，但生死难料。
　　朱元璋对自己的丧事都要求从简，在交代自己的后事时说，“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但在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在给她办丧事时，采用的规格相当高，当然，这与马皇后是“国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马皇后有深深的感情。
　　据《明通鉴》记载，马皇后死后，她丧事的仪式体例大体引用了上朝，即宋朝皇后死后办丧事的一套：“凡内外百官，仍循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日而除。”
　　过去讲要守孝三年，实际上只有27个月，马皇后的“以日易月”，将守丧期大大缩短为27天，但也比朱元璋自己的“三天皆释服”长出了24天。
　　朱元璋给马皇后的丧仪都定了哪些规矩？大概有“十六条”。《明会典》的记载如下——
　　1.闻丧次日，文武百官素服行奉慰礼。
　　2.在京文武百官于闻丧之次日清晨，素服诣右顺门外，具丧服入临，临毕，素服行奉慰礼，三日而止。
　　3.文官一品至三品、武官一品至五品命妇，于闻丧之次日清晨，素服至乾清宫，具丧服入临行礼，不许用金、珠、银、翠首饰及施脂粉。丧服用麻布盖头、麻布衫、麻布长裙、麻布鞋。
　　4.在京文武百官及听除等官，人给布一匹，自制丧服。
　　5.文武官员皆服斩衰，自成服日为始，二十七日而除，仍素服。至百日始服浅淡颜色衣服。
　　6.在外文武官丧服，与在京官同。闻讣日于公厅成服，三日而除。命妇丧服与在京命妇同，亦三日而除。
　　7.军民男女皆素服三日。
　　8.自闻讣日为始，在京禁屠宰四十九日，在外三日。停音乐祭祀百日，停嫁娶官一百日、军民一月。
　　9.上册谥祭告太庙。
　　10.发引，文武百官具丧服诣朝阳门外奉辞。神主还京，文武百官素服迎于朝阳门外。回宫百官行奉慰礼。
　　11.卒哭行拊庙礼。
　　12.百日辍朝，祭告几筵殿。百官素服黑角带，诣中右门行奉慰礼，命妇诣几筵殿祭奠。
　　13.凡遇时节及忌日，东宫亲王祭几筵殿，及诣陵拜祭。
　　14.小祥，上素服乌犀带，辍朝三日。是日清晨，诣几筵殿行祭奠礼。东宫、亲王，诣陵拜祭。京城禁音乐三日，禁屠宰三日。百官前期斋戒，至日素服黑角带，诣后右门进香，毕，行奉慰礼。是日，外命妇诣几筵殿行进香礼。
　　15.东宫、亲王熟布练冠九，去首，负版辟领衰，如朝见上及受百官启见，青服、乌纱帽黑角带。皇孙熟布冠七，去首，负版辟领衰。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及皇孙女，熟布盖头，去腰。宗室、驸马，服齐衰三年，练冠，去首。
　　16.大祥，奉安神主于奉先殿，预期斋戒告庙，百官陪礼毕，行奉慰礼。各王国，禁屠宰三日，停音乐三日。
　　从中可以看出，马皇后丧事的规矩特别多，而且很细，王公大臣要为马皇后披麻戴孝，普通老百姓也不能乱来，要求“自闻讣日为始，在京禁屠宰四十九日，在外三日”。
　　这条规定就是民间所说的，明代皇家发生丧事，老百姓不能杀猪的由来。
　　“停音乐祭祀百日，停嫁娶官一百日、军民一月”。还好，不能办喜事这一条当官的要在一百天后，对普通人家放宽了政策，只要一个月。
　　皇后死了，王公大臣都要披麻戴孝，这也是古代皇家丧仪的规则，历代如此。
　　马皇后是八月初十病死的，9月葬。而有点神秘的是，在马皇后下葬的当天，竟然发生了怪异反常的天象。
　　据明代文学家徐祯卿在《翦胜野闻》一书中记录：马皇后的灵柩准备运往南京东郊的孝陵下葬那天，是狂风骤雨，闪电雷鸣，天气极其糟糕。对于九月时节的南京来说，这是十分反常的，搞得朱元璋很不开心，疑神疑鬼的。
　　《翦胜野闻》中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时太后既崩，临葬日，大风雨震雷电，太祖甚不乐。”于是，朱元璋让人找来了和尚宗泐，让宗泐给马皇后念经超度一下，以让她高高兴兴地归葬孝陵。宗泐口中念念有词：“雨降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说也来怪，宗泐胡嚼完了，天也一下子晴了，“顷忽朗霁，遂启灵辆”。朱元璋龙颜大悦，“诏赐白金百两。”
　　在过去，民间死人的人家有条件的会请僧人做道场，皇家遇到这种国母升天的事情，也会有和尚身影的，给死者亡灵超度的规模会更大。如朱元璋这般，在马皇后下葬时所为，比较少见。
　　

清代要求女人不要戴耳环
                        

　清高宗弘历与富察氏也是一对好夫妻，富察氏死后也享受了高规格的丧仪。清高宗即清朝著名的高寿皇帝——乾隆，富察氏14时嫁给15岁的他。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三月，富察氏随乾隆南巡时死于途中，时年36岁。
　　乾隆很是伤心，在大运河的宝船上，写下痛悼爱妻的挽诗——
　　恩情廿二载，内治十三年。忽作春风梦，偏于旅岸边。圣慈深忆孝，宫壶尽钦贤。忍诵关睢什，朱琴已断弦。夏日冬之夜，归于纵有期。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棉服惊空设，兰帷此尚垂。回思想对坐，忍泪惜娇儿。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绝伦轶巾帼，遗泽感嫔嫱。一女悲何恃，双男痛早亡。不堪重忆旧，掷笔黯神伤！
　　富察氏去世当天，向天下公布了噩讯——
　　皇后同朕奉皇太后东巡，诸礼已毕，忽在济南微感寒疾，将息数天，已觉渐愈，诚恐久驻劳众，重廑圣母之念，劝朕回銮；朕亦以肤疴已痊，途次亦可将息，因命车驾还京。今至德州水程，忽遭变故。言念大行皇后乃皇考恩命作配朕躬，二十二年以来，诚敬皇考，孝奉圣母，事朕尽礼。待下极仁，此亦宫中府中所尽知者。今在舟行，值此事故，永失内佐，痛何忍言！昔古帝王尚有因巡方而殂落在外者，况皇后随朕事圣母膝下，仙逝于此，亦所愉快。一应典礼，至京举行。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妻子死了，丈夫一般是不穿孝衣的，但乾隆给富察氏穿了白孝服，还辍朝九日。大臣们自然也要给自己主子老婆的死去而披麻戴孝。
　　当时，按照总理丧仪王大臣所议“有例不灭，无例不兴”原则，定出丧制——
　　1.皇帝辍朝九日，仍循以日易月之制，服缟二十七日；
　　2.妃嫔、皇子、公主服白布孝服，皇子截发辫，皇子福晋剪发；
　　3.亲王以下，凡有顶戴的满汉文武大臣一律百日后才准剃头；
　　4.停止嫁娶作乐二十七天；
　　5.京中所有军民，男去冠缨，女去耳环。
　　富察氏丧仪规矩也很多，比明朝更严的地方是连头都不能剃了，后来成为清朝的惯例。但总体规格低于朱元璋妻子马皇后的丧事标准，没有达到真正的“国丧”级别。
　　据说，责办丧事的总理丧仪大臣，担心乾隆不高兴，决定向明朝“援引宋例”的方式学习，效仿明例，放弃本朝《会典》，而援引《大明会典》所载皇后丧仪，联衔奏请外省一律照京师治丧。
　　乾隆很快同意了。于是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谕旨之日为始：
　　1.摘除冠上的红缨；
　　2.齐集公所，哭临三日;
　　3.百日内不准剃头;
　　4.持服穿孝的二十七天内，停止音乐、嫁娶；
　　5.一般军民，则摘冠缨七日，在此期间，亦不嫁娶，不作乐。
　　从上面两例可以看出，皇帝的老婆死了，与民间一样，也是当成一件天大的事情来办的，但丧仪的规格十分严密。
　　一般情况下，皇帝的老婆死了，皇帝本人都会十分重视的，就是夫妻情感不是太好的，也会隆重操作。虽然死人已不知道了，但可以安慰活人，办给活人看的，以显自己对皇后深厚的感情和皇家礼仪之威。如果夫妻之间感情如朱元璋马秀英这般恩爱的，自然会更多一番规矩！
　　

梁武帝40年不近女色真相
                        

　中国的皇帝都好色，这是事实，但也有一位皇帝以高寿和不近女色闻名，他就是梁武帝萧衍。《梁史》记载，萧衍“五十外便断房室”，天监十二年(公元513)，萧衍始“不与女人同屋”。如果以他86岁去世来算，近40年没有碰过女人。
　　梁武帝真的是四十年不近女色？你相信吗？如果是，他“禁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老问题，但需要新的解释。
　　

萧衍是如何当上皇帝的
                         

　从史料上看，萧衍精通武术，又是文学大家，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武双全”帝王。萧衍小名“练儿”、“阿练”。生于公元464年，死于公元549年，终年86岁，与乾隆皇帝一样，系中国古代仅有的几位高寿皇帝之一。作为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中梁的开国皇帝，萧衍的智慧和才能非同一般。史书称“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
　　据说，当年20刚出头的萧衍在权臣王俭手下谋事，王俭懂点相面之术，看了萧衍的面相后说，“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
　　果然，萧衍“三十内”的最后一年，即39岁那年（公元502年），齐帝萧宝融禅位于他，都城仍设在建康（今南京市）。实际上萧宝融哪是什么禅让啊，完全是让萧衍逼的。
　　在包围台城后，萧衍策划斩杀了东昏侯萧宝卷，把齐明帝萧鸾的7个儿子杀掉5个。未杀的一个化装逃到北魏了，另一个是哑巴，废人。被临时扶上来的萧宝融能不怕吗，但禅位后很快还是被杀了。
　　

萧衍是个称职的皇帝吗
                         

　萧衍禁欲，“不与女人同屋”，后宫那些女人都弄哪了？史载，除贵嫔丁令光留在京城外，其他嫔妃都让萧衍撵走了，跟各自分封在外的儿子去一起住了。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除未能成年而夭折者，多为荒淫男人。不少人因此认为，萧衍是一个好皇帝，难能可贵。
　　实际上，萧衍被神化了，或者说现代有学者在为他“翻案”，其实萧衍也是一个荒唐的皇帝。时处中国南北分裂状态，在南强北弱的背景下，萧衍曾多次“北伐”，也终没有打败北魏，“收复失地”。
　　当时北方势力曾一度四分五裂、群龙无首，如果萧衍是如乾隆那样的圣明君主，凭南朝的实力，统一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等到50年后隋文帝杨坚的出现。萧衍不只自己没有做好皇帝，搞出了”出家秀“等多重闹剧，家风也让他治理得一塌糊涂。
　　萧衍当了皇帝后，淫乱后宫显得迫不及待，虽然没有宋度宗赵禥刚当皇帝那样，一夜召幸30女的记录，但也很厉害，可以说与东昏侯萧宝卷一样地“昏”，整日花天酒地。
　　

垂涎前朝后宫的小脚妃
                         

　南朝皇帝多奢侈腐糜。《南史·齐本纪下》（卷5）记载，东昏侯的后宫美女如云，佳丽多多，其中有一个叫潘玉儿的妃子最受宠。当年，萧宝卷为了讨好潘妃，大修宫殿，并对居所阅武堂内诸殿进行了超豪华装修。潘玉儿所经之路，皆铺上雕凿有莲花文饰的纯金地板，称是“此步步生莲华也”。据考证，中国古代女子裹小脚的习俗就是仿潘玉儿的“三寸金莲”而来。
　　萧衍当了皇帝后，没有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的魄力，却学起了嬴政悉收六国后宫美女的做法，把住处搬到了当年萧宝卷作乐的地方，把萧宝卷的后宫美女也“收”了下来。
　　这里有一个挺香艳的故事。听说潘玉儿最漂亮，萧衍早就垂涎三尽，希望霸为己有。现在当了皇帝自然不会放过潘玉儿。大将王茂觉得不对劲，力谏萧衍，称潘玉儿不是一个好女人，是个祸害，“亡齐者此物，留之将恐贻外议”，萧衍这才不得不把潘玉儿勒死。
　　后来，萧衍又看中萧宝卷后宫的二号美女余妃，幕僚范云赶紧劝他别乱来，称余妃也不是好女人，“时纳齐东昏侯余妃，颇妨政事”。正是壮年的萧衍欲火中烧，根本不听，后来王茂一起劝才罢。
　　但萧衍还是没有放过萧宝卷后宫里的其他女人，喜欢的都揽入怀中。
　　

淫乱人妻又霸占人子
                         

　萧衍身边的女人中，给他生了孩子的，除了原配郗徽外，少说还有7位女人（未生育的不计）：贵嫔丁令光、淑媛吴景晖、淑仪董氏、充华丁氏、修容阮令嬴、葛氏等。其中的吴景晖、阮令嬴即为萧宝卷后宫里的女人，这两个女人还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即次子萧综、七子萧绎。这个萧综，风流之外还弄出了两起盗墓故事，这里顺便说说。
　　原来，萧综是萧宝卷的遗腹子，吴景晖在成了萧衍女人7个月后生下了这个儿子。萧衍一直把萧综当亲生儿子，并悉心栽培、委以重任，既霸占人妻，还霸占人子。但在萧综十五六岁时，吴景晖却把秘密告诉了儿子。
　　萧综不相信自己的老爸是萧宝卷，便盗开了萧宝卷的坟墓，挖出尸骨，“滴血认亲”。《梁书·列传第四十九》（卷第五十五）是这样记载的：“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
　　萧综仍不相信，又残忍地杀害了一名不相干的男子，进行“滴血试验”，看结果的异同。在证明自己与萧宝卷是“父子关系”后，萧综就怀有二心，“自此常怀异志”，主动提出到边远的、别人都不想去的地方去任职服役。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北伐，萧衍任命萧综为主帅，坐镇徐州。结果，心怀二志的萧综，竟然与北魏密约，弃军叛逃，梁军大败，北伐严重失利。萧综入魏后，声明自己是齐室之后，萧宝卷的儿子，并改名“萧赞”。萧衍听说后气得要死，虽然觉得很丢人，但拒不承认事实，哭着说萧综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萧综所言是疯话。
　　时人都在背后笑话这件事。有人奏请削去萧综的官位属籍，禁止萧综姓“萧”，改姓“悖”。但很快萧衍又下诏恢复了萧综的一切。萧综死后葬在魏境内，萧衍却不死心，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儿子”。大同四年（公元538年），萧衍让人去墓盗，把萧综的尸骨弄了回来，以皇子之礼，袝葬在今江苏省丹阳市境内的萧氏家族墓地。
　　萧衍与齐系萧道成、萧鸾、萧宝卷都是本家，齐、梁之争其实是“家族内讧”。但最为不耻的地方并不是夺人江山后又夺妻女这点，而是萧家的乱伦，萧衍本人就险些命丧“乱伦之祸”。
　　

家风糟糕子女间乱伦
                         

　俗话说，上梁不正才下梁歪。萧衍那么荒淫，“家里人”自然看在眼里，上行则下效。萧衍共生了7个儿子、8个女儿。萧衍这一支脉，在他当了皇帝后，其弟其子，甚至其女，多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最为不伦的是萧衍的大女儿、永兴公主萧玉姚，竟然和自己的亲叔叔，即萧衍的同父异母弟弟萧宏通奸，当起了“夫妻”。
　　担心事情败露，萧玉姚一不做二不休，与萧宏密谋，企图杀掉自己的老爸，计划事成后萧宏当皇帝，她当皇后。萧玉姚亲自布置谋杀，安排值班宫人藏刀行刺。结果未遂，行刺者当场被擒获。
　　昏的是，萧衍明知这事是萧玉姚和萧宏两人干的，却瞒了下来，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萧宏不仅没有被诛杀，病重期间，萧衍还亲自去探视慰问他。
　　

五十事佛后又生女儿
                         

　聊到这里，大家对萧衍这个皇帝应该可以分辨出个大概了。那么，萧衍真的是四十年不近女色吗？如果真是，又是为什么？史家通常的观点是萧衍五十岁以后，“一心事佛”，所以才“禁欲”。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最小的女儿长城公主就是他五十多岁时生的，据《建康实录》（卷17），萧衍到59岁才“断房室”，而此时，萧衍已信佛多年也。
　　而在过去，这么大年纪的男子“断房室”应该有生理和健康上的原因，不可能是因事佛所致。这一点，其实是萧衍自己透露出来的。
　　萧衍在《净业赋》里有这样的话：“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馀年矣。於时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刘澄之云，澄之知是饮食过所致。答刘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刘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摇头云，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
　　可见，萧衍在当了皇帝后，得过一场病。起初以为是吃得太好，“饮食过所致”，后来姚菩提判断是女人玩得过多，纵欲过度的原因，即所谓“房室过多，所以致尔”。
　　皇帝（或者说一般男人）对待女色的态度多如汉成帝刘骜那样，“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从萧衍前期的放纵行为看并未免俗，他前期信奉道教，把行房看成是一种保健项目。在当了几年皇帝后，又改信佛教，但改食素食却不回避性生活，仍贪恋女色。
　　这样，吃不好，却“干得多”，风流快活的同时，身体不弄成空壳才怪呢。时臣谢朏、孔彦颖等劝萧衍不要吃素了，恢复正常的帝王饮食，但未被接受。
　　

禁欲，是因为有难言之隐
                         

　“万寿无疆”，是所有帝王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取风流还是赌长寿，萧衍选择了后者。广东嘉应学院中文系教授赵以武有一种观点，认为，从佛教“除二障”(“二障”即“杀害障”、“欲恶障”)的戒律中，萧衍“始知归向”，蔬食而外，并断房室。归根结底，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所谓“行人之能行者”，乃寻求长寿之新途径。
　　这种观点颇有道理，萧衍“四十年不近女色”的最初原因应该就在这里。果然，不过性生活，不杀生之后，他的健康问题解决了，脑子也不发昏了。用萧衍自己的话说是，“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除此二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
　　帝王有幸遍天下美女之特权，萧衍“四十年不近女色”，其真相不要说现代学者，就是时人恐怕也说不清。前面说过，在过去如萧衍那么一大把年纪的人“断房室”，应该有生理和健康上的原因，最初不可能是事佛所致。这一点，萧衍也承认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理和健康原因？女人常挂在嘴边的调戏男人的一句话，“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除他那个不行了”。套用此观点来解释，作为一个皇帝，如果萧衍真的是40年不过性生活，就是“下半身”问题，直接说来就是性功能不行了，有障碍，而非一心事佛可作全部解释的！在生育了最小的女儿长城公主后，已经五十多岁的萧衍因性生活过度，即便是壮阳药也不管用了。
　　这可不是胡乱猜测，从萧衍在《净业赋》所述可知，当时发现这秘密的姚菩提（萧衍否认姚知道他的“病情”）给萧衍开出了一种药丸，可以想见，这种药丸不会是一般的滋补药物，必有壮阳强身的作用。但“服之病逾增甚”，治不了“四体小恶”，可知萧衍这“小恶”并非一般的毛病，笔者推测是性功能不行了，患了前列腺炎，搞不好就是男人最忌讳的阳痿。
　　萧衍知道自己不行了，干脆“出家”，当个干净皇帝，还落个长寿，遂至死不再碰女人。这，大概是萧衍“禁欲”的最初真相吧，也是他五十岁开外突然改变信仰，放弃道教，信奉佛教的一种新解释。
　　

明代朱姓皇帝好色之迷另解
                         

　明史热成为眼下一景。在清代的皇帝被写滥之后，明代帝王又被集体抬了出来，而其中明世宗朱厚，即嘉靖皇帝更成小说家笔下的热门人物。其实明代以后的文人，对嘉靖就很感兴趣，这方面的书很多。嘉靖在位时间长达45年，虽然政治上没有作为，治国无方，但他是一位风流帝王、道士皇帝，故事多，有趣，好玩，可读性强，确实是一位玩主级的人物，有学者直接骂嘉靖是位混蛋皇帝。
　　实际上，无不好色皇帝。汉皇、唐皇更厉害，但明朝皇帝好色得有特点。
　　

皇帝险遭宫女勒死真相
                         

　史家认为，嘉靖暴虐不仁，喜怒无常，好色无比。其好色风流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中是出了名，因为好色，险些被宫女勒死，即所谓“壬寅宫变”。史书上记载：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十几个宫女趁朱厚熜熟睡时打算把他勒死。先是杨玉香把一条粗绳递给苏川药，这条粗绳是用从仪仗上取下来的丝花绳搓成的，苏川药又将拴绳套递给杨金英。邢翠莲把黄绫抹布递给姚淑皋，姚淑皋蒙住朱厚熜的脸，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邢翠莲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苏川药和关梅秀分别把住左右手。刘妙莲、陈菊花分别按着两腿。待杨金英拴上绳套，姚淑皋和关梅秀两人便用力去拉绳套。眼看她们就要得手，绳套却被杨金英拴成了死结，最终才没有将这位万岁爷送上绝路。宫女张金莲见势不好，连忙跑出去报告方皇后。
　　前来解救的方皇后也被姚淑皋打了一拳。王秀兰叫陈菊花吹灭灯，后来又被总牌陈芙蓉点上了，徐秋花、郑金香又把灯扑灭。这时管事的被陈芙蓉叫来了，这些宫女才被捉住。朱厚熜虽没有被勒断气，但由于惊吓过度，一直昏迷着，好久才醒来。
　　

采处女经血炼丹药经过
                         

　为什么宫女会这么恨自己的主子？皆因他淫得没有人性。嘉靖对待自己的皇后都没有人性，三位皇后或被其折磨死，或打入冷宫。对待出身低贱的宫女更不用提了，在政期间，仅被他下令打死的宫女就有200多人。朱厚熜还用酷虐宫女的方法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这在中国宫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朱厚熜后期迷信方士，尊尚道教，自称“真君”、“仙翁”、“帝居”等，在宫中遍设坛场，一心修玄，渴求强身长寿。
　　当时炼制此类丹药的最流行方法是“秋石”和“红铅”，前者采用童男小便，去其头尾，收其中段，加药熬炼而成，后者系收取处女经血加药拌和、焙炼而成。
　　为了炼制红铅，朱厚熜信用道士，用摧残宫女身心甚至残害其生命的方法，不顾一切地采取炼丹的原料——经血，以炼制长生壮阳丹。嘉靖中叶以后，朱厚熜曾三次大规模选择民间幼女入宫，每次数百人，“供炼药用也”，道士称是“采阴补阳”——“壬寅宫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
　　

皇帝游幸连寡妇也不放过
                         

　2004年8月22日，中国第十届明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明孝陵召开。笔者在会后曾就此话题请教了多位明史专家，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朱子彦，提交的《论明代的采选制度与宫人命运》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对明史有专门研究的朱子彦特别谈了明代皇帝后宫内的风流故事。
　　朱子彦当时举例谈了朱姓皇帝的荒淫。传位于朱厚熜的，是嘉靖的堂兄弟明武宗朱厚照，同样以风流出名。因荒淫过度，他31岁就死了。
　　朱厚照多次到各地巡游——
　　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凡武宗车驾所到之地，近侍预先掠取良家女以备召幸，有时多达数十车。正德四十年十二月，武宗巡幸扬州，先遣太监吴经到扬州四处搜寻美貌少女。吴经暗中记着城中少女和寡妇所住的街巷房屋，待到半夜，打开城门，传呼圣人驾到，命市民燃烛接驾，吴经乃率人闯入少女、寡妇之家强行抢夺，“寡妇无人幸免”。
　　在明代皇帝中，最早一个与最后一个，即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朱由检，对女色还是节制的，其他皇帝在女色上多比较随便，特别是后期几个，简直荒淫到顶。
　　

明成祖朱棣曾经患上阳痿
                         

　朱姓皇帝为何“集体好色”？难道朱元璋的后代性欲超强？非然。实际上明皇的性功能一直是受到史学界怀疑的。明代皇帝喜欢广招天下美女进宫，但他们到底能不能都幸遍后宫，是个疑问。如成祖朱棣，后宫佳丽多多，甚至要求当时的属国朝朝朝贡美女。
　　但根据吴晗主编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4）记载，明成祖的性功夫并不咋样，还曾患过阳痿。
　　朱棣患难言之隐的故事里，有一个十分恐怖的杀戮宫女事件。
　　当时，朝鲜进贡的美女权氏受宠。《明史·后妃传》说“权氏，朝鲜人。永乐时，朝鲜贡女充掖廷，妃与焉，帝爱怜之，七年封贤妃。”
　　朱棣去亲征蒙古，都会带着权氏。但却红颜薄命，权氏竟然死于征途上。本对朝鲜宫女有嫉妒之心的汉女吕氏，借机诬告对她不友好的朝鲜同姓吕氏，称其勾结太监和银匠，在权氏的茶里下了砒霜，毒死了权氏。
　　朝鲜宫女吕氏遭酷刑，被绑在烙铁上，像烤羊肉那样烤，被折磨了一个月才让断气。这次，包括朝鲜吕氏在内，有数百名宫人遭杀。
　　十多年后，朱棣又起杀心，将2800名宫女活剐了。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汉吕氏与太监鱼氏私通，结为“对食”（夫妻），朱棣发现后并未责怪他们，但他们害怕，双双上吊自尽了。
　　朱棣让人把相关侍婢全部抓起来审讯，问这是怎么回事情。女人哪能受到大刑，为求速死，不少人便谎称要行刺皇帝。结果，麻烦大了，不只这些侍婢被杀，还连累了大批宫女，即朝鲜史书所称的“凡连坐者二千八百人”。
　　行刑时，朱棣还亲自去屠场“欣赏”。有一名大胆的宫女骂道，“自家衰阳，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你皇帝自己不行，宫女才与人私通的，何罪之有？朱棣患阳痿的事情才为外人所知。
　　不知道朱棣滥杀宫女，是不是因为阳痿引起的性变态行为。
　　

女孩喜欢马尾裙男子性开放
                         

　明代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笑贫不笑娼，在明代表现特别明显。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本来便拥有随便玩女人特权的皇帝，自然色心大动，“与民同乐”。当时，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当然指有条件的）对生活质量都很讲究，如在中后期，女士很前卫，特爱赶时髦，男士则热衷性开放……如苏州文人祝允明、唐伯虎，便是当时的风流男人，他们行为一点不检点，吃喝嫖赌样样通。见到美女便会下手，唐伯虎点秋香至今仍很香艳。记录晚明男人召妓故事的《板桥杂记》，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明代的服饰很有特点，在当时颇成风尚，在当时众多爱美的小姐公子心里，都有“赶时髦”的观念。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不久，即着手消除元朝服饰的影响，恢复唐制，欲以汉文化来影响服饰和时尚，希望从服饰上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社会状态。
　　但这种做法把服饰的实用性减弱了，特别是女士的爱美天性受到了压制，以致民间不愿“遵旨”，而去追求美的天性和崇尚奢华的风尚，这也就是现代女孩子常说的“赶时髦”。
　　在明成化年间，京城流行起了“马尾裙”就是一例，马尾裙是从朝鲜传入的，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也很前卫。在流入京城后，先是为富商公子和歌妓看中，后“人人买而服之”。
　　一般人认为选美比赛是外国人的发明，实际不是。明代男人发明了“评花榜”，这就是选美。比现代选美更刺激的是，从性工作者中间选拔，入榜的美女全部来自妓院，妓女一旦入榜，身价大涨，嫖资翻倍。
　　

“红灯区”治国想法祸害后代
                         

　女士赶时髦，男人爱风流，明人的思想十分十分地开放。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性解放思潮，可以说，中国早在明代就出现了。这种说法的事实佐证之一就是当时名妓辈出，柳如是、马湘兰、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等等，个个貌美无比，处处留情遗恨。
　　当时，南京夫子庙旁边的秦淮河边，就是这些妓女的聚集地，漂浮在十里秦淮上空的尽是胭脂气。而有名妓，自然有风雅之人去消费，即所谓的嫖客，可见当时“红灯区”的非凡热闹。
　　民间性交易的繁荣是宫内性生活活跃的一种折射，也可以说是上层对下层影响的直接结果。换一种说法，老百姓的性解放，是领导荒淫的副产品，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反过来，社会上性交易的活跃，也促进了明代后期皇帝性生活的高频率发生，直至性变态。而这一切，老皇帝朱元璋应该承担责任，开国之初他恢复妓院，使秦淮河边发展成了中国古代第一“红灯区”、朱元璋的性开放态度，默许，甚至鼓励官员去嫖去包二奶，成为导致后来社会风气“变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说来，明代朱姓皇帝多好色，就很好理解了。朱姓皇帝多好色不是孤立的，是老皇帝的“歪经”对后代的负面影响，是立国初期的不良诱导和中后期人们生活态度放纵，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结果就是，朱姓皇帝风流成性，采经血、玩寡妇最后把江山也玩丢了！
　　

帝王长相与明太祖真容疑云
                         

　皇帝的脸是龙颜。所以，即使是近臣没有朕的话“抬起头来”，是不能随便看的。其实，这是古代帝王彰显高高在上的天子权威、神化自己的一种谋略和手段。在国外，也是这样。如非洲有一个叫卢安戈的王国，当年国王就不能随便让外人看见，即便是狗啊猫啊这些身边的宠物闯进来，也要处死。甚至国王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幸免。有一名才12岁的王子，便因为无意中看见父王在喝酒，遭到砍杀，被剁成几段示众。虽然国王所为，可能是因为一种迷信或巫术，但根本上还是为了保持王权的神秘色彩。
　　

帝王相貌引起的历史争议
                       

　因为皇帝的脸儿不能随便看，就容易弄出“相貌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问题尤其多，有的至今争论不休。如秦始皇嬴政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史学界争议颇大。《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准”，即古代相书中所言的鼻子，从记载中看，嬴政鼻梁并不完美，有缺陷，眼睛细长，说话声音怪异，是一个五官比例不协调，相貌丑陋的鸡胸男人。有人因此戏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帝王中的第一丑。
　　但北宋李昉等人主编的《太平御览》中记载又有所不同，称嬴政是“虎口”、“日角”、“隆鼻”、“大目”，这样说来他又是高鼻梁，大眼睛，相貌堂堂的帅哥级男人了。
　　因偶然的原因，笔者多年前曾跟着乡下的算命先生作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粗知唐举、皇甫玉、袁天罡诸史上相术名流的故事。有三种骨相之人可贵为帝王，一是“朝天伏羲骨”，二是“日月龙虎骨”，三是“擎天玉柱骨”。
　　这其实是古代算命先生的玄虚之说，如“朝天伏羲骨”，顾名思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东方大帝的伏羲氏长相。被算命先生一神化就是“奇骨贯顶”，开国帝王的长相。现实有这样面相的人很多，就是方面大耳型，毛泽东自嘲的“大中华脸”应该是此类型（这么一联系也真有点意思）。
　　从中国古代传统的面相原理来看，“虎口”之人与“龙口”之人均为帝王相：“虎口阔大有收拾，须知此口必容拳，若然不贵且大富，积玉堆金乐自然。”可见，嬴政的相貌不是丑，而是奇，贵不可言。
　　另一个与秦始皇一样，给后世留下严重“相貌疑云”的帝王是明太祖朱元璋。有史学家称他是下巴奇长、耳朵肥大、满脸麻点的丑陋、猥琐男人，朱元璋才算是中国帝王中的第一丑；但有的人称朱元璋是五官超格、相貌超俗，乃大富大贵的罕见帝王之相。
　　

朱元璋画像造假的民间传说
                         

　朱元璋流传在世的画像版本众多，目前外界能见到的画像主要集中于这两类：一丑一俊，即帅哥朱元璋与丑男朱元璋。到底哪种版本才是朱元璋的真实面貌？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
　　笔者手里收集到了可能是迄今最全的朱元璋画像，既有宫廷的，也有民间的，版本达16种之多（本书仅展示7种），有的相貌很滑稽，十分新鲜。其中，有不少是笔者从南京明孝陵博物馆藏品中看到的。
　　过去给帝王画像，就像现在国家领导人有专门的摄影师一样，也有御用画师。民间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朱元璋画像故事：说是朱元璋称帝后遍召丹青高手给自己画像。第一个进宫的画师十分认真，把像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和真人一样。朱元璋看到自己丑陋的形象，顿时大怒，把画师推出去斩了。
　　第二个吸取了教训，自作聪明，把朱元璋画成美男，一表人材，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朱元璋一看这哪是自己啊，明明是在忽悠他，自然画师难逃一死。
　　第三个是聪明人，揣摩出了朱元璋的心思，追求“神似”：脸型描摹得与真人差不多，其他部位跟着感觉走，就如现在影楼给新郎新娘拍婚纱照，处理得模棱两可，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结果朱元璋看到自己满脸仁慈，一副帝王之相，龙颜大悦。不用说，画师获赏，免予一死，被放回了家。
　　这段“民间故事”真伪成为历史之谜。不过，里面透露出一个信息，朱元璋的相貌确实异于常人，可能与秦始皇一样，是不合比例，五官失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讲究威仪的帝王朱元璋！所以朱元璋暗示画师造假的可能是存在的。
　　

朱元璋或丑或美的历史成因
                         

　以上传说也说明一个问题，朱元璋对自己的画像要求极其严格，绝不允许不满意的作品流出。既然如此，民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流传下来？
　　有一种原因不可忽视，就是朱元璋杀人如麻，除了残害忠良，还得罪了不少文人，文人怀恨在心而借此泄恨，于是根据传说中的描述，故意夸张其面部缺点，丑化朱元璋，把本来相貌就一般的皇帝画得更加糟糕了。
　　但这理由并不很硬实，因为朱元璋是汉人，是他赶走掘陵盗墓，奸妇淫女，无恶不作的外族，推翻了给民间带无尽痛苦的元朝，至少老百姓应该很尊敬他的，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丑化大救星式领导人的画像流传下来？再说，明朝的典章是很严厉的，当年到朱元璋孝陵前割猪草都可能被逮起来的，这种画放在家里，那该是什么罪？别说画，想都不敢想！
　　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后人，特别是清人所为。
　　自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到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被逼上吊自缢，历277年的大明王朝结束，清王朝开始了。清王朝是满族人的政权，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将后金政权易名而来。
　　1644年清世祖福临赶走李自成，迁都北京后，清朝在好几个时期或轻或重，有步骤地开始“篡改运动”。为了统治的需要，甚至连《明太祖实录》这些书，都安排文人“修饰”，从文字上丑化前朝，歌颂大清万年江山。
　　可以想见，在这种背景下，本来民间就传说相貌怪异丑陋的朱元璋，就很难逃脱被“恶搞”的结局了。一个王朝都倒下了，开国皇帝能不被嘲弄么？
　　

朱元璋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从目前来看，除了一两幅外，绝大部分版本都系明亡以后民间所绘，有的版本极不严谨，如把朱元璋的皇冠绘成了秦汉制式（见图四），和秦始皇、汉武帝戴的是一样的，显然是一幅搞笑画作。还有将朱元璋的下巴画得大如馒头，从生理角度讲，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得怪病。如果这种长着奇怪下巴的画像真是明时之作，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确实把朱元璋的奇异相貌当成帝王奇相来理解了；或是朝廷有意授权画师，通过障眼法来愚弄臣民。
　　从历史上看，在出生、相貌上故弄玄虚，也确是帝王美化自己的一个常用小把戏。如《明实录》记载，朱元璋是晚上出生的，生下后红光满地，房里异常发亮，邻居以为朱家失火了。实际上这怎么可能呢，说红色满地倒是真的，因为其母生他时大出血了。
　　还有，朱元璋与哥哥葬父时说是遇到暴雨，于是放下包裹在芦席里的父尸，进庙里躲雨，结果雨停了，奇事也出现了，尸体所在地方自起坟头，于是就传出了朱元璋葬父葬到出真龙天子的风水宝地上了。朱元璋称帝后专门在凤阳的“中都”修筑了皇陵，将父母的连棺材也买不起的土坟头，改建成帝王陵，至今尚存。所以，不排除后世或朱元璋本人有意为大明开国皇帝，从相貌上寻找天意的可能。
　　民间一直认为，朱元璋患过天花而不死，留下了一副麻脸，加上他的下巴可能稍长，额骨稍凸，时人可能觉得太丑了，御用文人则正好附会说这是帝王奇相：“下辅学堂地阁朝，承浆俱满是官僚。如教中辅来相应，必坐枢庭佐舜尧。”一般地阁（下巴）饱满就是官相之人，而朱元璋地阁雄奇，妙不可言，贵不可测，自然是帝王的好命了，相貌异于常人。
　　文人美饰帝王在历代都这样，翻开24史，每个帝王在文人的笔下都是天子相。如上文曾提到的汉高祖刘邦，本来就高鼻梁长胡须之男子，但《汉书·高帝纪》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连身上的黑痣都成了贵处。
　　面对朱元璋一脸仁慈、那张现保存于北京故宫，并为南京阅江楼等多个明朝景点悬挂的“标准像”（见图六），有不少人觉得与真人不相符，是假的，相信长着怪异下巴的画像与真人最接近。
　　朱元璋到底长得怎么样，丑不丑，现在谁也说不清，成了一段历史疑云。但我推测是不会丑到哪里的，不然在濠州起事的王财主郭子兴，怎么可能把义女马秀英嫁给一个要钱没钱要长相没长相的穷和尚？
　　再说，相貌会遗传的，朱元璋生有朱标、朱棣等24个儿子，这么多“龙种”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肥耳、大下巴，与他长得相似？从明诸帝的画像来看，均无此长相啊，相反都与朱元璋的标准像差不多。
　　所以说，真实的朱元璋与标准像不会差得太远。有朝一日，如果朱元璋的陵寝孝陵地宫被打开了，找到其遗骨，用现代电脑三维复原技术处理一下，真相就会大白了，一切OK！
　　

朱棣与四个女人的混乱关系
                         

　朱棣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生母之谜，忽悠世人六百年，也争论了六百年。多少年来，有几种声音在史学界一直没有断过——第一种声音，朱元璋是朱棣他爹，马皇后是朱棣他妈；第二种声音，朱元璋是朱棣他爹，马皇后不是朱棣他妈；再一种声音，朱元璋不是朱棣他爹，马皇后也不是朱棣他妈，朱棣爹妈都是蒙古人。
　　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这里就来聊聊这个百谈不厌却都无突破的老话题，让读者了解一下争议背后的真相。
　　近来笔者翻阅了一下相关史书，质疑朱棣为“妃生”而非“后生”，即系庶出而非嫡出的最有力的文字证明，集中地指向《南京太常寺志》一书。书中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享于陵殿，掌于祠官，三百年来未之有改者。”
　　就是这句话，朱棣的生母之谜横生。
　　《南京太常寺志》说得对吗？如果对，为什么朱棣本人不承认这种事实？综合相关史料，笔者发现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确实复杂，但总离不开这样“四个女人”：
　　1．朱元璋的发妻马秀英。
　　2．高丽（今朝鲜）女子妃李氏。
　　3．元顺帝妃洪吉喇氏。
　　4．蒙古女子翁氏。
　　她们与朱棣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那么，这四个女人中，到底谁才是朱棣的真命母后？
　　

第一个妈妈：皇后马秀英
                         

　称朱棣的母亲为马皇后，最为广泛。在清人朱好阳编纂的《历代陵寝备考》中有记载，“后生懿文太子、泰王樉、晋王桐、成祖、周王”。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了，朱棣为朱元璋与马皇后所生的第四个儿子。
　　这一说法，来源于明朝当时的史书，如《太祖实录》、《太宗实录》、《靖难事迹》、《玉牒》等。《靖难事迹》中有相同的文字：“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挟，次晋恭王桐，次上，次周定王。”朱棣更是亲口说过，他的母亲是皇后马秀英，“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
　　但也有秘史称，马皇后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一世无子，正史上记载的包括太子朱标、燕王四子朱棣在内，几个儿子都是别人所生。马皇后采用了过去皇家最惯常的手法，把别的妃子所生育的孩子据为己出，是一出明版“狸猫换太子”。
　　这种说法，为朱棣的生母之谜平添了一份神秘。
　　

第二个妈妈：朝鲜女子李氏
                         

　称李氏为朱棣生母不少人很相信，认为证据很充分。《南京太常寺志》有这样的文字：“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左二位皇妃，生楚王、鲁王、代王、郢王、齐王、蜀王、谷王、唐王、伊王、潭王；左三位皇贵妃，生湘献王、肃王、韩王、沈王；左四位皇贵人，生辽王；左五位皇人，生宁王、安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为皇家机构，《南京太常寺志》自然算是皇家文字，其记载应该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明人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中有：“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因此，包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在内，都深信朱棣的生母为“碽妃”李氏。
　　碽妃，为高丽（现在的朝鲜）选送给朱元璋的女子。此说法见民国学者陈作霖《养和轩随笔》：“予幼时游城南大报恩寺，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问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碽妃殿也。妃本高丽人，生燕王，高后（马皇后）养为己子。遂赐（碽妃）死，有铁裙之刑，故永乐间建寺塔以报母恩。’与史志所载皆不合，疑为谰言。后阅朱竹坨跋《南京太常寺志》，云：‘长陵系碽妃所生’。复见谈迁《枣林杂俎》，述：‘孝慈高皇后无子，即懿文太子（朱标）及秦、晋二王，亦李淑妃产也。乃仅齐东之语，不尽无稽也。’”
　　朱元璋处死李氏，是因为朱棣。当时李氏尚未到预产期，朱棣便急急出生了，是个早产儿。朱元璋遂怀疑李氏与人私通，给自己戴了绿帽子，龙颜大怒，赐碽妃“铁裙”之刑。这样，碽妃活活给折磨死了。
　　朱棣知道自己的生身之事，在皇袍加身后，于永乐十年，即公元1412年在南京重建大报恩寺塔，以报答生母碽妃。但这些记载都是后人所写，真实性无人能保证。
　　与马皇后“狸猫换太子”手法如出一辙，朱棣也来了一个障眼法，建塔的名义“以报答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在当时，大报恩寺塔常年大门紧闭的，属“禁地”，以保守这个惊天秘密。有人悄悄进去过，发现里面供奉的真是碽妃像。
　　但事实上朝鲜向中国称臣送贡女是在1365年，而史学上明确记载，朱棣生于1360年，其时朱棣已5岁了，难道朱棣是她从朝鲜带来了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这种推测，朱棣生母是李氏的说法也不靠谱。
　　

第三个妈妈：元顺帝妃洪吉喇氏
                         

　这个说法，可上溯到朱元璋没有称帝前。在至正年间，朱元璋跟随郭子兴起兵反元，郭子兴病死后，朱元璋取而代之，南征北伐，先占领集庆(现在的南京)，后又攻下大都(现在北京)。元顺帝看看大势已去，遂弃大都，退守蒙古。朱元璋入城后亲临元顺帝后宫，看到落难人群里有一位美女，姿容娇美、眉目含情，顿时引起朱元璋的注意，遂收她为妃子。
　　这个女子即元顺帝的第三位妃子格勒德哈屯，她是元顺帝洪吉喇托太师的女儿。
　　故事到此复杂了：早在朱元璋攻占北京之前，洪吉喇氏已怀孕七个月，元顺帝出逃时，不方便带上，让朱元璋白白地捡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儿子。两个月后，洪吉喇氏生下一个男小子，此即朱棣。
　　据说，当时朱元璋心中知道此子非己子，并不想认这个儿子，但看到朱棣相貌不凡，朱元璋就喜欢上了。况且，说自己的后宫女人生了其他男人的孩子，传出去可是一桩天大的皇家丑闻，朱元璋也不得不认下这个儿子。
　　民间对这种说法传得神乎其神的，而朱棣与其他几个兄弟相貌长得确实不一样，一点也不像麻脸朱元璋（朱元璋相貌疑云，见上篇），这也加大了这种猜疑，民间据此称朱棣是蒙古人。但史上记载，大都失守是至正二十八年，即公元1368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时间相差七八年呢。因此，这种说法也最不靠谱，朱棣生前也从未承认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民间在骂朱元璋和朱棣。前者杀人如麻，不仁；后者则是非法当上皇帝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不孝。
　　

第四个妈妈：蒙古女子翁氏
                         

　与洪吉喇氏一样，翁氏也是蒙古女子，也是元顺帝的妃子。但民间之所以还有翁氏一说，可能是“洪”、“翁”译音上的相似而以讹传讹。这里就先姑且算翁氏是第四个妈妈吧。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称：“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翁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朱棣不是马皇后生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蒙古人翁氏，因为曾是元顺帝的妃子，所以史书上不方便提这事。但朱棣没有忘记这位蒙古生母，而是在宫中另外建庙，供奉她的牌位，让世世代代纪念她。
　　刘献廷为清朝人，他的文字，就如笔者现在这文字一样，仅是自己的观点。况且，他的依据是来源于北京一带的坊间传言（“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而且是小时候听说的，你说这靠谱么？
　　另有一说，出自民国学者王謇的《孤庐杂缀》。书中记载：“往余幼从吴梦辄师恩同游，师告余曰：‘克金陵时，官军得明成祖御碣于报恩寺塔座下，其文略谓：成祖生母为翁吉剌氏，翁故为元顺帝宫人。生成祖，距入明宫仅六月耳。明制：宫人入宫，七月内生子者，需受极刑。马后仁慈，遂诏翁以成祖为马后所生。实则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之生，仅十月稍强也。翁自是遂抑郁而殁，易篑前，以己之画像一帧，授成祖乳母，且告以详，命于成祖成年就国后告之。成祖封燕王，乳母如命相告。于是，成祖始知己之来历，乃投袂奋起，而靖难之变作矣！’”
　　王謇所记也是“听来的”，老师是听曾国藩的幕僚冯桂芬说的。这么“据说”显然不足为凭。
　　

朱棣的身世为何这么乱
                         

　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现在的情况来看，马皇后和碽妃李氏最有可能。那比较一下马、李二人，朱棣还应该是马皇后所生，因为碽妃的情况与洪吉喇氏、翁氏一样，在时间上有破绽，生育时间与朱棣的年龄对不上号的。
　　但有人提出反对，说是在朱棣没有夺位之前，他是妃生的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在他通过政变取得皇位后，情况变了。篡位本来就是一件大逆不道之事，如果自己是妃生子，那就等于承认是庶出，而不是马皇后生嫡出。
　　在有嫡子的情况下，庶子是没有资格承继大位的，即皇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朱棣为掩人耳目，把自己标为嫡出，以证明自己的资格是可以当皇帝的，就授意史官，有意将事情搞混，以掩人耳目。
　　为什么民间会有那么多传言，朱棣是元顺帝之妃所生？这与当时他篡位有直接关系，当时他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说是元妃所生，不就是骂他不是汉人的种么？！
　　在民国时期即有多名学者考证过，明史中有不少文字都改动过，与史实不符。特别是，称朱棣为马皇后所生的官方记载，都被做过手脚了。本来应该是最权威的《明史》等典籍，是清人万斯同编纂，他也给明史“抹黑”，好多东西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以讨好清廷，但这给后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留下许多历史悬念。
　　目前史学家认定朱棣为庶出的唯一“官方文件”，也是最权威记录，来源于明代《南京太常寺志》。但据考证，这书也被人做过手脚了，据说“枪手”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进士、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
　　孝陵内碽妃的牌位为什么“独向西”，有两种说法，一是朱棣和朱允炆这对叔侄在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弄乱的，二是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说：明南都太庙，嘉靖中为雷火所焚，嘉靖年间，孝陵前的供殿让雷击中，发生火灾，在神位重新摆放，有可能弄错了。
　　不过，顺便说一句，朱元璋名下有一二十个儿子，都称是他本人的“作品”。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据说朱元璋有占人妻室的爱好，以显自己是男人，有能耐。除了把元顺帝的妃子搞进自己的皇宫，在打败老对手陈友谅时，也将其妻阇氏纳为妃子。阇氏当时已有身孕，不久就生了一个陈友谅的遗腹子，朱元璋一直当作自己的儿子，还将他封在长沙，为潭王。
　　史学家称这是以讹传讹，与朱棣生父是元顺帝的说法一样无稽。但无风不起浪，里面肯定有故事。
　　

明成祖朱棣建大报恩寺塔的七大谜团
                         

　朱棣与大报恩寺塔的事情被重提，是因为南京重建大报恩寺塔。而大报恩寺塔和上篇所聊的朱棣生母之谜一样，也很有故事。历史上，大报恩寺曾经过多次重修复建。如康熙三年五月，即重建过寺的正殿，塔也多次修葺。近二十年来，南京一直计划恢复这个标志性建筑，重建大报恩寺塔。据方案主持东南大学古建筑专家潘谷西先生介绍，不是在原址，而是在原址的西侧建塔。
　　实际上早在1928年，民国专家即为重建大报恩寺塔作了准备，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当年到琉璃窑址进行调查。1935年又有专家提出了重建构想。但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此事搁置了，成了遗憾。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大报恩塔说不定已矗立在中华门外了——因为那时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可以如朱棣一样，借“国力”重建。
　　从朱棣决定兴建塔，到现在重建，大报恩寺塔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谜团之一：朱棣建塔到底是想报谁之恩？
                       

　史书上讲得很清楚，朱棣为报母亲的养育之恩而建。但具体谁是他的母亲，这里就很有学问了。近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似乎为此事定了论，“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生母碽妃而建”。如中国古建筑权威潘谷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卷》（第四卷）就持有这种观点，不久前笔者去拜访潘先生时，他还是这样说。
　　但《明史·成祖本纪》（卷5）明确称：“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这“孝慈高皇后”就是朱元璋的原配、著名的大脚皇后马秀英，而不是来自朝鲜的碽妃。
　　这样的记载是负责任的，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1360年5月2日），地点在应天(今南京)，其时朱元璋不要说皇帝（1368年才称帝）了，连“王”都不是（1363年击败陈友谅后，次年才称“吴王”），所以，大报恩寺及塔是朱棣为纪念其生母碽妃而建，有捕风捉影之嫌。
　　“为纪念其生母碽妃而建”一说，根源于野史。上篇中提到，传说碽妃是冤死的，作为亲生儿子朱棣本人又不能公开张扬，于是借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之名，建寺、塔纪念她。而这种说法的直接证据都是《南京太常寺志》上的文字，其中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享于陵殿，掌于祠官，三百年来未之有改者。”但是民间当时另有一说法，朱棣篡位，借“靖难之变”把侄儿朱允炆赶下皇位的一事，朝野上下都有抵触反感情绪，诽谤声音四起。其中有一种声音就是骂朱棣不是马皇后生养的，血统有问题，是杂种，不然不会对亲侄下此狠招。
　　在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下，朱棣一方面进行言论镇压，另一方面做出姿态。为了表明自己是马皇后所生，在迁都北京之际，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大兴土木，建大报恩寺、塔，以感谢马皇后的养育之恩，洗去身上的历史是非。
　　这种说法为正统学者认可。《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是1937年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南京出版社新近再版），作者是学者张惠衣，书中搜集了各种版本的说法，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永乐十年，北迁，因欲报高皇帝深恩，于六月十五日午时起工，至宣德六年八月初一日完工，共１９年。敕工部侍郎黄立恭依大内图式，造九级五色琉璃宝塔一座，曰第一塔，以扬先皇太后之德。”
　　但历史就是这么回事情，各种说法一多，特别是大家都说碽妃是朱棣生母，事情就复杂了，这个报恩寺塔为谁而建，真相便难辨了。
　　实际上，在朱元璋当皇帝时，工部侍郎黄立恭奏请修葺，但因为国力问题，一直未能动工。这样，一直拖到朱棣迁都北京时，方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朱棣借建塔“扬先皇太后之德”是有道理的。
　　

谜团之二：为何选址于浪漫的长干里？
                        

　大报恩寺塔的具体地点在南京城南的东长干里，现今的雨花路东侧，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古典浪漫所在。唐代大诗人李白诗歌《长干行》里有名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民间有传说，早年这里有“异气”。
　　在朱棣建塔前，这里曾有阿育王佛塔。崇佛的梁武帝萧衍，于大同八年（公元543年）对塔作了改造，复建长干寺，易名长干塔。宋天禧年间，又改为天禧寺，后建圣感塔。元至元年间，再改为天禧慈恩旌忠寺，元末塔毁。梁武帝为什么要复建长干寺？其在《幸阿育王赦诏》中称，时出现了异常天象，“月犯五车，老人星见”。
　　在塔建好后，顿现祥光。有诗“长干塔”称：“十丈祥光起相轮，铁浮屠镇法王坟；只愁西域神僧至，夜捧长干刹入云。”
　　阿育王即铁轮王，传说曾于一日一夜间，役鬼神造了八万四千塔，此塔即是其中之一。此塔在梁武帝改造前，曾经多次重建。但自塔成后，这里就出现异气，成为佛门宝地。
　　顺便交代一下，2008年8月，因南京重建大报恩寺塔，“长干塔”的地宫被当作大报恩寺地宫而意外被发现，出土了一只高达1.3米的大铁函。铁函内发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的塔刹部分。
　　朱棣把报恩寺塔选择在此，是否是这种考虑呢？这里也有一个传说，朱棣“靖难起兵”前曾向马皇后发誓，如果当上皇帝后，便建一寺塔报答。在兵渡长江时，江中忽然涌出一座宝塔，朱棣一惊，忽然想起了起事前的誓言。在当了皇帝后第二天，出现了一起怪事，天禧寺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有人报信给朱棣，朱棣听说后让人不要救火，结果大火把寺烧得一干二净。火灭后，朱棣命人把寺址上所有的灰烬杂物全部铲净，扔到长江里，在原址重新建寺建塔——此即大报恩寺和大报恩寺塔。
　　从朱棣亲自拟就的《御制大报恩寺左碑》看，朱棣的想法里还是考虑到这里“佛缘”的。“辉焕一新，重造浮图，高壮坚丽，度越前代，更名为‘大报恩寺’，所以祇灵迎贶，上资福于皇考皇妣……”
　　此后，大报恩寺塔也是异象不断。
　　如明孝宗朱祐樘去世后，17岁的朱厚照当了皇帝。朱厚照当皇帝头一年（公元1506年），多年平安无事的大报恩寺塔出问题了，让雷击坏了。时朝臣建议立即予以大修，但此建议遭到反对，有人认为这是不祥征兆，有警告新皇帝的天意。《明史·曾鉴传》（卷185）记载了此事：“正德元年，雷震南京报恩寺塔，守备中官傅容请修之。鉴言天心示儆，不宜重兴土木以劳民力，乃止。”
　　

谜团之三：囚犯参加修建报恩寺了吗？
                         

　报恩寺、塔的建设周期很长，工程量惊人，前后花了19年时间（一说16年）。朱棣在生前并没有看到此塔的建成，未报成恩，至他北征途中意外病死时，仍没有建好，一直到他孙子朱瞻基当皇帝的宣德六年（一说宣德三年）才完工。这么大的工程，需要的人力非同一般，据说共有十万人参与了建设。那么人都是从哪来的？
　　一般说法是“征集军匠夫役”，即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士卒，二是民工。从《明史》所透露的情况看，在现场的士卒确实有不少，但不一定是劳力，而是维持劳动秩序和安全保卫事务的。这么多士卒在施工现场就有疑问了，难道怕工人跑了？
　　民间传说，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报恩寺、塔为犯人所建。工程中的所谓民工，特别是做苦力活的，都是囚犯。这在史书中可以找到证据，《明史·郑辰传》（卷157）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南京敕建报恩寺，役囚万人。蜚语言役夫谤讪，恐有变，命辰往验。”
　　从上述文字中还可知道，建报恩寺时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囚犯怨声起，传言发生民变，朱棣这才派郑辰前去查看。为了让囚犯卖力，朱棣下诏，“原犯死罪者，盖寺满日，俱宥其死”。
　　但这么大的皇家工程，不可能全凭犯人之力。明初工匠主要来源于元代的匠户，工匠是技术人员，下面具体做体力活的还有役夫。每一匠人配有五名役夫。匠人实行轮班制，三年一轮，也就是说，被征来的匠人三年之后才能回家；烧琉璃的匠人则为一年一班，一次至少要连续服役三个月。另外还有坐住制。
　　为了鼓励军人、匠人的“劳动热情”，朱棣下诏，“军夫人匠做工一年以上，始终不曾离役者，每名赏钞十锭，赏布两匹；夫匠免户下杂差役，旗军免余丁差拨各二年。”
　　

谜团之四：建塔匠人后来“绝种”了？
                       

　大报恩寺塔在中国古建筑史上有自己独特的地位，素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的美誉。大报恩寺塔其美在塔形，平面八角，高九层；塔的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构件，塔共用2000两黄金做成。飞马、飞羊、狮子、白象等图案，生动美观。全塔共悬挂风铃152个，塔内置油灯146盏，日夜通明，名为“长明灯”，每昼夜耗油达64斤。
　　大报恩寺塔贵在建筑所用琉璃构件。琉璃，其实就是陶瓷技术中的一种。但建塔琉璃的烧造有独特的方法。琉璃在中国古代文献上有多种名称，如“璆琳”、“琉璃”、“陆离”、“青金石”、“青玉”、“颇黎”、“玻璃”等，早期的琉璃泛指自然宝石或人造宝石、玻璃、陶胎铅釉制品等三种物质，元明以来，琉璃特指陶胎铅釉制品。
　　琉璃以陶土为胎，经1200℃上下的高温烧制后，表面涂刷铅釉，再经800℃左右的低温烧制方成，属低温色釉。其以氧化铅或硝为助熔剂，以铁、铜、钴、锰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再配以石英制成。但具体怎么做，都使用了什么配方？据说失传了。
　　大报恩寺塔的琉璃匠人都来自外地，以山西为多。烧造工艺失传可能与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方式有关。有关琉璃的烧制技术，尤其是釉色配方秘不外传。过去琉璃制作都是匠人世代相传或师徒相承，素有“父传子、子传孙，琉璃不传外姓人”和“传子不传女”的习俗，年代久远，技术难免失传。
　　还有一种往往被人忽视的原因，琉璃烧造工艺配方中含有可提高彩釉融流性和光亮度的元素铅，有很强的毒性。那些世代从事琉璃烧造的家族成员中，多因铅中毒而短寿，甚至不能生育子女，直接“绝种”，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琉璃工艺的失传。在“琉璃之乡”的山西，当年名声远扬的琉璃产地的后代们现在差不多都默默无闻，或痴或傻，应该与此有直接关系。
　　但也有专家认为，古代琉璃工艺秘方其实并没有失传，其技术也并不是制陶业内的最难。曾对琉璃烧造工艺做过专门调查研究的南京工业大学建筑院院长汪永平教授就是这个观点。
　　在宋《营造法式》、明《天工开物》及一些文人笔记中均有记载：从制坯到成品，要经过二十道上下的工序，但里面的“火候”很有讲究，如第一次烧时，有经验的匠人会把土坯烧得“生”些，以利色釉进入坯体。
　　制作琉璃的陶土在北方称之为“坩子土”、“牙根石”，南方则称为“白土”。它的产地分布很广，明代以安徽当涂白土山产的白土质地最好，呈灰白色，烧成后呈白色。大报恩寺塔的琉璃构件即由此处的白土烧造。
　　但不论工艺是否失传，嘴上讲都没有用。南京曾有专家依记载秘密地进行工艺试验，但做出的东西却是两码事情。目前中国琉璃烧造最好的地方是北京门头沟一带，故宫修复时所用的材料即出自于此，但已与明时的工艺是两个概念了，虽然各厂家都声称自己的琉璃是正宗工艺。故宫修缮时所用琉璃是否可靠、正宗，还得靠时间去验证。
　　

谜团之五：两套备件何时会出土？
                        

　上面说了，大报恩寺塔最精贵之处在琉璃，这也是过去人将之称为“宝塔”的原因。从工艺失传情况来看，这也是它的最难之处。民间传说，当年即意识到这种情况，再烧是烧不出原样的，所以朱棣令工匠烧造时作了备份，以备将来损坏时替补。
　　当年出于建设应天都城的需要，朱元璋曾召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到南京。朱棣在兴建大报恩寺、塔时，也召集了大量匠人，特别是琉璃匠人。在宝塔山外的今窑岗村一带，设官窑，烧造建塔所需的大量琉璃构件。传说，当年共有七十二座窑场。在大报恩塔造好，这些窑场就废掉了。
　　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载：“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专家据此推测，这两套琉璃备件可能仍埋在离大报恩寺塔不远的聚宝山明代琉璃窑址附近的地下。
　　据杨新华主编的《金陵佛寺大观》一书介绍，1958年大陆“大炼钢铁”时期，民工在聚宝山窑址挖出了大量琉璃构件，上面均有层数和左右上下位置的墨笔字样，专家断定为大报恩寺塔上的拱门构件。南京博物院还做了一个拱门的复原模型，至今存于展厅。1959年，在附近还发现了用于存放琉璃构件的库房，可惜遭毁。
　　当时大炼钢铁已近尾声，在一个叫“眼香庙”的地方之东南方大约四五十米处，距地面两米多深的地下，当地村民挖到堆放琉璃构件的库房。库房由大块的城砖砌成，打开发现里面有整齐的琉璃构件，有的重达二三百斤，两块便可装一小板车。挖了四米深、两米宽的豁口，仍不见穷尽。村民将这些构件，做成炼钢炉用的“耐火砖”。后来停止炼钢了，这些琉璃构件就用不上，挖出的部件也被全部打碎。另外，还发现了半成品仓库。
　　1987年，南京官方成立了由现南京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任组长的“明初琉璃窑遗址普查小组”，着手对“备件仓库”进行调查探勘。钻探结果表明，在窑址附近的一米多深地下，又发现埋藏有琉璃构件，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准确。但因为上面有民用楼房，至今无法全面发掘。
　　前几年，南京在建设城南立交桥时，古窑址一带也发现了大量的琉璃构件，笔者接到信息后，曾赶去采访调查，并且拿回了一些碎片。后因报社搬家，这些东西就被人扔了。笔者当时看到，当时出土的构件上确有墨汁标记，指明此构件位于什么位置。后这些构件，让南京有关方面运到夫子庙的江南贡院里临时保存。
　　这些迹象都显示，报恩寺塔的两套备件在事实上应该存在的，但需要最后的考古发现来证实，什么时候能出土，目前还是个谜。
　　

谜团之六：太平军为何要炸塔？
                         

　大报恩寺塔矗立在南京城南长达400多年，直到1856年才毁掉。大报恩寺塔的消失，“责任人”是太平军——“咸丰六年，遭洪杨焚毁，并砖库亦被炸去。”“咸年六年”，就是公元1856年。当年秋天，太平军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矛盾爆发。时督师江西的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密诏（一说无密诏）后，率兵3000连夜回天京诛杀杨秀清及其家眷。韦昌辉图谋不轨，有意扩大事态，株连杀戮杨部属二万余人，史称“天京事变”。
　　翼王石达开闻讯冒险赶回天京，指责韦昌辉的滥杀行径。韦昌辉杀心又起，决定谋害石达开。石达开见情况不对，连夜逃往安徽的安庆，调集部队讨伐韦昌辉，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以谢天下”。同年十月初五，洪秀全下诏讨韦，处死了韦昌辉，削其封号，贬为“死孽”。
　　大报恩寺塔就是在石、韦对峙中毁掉的。当时，韦昌辉在城内，害怕石达开利用寺塔之高，向城门开炮，遂下令将塔炸毁。这座“第一塔”，就这样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掉了。
　　大报恩寺的消失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的多灾多难。在此之前，已被英国人洗劫了一次。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强迫清政府在南京静海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在这期间，听说“大磁塔”（大报恩寺塔）内有很多宝贝，英军遂先后多次前去抢劫，金佛、金饰等可以拿到的装饰器物、塔内摆设，都让他们作为“纪念品”搜刮去了。又听说物件表面镀金，有的英军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子，一块一块割“金皮”。后来遭中方强烈声讨，英军为此赔点款了事。
　　塔被韦昌辉炸毁后，塔顶的两只巨型“铁盘”也坠落到地面上。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盘，实质是“金盘”，外面裹了寸把厚的金皮（另一说是铜质）让太平军取走了。后来遗存一只在原址，被人移至塔基东南面“金陵制造局”（李鸿章在南京所建兵工厂）门口。盘顶朝天放在一个砖石平台上。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还放在门口。
　　已去世的南京博物院老文物工作者张正祥先生曾考察过，2004年笔者去张先生家采访时，他曾提到过此事。抗战胜利后，顶盘就不见了，据说被日军砸坏，熔化后造枪炮了。曾有当地居民证实，1943年时还看到过，此后就不见了。
　　从日军侵华史上发现，顶盘失踪那一年，由于战略资源匮乏，日军开始在南京到处征集“废铜烂铁”。
　　

谜团之七：建塔手段与造金字塔相同？
                         

　大报恩寺塔曾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是当年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亚洲的标志，与古罗马大斗兽场、古亚历山大地下陵墓、意大利比萨斜塔，被西方传教士称为中世纪“七大奇观”之一。明代皇家琉璃烧造由琉璃厂负责，琉璃厂隶属于工部营缮清吏司。大报恩寺当年是一项皇家工程，建筑用料极其考究，所有的琉璃构件都是专窑烧造，钦派大太监监工，郑和七下西洋回国后，即被朱棣安排负责过此塔的建造。工艺控制十分严格，稍有疵点即扔掉弃用，不少匠人役夫还因此被杀头。据说，大报恩寺塔在19年的建造过程中，花去的银子有248.5万多两。当年钱紧张时，郑和下西洋剩下的一百多万块钱都让“挪用”了。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开支？除了大量琉璃构件所需成本外，还与建造方法有关。据说，大报恩寺的建造与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建筑方法很相似，不是用脚手架一层一层搭建，而是“造一层，四周壅土一层，随建随壅，至九层，则亦壅九层，始终在平地建造。及工竣，复将所有壅土除去，而塔身始现。”这样在“平地上”作业，可以保证工程的质量。
　　大报恩寺塔有78米高，这样的高度，四周的封土堆自然不会少，土方的工程就不是一般的大。
　　

祖坟葬风水宝地子孙发迹之谜
                         

　中国古人挺讲究风水的，堪舆术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气”。“气”是什么？这可是堪舆术上一个挺玄乎的东西。如果借用中国古代堪舆术的概念来描述，“气”就是一种存在，是万物之源，包括人，都是由气形成的。即，父亲的乾阳之精气，与母亲的坤阴之血气，精、血二气相交融，才诞生了人，此即《庄子》中所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而人为什么会死，则是“气”散所致，“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此就是大家常挂嘴边的话，“人活一口气”。
　　“气”分生气和死气两种，显阴、阳之别，有金、木、水、火、土五类属性。风水宝地就是有生气之地，得生气的地穴才是活穴，能荫及子孙，是可保江山社稷不倒的龙兴之处。这也是古人，甚至今人都会花大功夫大把钱，请堪舆师（民间俗称“风水先生”）寻找风水宝地的主要原因。
　　

朱元璋葬父时出现怪异天象
                         

　朱元璋，为什么能开创大明王朝，当上皇帝，朱氏有277年帝王家历，民间传说是因为他祖坟葬得好，父母埋到一块风水宝地上，恰巧这里有王气，是真龙结穴之处。明“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桢卿所著《翦胜野闻》记载：
　　帝（朱元璋）父母兄弟相继死，贫不能具棺，与仲兄谋草葬山中，途次便断，仲返计，留帝视尸。忽风雨，天大晦，比明视之，则土裂尸陷，已成坟。
　　这段记载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就是说朱元璋放下扁担的“土裂尸陷”地方，正好处于龙脉上。因为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结果“平地起坟”，朱家子孙有了帝王命，从此风流三百年。公元1644年灭亡了，则是帝王之气不存，龙脉受伤之故。
　　关于朱元璋葬父葬到了风水宝地上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当时朱父“尸陷地裂”，得以平地起坟。雨过天晴，朱元璋急急跑出躲雨的寺庙，到原地一看坏了，父亲的尸体没有了，感到十分迷惑，便将头枕在抬尸的扁担上四肢拉开，仰天长叹，等二哥赶回来商量怎么办。
　　一个老和尚恰好走过，觉得惊奇：扁担与朱元璋的身体正好构成了一个“天”。不一会儿，朱元璋又侧身翻转，这更不得了了，又成了一个“子”。“天子”现世，此人必贵。果然不出老和尚所言，朱元璋后来当了大明皇帝。
　　

现代学者吴晗解释“平地起坟”现象
                         

　吴晗著《朱元璋传》则将上述“野闻”又进行了创作，意在解释“平地起坟”的迷信现象：突然间风雨交加，雷轰电闪，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约够一顿饭时，雨过天晴，到山坡下一看，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坡土松，一阵山洪把坡上的土冲塌了，恰好埋了尸首。
　　吴晗是明史专家，他是“无产阶级学者”，可能知道野闻是附会之说，不合毛泽东的无神论思想，才弄出了“山洪说”。虽然合理却不合情，反而不如徐桢卿的记述有趣。
　　实际上还是朱元璋本人客观，自己把民间传说给否定了。朱元璋父亲朱五四（朱世珍）死后不到十天，其母亲又死了，接着哥、嫂、侄倒地。《明史·太祖本纪》记载：
　　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
　　可见，朱元璋父母那块风水宝地不是巧遇，而是乡绅刘继祖看他可怜，动了恻隐之心，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送给朱家的，也非“天葬”。因为这件事，朱元璋称帝后不忘记恩人，虽然刘继祖已死了，仍给他当了官，特下诏追封他为“义惠侯”，以示感激。
　　

堪舆大师郭璞解释祖坟葬风水宝地
                         

　一块风水宝地真有那么神奇？神奇到可以让家贫如洗、被迫去当和尚的朱元璋得到万年江山？一下发迹？古代堪舆术认为，其作用是通过“气”来完成的。中国古代风水鼻祖、晋代大学者、山西人郭璞（公元276—324年），在其所著的《葬书》中，阐述了感应原理和作用关系。
　　《葬书》中称：
　　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内，以荫所生之法也。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
　　这段话也是中国古代堪舆术的理论基本，字面晦涩难懂。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弄得全明白，知道个大概意思也就足够了：就是埋葬要选择有生气的地方，即所谓风水宝地，有生气才有万物。
　　人是气的产物，人体骨骼就是气凝结而成的。人死了，气也散了，仅留下了一副失去生机的尸骨。如果尸骨埋葬在有生气的地方，就会枯骨逢春，灵魂得到升华。所有的人都是父母所生，就如一棵大树，父母是“本”是树干，子孙则是父母在世间的“树枝”。父母的尸骨在地下得到了生气，“本”就会生机盎然，与“本”一脉相连的“枝”也会大大受益，枝繁叶茂，福泽绵长。
　　

汉东方朔释“灵钟”自鸣现象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郭璞在说理中拿“铜山西崩，灵钟东应”的故事为论据。汉武帝刘彻当政时，未央宫殿前悬着的一口大铜钟出现异象，无故自鸣。刘彻赶紧派人找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东方朔问问原因。《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子母相感，钟鸣，山必有应者。”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是西汉早期的辞赋家，很有学问，通过自荐为刘彻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先后当过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
　　东方朔有点像后世清朝的纪晓岚，诙谐敏捷，擅察言观色，常在刘彻面前谈笑取乐。他的“天地感应”之说吹得与郭璞的堪舆基理一样，天衣无缝：铜钟是山的儿子，山是铜钟的母亲，母子连心，所以铜山崩裂了，钟自然响了。
　　三天后，东方朔的话果然应验了：“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余丈。”
　　

迷信“感应说”行洗骨葬
                         

　这里插一句，因为有“感应”一说的存在，过去民间还有一种“洗骨葬”。如果家人生病了，或家中出灾祸，会认为是已死去先人惹的祸，风水不吉，尸骨不净。于是要将坟重新挖开，把尸骨取出，用清水洗刷干净，越白越好，名为“除祟”，再重新择吉地入葬。这种葬法过去有不少地方都有，如浙江开化。据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当地的普马族人在家里死人后，会首先埋在家里，每天用开水往上面浇，等到尸体腐烂了再取出来，刮去腐肉，洗净骨头，用绸缎包好。然后围着白骨跳舞，收藏在家里三年之后才择地下葬。如果家里有人生病，又会把骨头取出来，说是附上了鬼怪，得再洗一下。
　　在贵州地区的苗族人中间以前也有这种葬法，名为“洗骨苗”。这种怪异葬法的存在，就是郭璞在《葬书》所阐述的感应原理，“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气感而应鬼福及人”。
　　

帝王下葬要“寻龙”“点穴”
                         

　风水宝地找好了，即“寻龙”成功了，取穴下葬也还有讲究，要“点穴”，否则同样影响子孙发达。“寻龙”看山势，“点穴”看地形，龙主形，穴主气。穴是什么？就是陵墓置放棺椁的地方，帝王陵寝中叫地宫。有龙必有穴，如果因为筑穴而破了地气，那这风水宝地不是白选了么。因而墓穴的朝向、深浅、下葬时辰、动静都有说法，讲究什么藏风聚气、前呼后应，要交合分明，左右相济，即所谓的左辅“青龙入海”，右弼“白虎驯頫”；前“朱雀起舞”，后“玄武垂首”。
　　这些“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什么的，都是古代堪舆术上的术语，是山势地形与周边环境的特征概括。大家知道这么回事就行了，如果要弄清，那可太复杂了，没有必要。
　　古人认为，生气和死气是辩证的关系，同时存在，仅因时序和方位的不同而有异。疑后人假托黄帝之名而作的《黄帝葬经》称：
　　正月，生气在子癸，死气在午丁；二月，生气在丑艮，死气在末坤……
　　因为这个原因，过去风水师都随身带有测定方位和时序用的罗盘，就如现代商务人士的手提电脑一样，是堪舆必备工具，通过罗盘可测知龙脉走向和生气强弱。如果葬到了坏方位坏时刻就糟糕了，“凡葬不得吉气，即陷子孙贫贱衰绝”，所以“葬地者可无慎乎”，不能不重视。
　　

“葬压龙角，其棺必斫”
                        

　有一个民间传说很有意思，武则天当政时官至侍中的郝处俊，死后遭到掘墓开棺之严惩，据说就是葬的方位出了问题。郝处俊下葬后，当时有懂风水的人走过郝的墓地，看罢叹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来郝的子孙犯事，株连九族，郝在地下难逃祸害，果然武则天派去的人把他的坟给挖了，棺材撬开砸了。
　　

陵墓高大封土防止“泄气”
                         

　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了选得一块可以荫及子孙，保全国运的风水宝地，不惜花费巨资，并当成国是商议。从秦始皇嬴政，到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再到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福临，无不重视寿宫（陵寝）的选址问题。下葬后，也不能大意，要注意保护地气和龙脉，封以厚土，圆堆“藏金”，不致泄气，这也是后来陵墓都有高大封土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个道理，中国古代出现了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多不胜数，故意使坏。而盗墓之所以被世人视为断子绝孙之行为，就是因为祖宗的地气被泄之故，才恨得咬牙切齿。古人还认为尸骨下葬后不可轻易迁移，否则会坏了风水，发迹不了。
　　

恐坏龙脉朱元璋不敢重葬父母
                         

　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在应天（南京）称帝后，首先想到要把父母、兄嫂的坟迁址，盛装豪椁隆重再葬，并派精通风水的刘基前去安徽凤阳老家勘查。刘基回奏，山川灵气不可动，一动风水就不灵了，会破了朱家龙脉。迷信的朱元璋遂放弃了重葬的念头，选择在原址上修建大型皇陵。张廷玉编纂的《明史·山陵》记载了这件事：
　　太祖至濠，尝议改葬，不果。因增土以培其封，令陵旁故人汪文、刘英等二十家守视。洪武二年荐号曰英陵，后改称皇陵。
　　因为这个原因，凤阳的明皇陵是没有地宫的，这也是历代帝王陵寝中少有的现象。
　　同时，朱元璋狂施皇权，给下葬时连棺材都没有的父母、哥嫂封官加爵，一辈子连饱饭也未吃过几天的朱五四当上帝王，追为“淳皇帝”，庙号仁祖。
　　

张献忠起义军焚明祖陵“断龙脉”
                         

　在古代所有发了财当了官做了皇帝的人，都会称祖上埋到了风水宝地，这实际上是一种附会。他们向世人所解释的发迹之谜，是掩盖巧取豪夺、滥杀生灵之罪恶的一种借口。而一些子孙倒霉的也不一定就是祖陵风水不好。唐朝的郝处俊遭挖坟砸棺之祸，并不是因为葬的方位不好，压了龙尾巴，而是因为他系唐高宗李治的老臣，生前就强烈反对武则天，武氏一直怀恨在心，生前奈何不了，死后便可以随心所欲了。
　　传说朱元璋父母葬到了风水宝地才得了江山。试想，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朱元璋能够建立大明王朝，是拼杀出来的，是“马上得江山”。
　　但朱元璋家祖坟葬到了风水宝地上的说法，过去竟然一直有人相信，崇祯八年（公元1378年）正月，张献忠的起义军攻打到安徽凤阳时，便将朱氏的祖陵破坏得乱七八糟，“焚皇陵，烧陵殿，燔松三十万株”，坏其风水，名为“断龙脉”。
　　

“郭璞葬母”有科学道理
                         

　从另一方面来说，堪舆师是有一技之长的，相对来说都是古时候的地理学家，对气候、环境较为敏感，不承认风水术有科学道理也不行，不信也不行。风水圈中过去有一个百谈常新的“郭璞葬母”传说：郭母死后，郭给母亲挑选的墓穴距离河边不到百米，如果一发大水坟便会被淹掉，这可是风水大忌。郭璞却敢葬，预言水必退去，时人将信将疑。结果若干年后，河水果然改道了，郭母墓四周都成了桑田，郭璞的名气因此大振。郭璞为什么敢这么断言，无非是他对附近的山川走向、河流分布、气候变化，比别人更了解。
　　

风水宝地一般人家享用不得
                         

　不过啊，堪舆真龙结穴的所谓风水宝地，是皇家特权，一般人是不能享用的，否则会遭杀身之祸。史上记载，南朝宋代时浙江有位名叫唐寓之的人，出生于堪舆世家。他在外鼓吹，祖坟有帝王之气，当在他这一代的身上显贵。他不但到处宣扬，而且还招兵买马宣布起事，不久自称“唐皇帝”。当时中国正是大分裂时期，想当皇帝的人不少，乱兵四起。宋代当政是刘昱（公元473—477年，在位6年，后为萧道成所杀，贬为苍梧王），哪容一个风水先生与他争天下。结果，“唐皇帝”与刘昱之兵首战即败，被活活生擒遭诛。
　　

清明扫墓的风水学原理
                         

　这里补充说一下，现在每年清明扫墓大军与春运一般壮观，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在仲春时节去扫墓？除了郊游踏青的理由外，这里面也与古代堪舆术有关。堪舆术有一个大概的解释，认为子孙能想着先人的归葬之处，就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清明前后正是阳气上升季节，《管子·形势解》，“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气息交换旺盛，是亡人与活人“心灵感应”最活跃的时候。
　　生者去阴宅看看，也是阴阳平衡的需要，会获得一年的心灵平安。而且，古人还认为，生者住所阳宅要时时维护防漏雨什么的，死者所居的陵墓，即阴宅也得定期扫视修理，添土护坡防“泄气”。
　　从心理学上来说，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从伦理学角度看，鼓励后人每年定期祭祀先祖故友，也是应该的，不然连祖宗都忘记了，那不是“忘本”么？还谈什么感恩、孝顺？何来礼仪之邦？
　　

中国古代帝王陵寝“风水”探秘
                         

　皇帝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龙”死后是不能随便葬的，得找一块吉壤安置身后事。这块吉壤，民间惯称为“风水宝地”。那么，这块宝地的所谓“风水”，到底是什么？
　　

清东陵风水好在哪
                        

　帝王陵所在地，一向是神神秘秘的，过去属于“禁地”，连陵区周边的围墙都是靠近不得的，牛、羊也不让放牧。如明、清两朝律例，挖坟掘墓者“斩立决”。不要说挖了，就是进去看看，都可能遭杀头之灾，“挖祖坟”的念头是一丝不能有的。中国帝王陵寝的选址其实不神，差不多都离不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即“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这就是“风水说”。
　　但具体说起来，内容就复杂了，在执行时忌讳多多。
　　起先，这“风水说”是用于诸如住宅、庙宇这些人类活动场所选址，但在传统“阴阳”学说左右下，人死了是去阴间，是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所以要“事死如事生”，陵墓的选址自然不能马虎的，至今人们在给逝去亲人选择墓地时，仍要讲风水。而帝王陵寝选址的好坏，则直接影响国运、江山的兴亡，格外受到重视，因为选址不慎被帝王杀掉的风水先生不在少数。
　　这在明、清帝王陵寝的择址上，表现最为明显。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陈喜波、韩光辉两位学者曾就此作过专门的研究。如清东陵，据说是顺治亲自跑马游山而选定的风水宝地，他们分析后认为，这里确是一块风水绝佳之地。其依据是——
　　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以北称“后龙”，是龙脉来源；陵区以昌瑞山为靠山，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屈曲流过，环抱有情。
　　从上面看，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山水格局。青山环护，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根据当年留下的建陵资料，依传统的“分金立向”风水理论，确定陵寝建筑的中轴线。东陵主陵孝陵和南部的金星山构成整个陵寝的建筑轴线，整个陵区的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山川景物，都由金星山和昌瑞山一线相连的山向所控扼，这条轴线在陵区内诸多陵寝的有机配置下，得到不断充实和强化，在空间序列的展开层次上，处处得到山川形胜景物天成的有序映衬和烘托，显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景。
　　清代各帝后妃陵寝的选址和营建皆是这样，无不考虑龙、砂、穴、水、明堂、近案和远朝的相互关系。期望背后龙山重岗、开屏列帐，陵区负阴抱阳，避免冬季寒风。左右护砂，环抱拱卫，溪水分流，藏风聚景。近案似几，远朝如臣，使建筑物前后对景，遥相呼应。当自然山川条件不能十全十美时，就人工加以修、补、填、挖，把自然和人文有机结合在一起，造就出一个理想的“人造”风水宝地。
　　

朱元璋选葬处有什么讲究
                         

　清代帝王陵寝选址、规划时的“天人合一”观念，承继的是明朝的一套，其首倡者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国都城中，南京的都城城墙是不规则布局的，这座世界目前保存最好、最长的都城墙，墙体都是傍山依地形顺势而建，城墙带景象优美。如依传统的“中轴线”理论，方方正正，就不会有“鬼脸照镜”这样的“金陵四十八美景”了（位于南京城西、清凉门北）。朱元璋为自己选择陵寝地址时，也追求陵寝与自然和谐统一，“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形胜”。
　　朱元璋与历代皇帝一样，宗法礼制，崇尚祖先。不同的是，朱元璋更迷信，对陵址选择的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以此求得风水佳境，赐福朱氏子孙。有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陵寝制度，是在明朝才完备起来的，此说不无道理。
　　明朝的帝王陵分布在四处，即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这些陵寝所在都是“风水宝地”。
　　

明孝陵的风水妙在何处
                         

　关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风水”问题，不少专家都作过研究，这方面的书籍、论文很多。在明孝陵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时，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所长王前华、孝陵博物馆馆长周钰雯，联名提交了《“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解》一篇报告，其中有一章节，披露了孝陵的“风水”。现在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钟山风景区，几乎就是当年明孝陵的整个范围。在这处庞大的帝陵区域内，设计者将整座钟山以及部分水面作为重要的“风水”景观，一齐纳入孝陵的建筑规划设计中，从而实现了“因山为陵”、“天人合一”的中国帝陵建筑传统和文化理念。
　　钟山古称“龙山”，早在江东末年，已被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视为“龙蟠”之地，朱元璋作为大明开国之君，更不会放过这块宝地，自然会择金陵“龙脉”为葬地。后来，孙中山、蒋介石都选择此地为自己的归宿，也是因为钟山是风水宝地之故。（中山陵是建成了，成为南京中山陵园风景区主要景点，也是重要的民国建筑；蒋介石因为退守台湾，未能如愿，如今在台湾筑有“蒋陵”。）
　　朱元璋选择在钟山之阳建造陵，钟山之阴建陪葬功臣墓，南北对应，尊卑昭然，这完全符合“风水”要义——
　　钟山有东、中、西三峰，在风水上称“华盖三峰”，而以中峰最尊，孝陵恰好处于中峰之南玩珠峰下，而最早将这块地盘视作风水宝地的是梁代高僧宝志和梁武帝萧衍；在孝陵之西，有一座小山，人称“小虎山”，过去不解其意，现从风水地貌上分析，方知其正处于孝陵之右的“虎砂”位上，与孝陵之东的“龙砂”之象左右对列；直对孝陵陵宫的“梅花山”，过去都以为乃朱元璋为让吴大帝孙权这条“好汉”给他的陵寝看大门而留下的，其实，这一座如屏的小山是孝陵风水中的“案山”，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西南方向的前湖及逶迤南下的“钟山浦”也具有灵动的“朱雀”风水特征。
　　这样孝陵陵宫及宝城就具备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四象”，加之孝陵的三道“御河”都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势，这种水风水上称“冠带水”，亦十分难得。
　　

“北斗七星”陵区布局之谜
                         

　朱元璋则新创了一套帝陵体制。孝陵以钟山为中心，外郭城垣走向曲折，绕山而建，这一点与明初京师城垣相似；神道也是不循常规，弯曲而行，与陵宫部分构成一平面如“北斗”的形状。《大明孝陵神宫圣德碑》记载，朱元璋“审天象，作地志”，此即是采用了象天法地，以“天帝”所居之“北斗”位居中央，周围按二十八宿构成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环绕的神秘布局手法。
　　古人认为北斗七星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帝是天子，“升天”也就意味着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这种追求“魂归北斗”的“北斗七星”陵区布局，影响到了后代帝王陵寝的择址和建设。
　　

朱棣为何不选“燕家台”
                         

　北京城的规制是仿南京城的，北京十三陵的构建规制同样源自南京，源自孝陵。十三陵中的第一座，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寝长陵的规制，完全按照孝陵的标准构造的。其后的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的营造，虽有大小之别，但规制相同。整个陵园以长陵为主体，向东南、西北和西南展开，周围约80里，形成了明朝规模宏伟的陵园。
　　说到迷信，朱棣比其老子朱元璋更厉害。据说当初为选择陵址，他颇费心思。初定京西燕家台，因与“晏驾”谐音，觉其不吉，只好作罢。继选京西潭柘寺，又认为既为寺院，怎能再建陵墓，朱棣不悦而放弃。
　　最后选定燕山山脉的支脉黄土山，形势优美。朱棣表示满意，只觉地名太俗。恰在此时，正逢他的生日，于是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唐高宗乾陵的风水原理
                         

　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规制上看，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依山起陵”的观念，后来有了“依山环水”的讲究，到秦、汉、唐、宋几代，帝陵逐渐发展成方上、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和中轴对称的规整格局，这种布局的基础是非风水宝地不建。现在有人提出发掘的“秦陵”、“乾陵”，就是典型的风水宝地。秦陵（见下图）南依骊山，北临渭水，符合《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立冢安坟，须藉来山去水”之陵寝择址标准，可谓吉壤。
　　位于关中的乾陵（见下图），地形地貌结合完美，有山（梁山）有水（漠谷河），陵区如裸睡少妇，棒槌岭如男根插在中间，应合“阴阳二仪、天地配合”之原理。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阴阳交合，乃生万物。
　　《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乾陵具备了风水宝地的所有条件，据说，高宗李治登基不久，命当时有名的星相大师袁天罡和专掌阴阳天文历法的太史令李淳风，为他择万年吉壤，这块地是袁、李两人共同定下的。
　　

帝王陵为何强调“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皇帝是天子，所以强调“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体现在帝王陵上，便是讲究“风水”。因此帝王是不能随便葬的，生前“万岁”，死后得有“万年吉壤”。这从清东陵、朱元璋的孝陵、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选址理由上，表现得一清二楚。
　　帝王陵寝择址看似迷信，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是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的结果。“风水说”虽然有蒙人的嫌疑，但还是有科学道理的，实际上是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环境观。它很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依风水理论选择出的葬处，人与自然确实都很“和谐”。
　　

明朝皇家清明节祭祖秘闻
                         

　清明，是祭祀先人亡友的日子。清明节在二千多年前的西周时就出现了，系传统的“八节”(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之一。但过去清明节的日子并不固定，也不只是一天。由于清明节气一般在公历4月5日前后，或4号，或6号，后来为了统一，祭祀意义上的“清明节”就约定俗成在4月5日这天，成了“标准时间”。民间风俗，在5日前十天后八天，都算清明。
　　南宋吴自牧著写的《梦粱录》一书中记载，当时的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此即古诗所谓，“骑驴担酒祭祖坟，一路春光满眼新”。
　　民间扫墓祭祖如此重视，皇家对清明自然更视同非常。下面以祭大明王朝头一代、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为例，看看皇家祭祖陵是怎么样一种排场。
　　

清明祭陵为明“三大祭”之第一祭
                         

　在明朝，祭祀祖陵的仪式相当严格。《明仁宗实录》记载，洪熙元年二月（公元1424年），朱高炽派敕守南京的驸马都尉沐昕去祭祀孝陵，“自今孝陵四时祭祀，命尔行礼，必诚敬请清洁以裕神明，不可纤毫怠忽”。明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朱元璋的孙子。
　　那时大明王朝的都城已迁往北京，但他不敢忘记祭祀南京的孝祖陵。从他的口谕可知，大明王朝对祭祖陵丝毫不敢大意，虔诚万分，因为那牵涉到神灵保佑之大计，事关国体。
　　皇家陵寝，除了忌辰外，四时八节都要祭祀，但重点不同，各个朝代的礼仪要求亦有别。
　　《明会典》记载，建文帝朱允炆初年，定孝陵的祭祀安排为“五小祭”、“三大祭”。由主管祭祀的太常寺具体操办负责。
　　“五小祭”里包括朱元璋（闰）五月初十、马皇后八月初十这两个忌日；“三大祭”，就是指清明、中元、冬至三大节气，其中，清明祭陵为“三大祭”之第一祭。
　　

近臣在参祭时要“跪拜”敬礼
                         

　“三大祭”都是“日祭”，使用“牲醴”。“牲醴”就是要用动物作为祭品的祀制，而不是简单摆几个果盘，烧几炷香就可了事的，大小官员也都得参加，皇帝是全国人民的祖宗嘛。明万历年间进士顾起元所著的《客座赘语》记载：“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祀俱百官陪祭，遣备武臣行礼。”顾起元官至吏部侍郎，这些文字应该是他陪祭时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
　　祭陵过程中，官员的行为举止得有分寸，连怎么走都有规定。
　　《明会典·山陵遣祭仪》记载：
　　赞引引遣官由殿右门入，典仪唱执事官各司其事。赞引引遣官就拜位，执事捧香合至香案。赞引赞诣前导遣官至香案前跪，赞上香，遣官三上香。讫，赞复位。赞四拜（通赞众官同），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执事捧帛爵，各跪献于御案前。讫，赞跪拜（通赞众官皆拜），赞读祝。读讫，赞府伏、兴、平身（通赞众官同），典仪唱行亚献礼仪（仪同初献，惟不奠帛、读祝），唱行终献礼（仪同亚献），赞四拜。典仪唱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瘗位，赞礼毕。
　　从这个祭仪规制来看，程序比现代追悼会的“三鞠躬”要繁烦得多了，仅从主祭官员的动作上就知道不能马虎，要跪、捧、伏（趴地上）、平身，四拜方止。
　　

行祭中不能咳嗽以免“惊驾”
                         

　祭祀时还不能乱说话，言语方面有明确规定。《明会典·山陵遣祭仪》记载的《祝文》，共有24个字：如在清明节时，祝文是这样的——“时维仲春，雨露既濡，追念深恩，不胜怵惕，谨用祭告，伏惟尚享。”
　　霜降祭：“时维季秋，霜露既降，追念深恩，不胜凄怆，谨用祭告，伏惟尚享。”
　　中元祭：“气序流迈，时维中元，追念深恩，伏增哀感，谨用祭告。伏惟尚享。”
　　冬至祭：“时维冬至，雨露既濡，追念深恩，伏增哀感，谨用祭告，伏惟尚享。”
　　由于明陵后来越来越多，要祭祀的“祖宗”也越来越多，清明时的祭仪就越来越形式了，要套用固定的语言程式，如《祝文》，只是根据陵墓主人的谥号不同而作适当调整，其他内容都是一样的——开始糊弄祖宗了。
　　不仅不能乱言语，行祭时连咳嗽都不准的。如果有人咳嗽，或是弄出声响来，往往会遭到内侍官员的严厉训斥，警告他不要“惊驾”。有的官员为逃避祭祀之辛苦，常常在清明节时称病请假，躲起来不参加。
　　

祭陵时泄露皇家秘密
                         

　平时官员是不得入陵的，所以，祭陵有时也成为有心文官考证野史传闻的绝好机会。如，民间传讲明成祖朱棣的生母是碽妃（见前文《明成祖朱棣与四个女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生下朱棣后，碽妃被朱元璋和马皇后两人用“铁裙”之酷刑活活折磨死了，朱棣从小被马皇后抱到身边，便成了马皇后亲生儿子，后来朱棣当了皇帝后，对碽妃十分怀念，便在孝陵内给她一个特殊的灵位，位列马皇后之旁边；又在南京修建大报恩寺以纪念。
　　明人张岱在其作品《梦忆》中记下了崇祯十六年（公元1642）七月陪祭孝陵时的“发现”，碽妃的牌位很讲究，前面贡品丰富，确实与其他嫔妃的待遇不一样——“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极简陋。”这“四十六席”指为朱元璋殉葬的46位嫔妃。
　　张岱在文中还提到一事，由于当时是七月天，正是“火炉”南京最热的时候，祭祀仪式结束了，那些摆在供案上的牛、羊等祭品，也都变质了，臭味熏人。
　　

祭祀用品是死者生前爱吃的
                         

　祭陵时，祭祀物品品种很多，当然还要用于招待参祭人员啦。牛、羊、猪、鹿、兔、鸡、鱼，这些牲畜家禽水产什么的，自然是少不了的。时令蔬菜也不能缺，与生前享用的“菜单”毫无两样。而且，到什么季节，上什么祭品。韭菜、荠菜、芹菜、茄子、苔菜、竹芛、芋苗等，都是朱元璋和马皇后这对布衣夫妻生前爱吃的，要保证供应；菱角、樱桃、杏子、西瓜、橙子、栗子、甘蔗，也不能缺。
　　根据《南京太常寺条》的记录，每月送往主管宴享（制作祭品）的光禄寺的东西都不重样——
　　正月，韭菜、生菜、荠菜、鸡子、鸭子；
　　二月，芹菜、苔菜、藜蒿、子鹅；
　　三月，茶、笋、鲤鱼；
　　四月，樱桃、杏子、青梅、王瓜、雉鸡、猪；
　　五月，桃子、李子(又夏至李子)、茄子、面、小麦仁、嫩鸡；
　　六月，莲蓬、甜瓜、西瓜、冬瓜；
　　七月，枣子、葡萄、雪梨、鲜菱、芡实、大麦仁、小麦；
　　八月，藕、芋苗、茭白、嫩姜、粳米、粟米、米、鳜鱼；
　　九月，橙子、粟子、小红豆、砂糖、鳊鱼；
　　十月，柑子、橘子、山药、活兔、蜜；
　　十一月，甘蔗、鹿、獐、雁、荞麦面、小红豆、黑砂糖；
　　十二月，菠菜、芥菜、白鱼、鲫鱼。
　　又，送太常寺转送光禄寺供荐品物：
　　二月，子鹅；
　　三月，笋；
　　四月，青梅；
　　七月，雪梨；
　　八月，茭白；
　　九月，橙子；
　　十月，柑子；
　　十一月，甘蔗；
　　余月无。
　　

祭品除自产外还有民间朝贡
                         

　这些用于供奉宴享的原料都是从哪来的？除了少量由神宫监、光禄寺自己生产、种植的外，绝大多数都是各地作为“政治任务”进贡的，由特定地方的专人专户饲养、种植的。从《南京太常寺条》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当年孝陵的祭祀用品来源情况：
　　牺牲所喂养：
　　牛犊，和州江浦县解；
　　北羊，陕西西安府解；
　　山羊，湖州府解，宁国府解；
　　猪，宣课司抽分；
　　鹿，宁国府解；
　　兔，应天府属县猎户纳。
　　香帛诸物：
　　降香、速香、马牙香、浇烛、黄蜡，以上俱太常寺关领；
　　浇烛、香油，上元、江宁县纳；
　　各色制帛，南京司礼监领；
　　时果、椒、笋、粉、糖等项，上元、江宁县买办；
　　面、酱、醋等，籍田祠祭署支；
　　酒，南京光禄寺支。
　　

迁都后朱棣未再返南京祭祖
                         

　需要指出的是，在建文、永乐（都在南京）时，祭孝祖陵都是皇帝亲往，即“天子皆尝躬祭孝陵”，但在朱棣迁都北京后，只有武宗朱厚照南巡时顺道亲自祭过孝陵，包括朱棣本人，此后没有一位皇帝能亲临紫金山祭祖陵，大都差遣皇子、驸马或重臣前来往南京代祭，还不如后来夺走江山的清朝皇帝跑得勤。其实朱棣心目中是否真有老子朱元璋也未必。有一个记载称，在“靖难事件”中，杀过长江的朱棣打算直接入城，在大学士杨荣的提醒下才想到应该先谒祭孝陵。明人章潢的《图书编》记载了这件事情：“建文四年六月，靖难兵入，南京失守，诸王上表劝进。燕王命驾将入城，学士杨荣迎驾前曰：‘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燕王悟，遂谒孝陵。”
　　相反，清朝皇帝对朱元璋挺尊重的。
　　清朝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的清明期间，康熙借第三次下江南之机谒祭孝陵。具体时间是当年四月十六上午，在江宁织造府官员曹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的陪同下，前往紫金山。
　　这次谒祭，康熙给孝陵增添了一块珍贵文物：御笔亲书“治隆唐宋”碑，至今仍立于孝陵前，成为孝陵一景。但清朝皇帝这么时常惦记着明朝的朱姓帝王，除了安抚汉人、出于统治的需要外，也可能因为夺了人家的江山，心里有愧吧，烧点纸钱、说点好话弥补罪过乎？
　　

明祖陵灵异传说与风水之谜
                        

　纵观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帝王，几乎没有不迷信的。每个帝王都把自己想象成真龙天子，认为是祖上秘葬到了一块风水宝地上，接上了龙脉。但如果要问哪一朝对风水最讲究，迷信最严重？我觉得要数大明王朝的帝王们，每每国运波折便会想到祖陵的风水有恙，对祖陵的重视程度等同于国事。
　　这里，就从朱初一所葬的风水宝地，聊聊明祖陵近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与大明王朝国运飘摇之谜。
　　

朱元璋祖父“睡”到了风水宝地
                         

　朱元璋祖上本是今镇江句容“朱家巷”人氏，后其祖父朱初一带着一家老小迁到盱眙杨家墩一带。再后来，朱初一死后，儿子朱五四又带着全家迁往相邻的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乡，再迁太平乡。朱家离开句容，据说也是无奈。当时朱家被元官府籍定为“淘金户”，役税很重。忽必烈当政的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为了逃避税赋劳役，不得已才出走盱眙的。穷得吃上顿没有下顿的朱初一，有一天躺在杨家墩家宅后的一个土坑里睡懒觉。这时候过来一老一少师徒道人，原来老道人懂堪舆风水术，对小道称，老头躺的地方是真龙结穴处，若葬此不出三代即出天子。小道不相信，老道称，这里地气旺，不相信你在坑里插根枯树枝一试，不出十天就发芽长叶。十天后果然枯木逢春……朱初一死后即葬此坑内。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未及人工封土，坑口自然合上成坟。
　　这个故事可不是民间编造出来的，是朱元璋的同宗朱贵讲出来的。
　　当年朱贵的祖上和朱元璋的祖上一起，由句容迁到盱眙。明嘉靖年间人士王文禄在《龙兴寺》中，很具体地记述下了上面所说的灵异事件：
　　泗州有杨家墩。墩下窝，熙祖尝卧其中。有二道士过，指卧处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气暖，试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叶。”熙祖起，曰：“汝闻吾言乎?”熙祖徉聋，力以枯枝插之去，熙祖候之十日，果生叶。熙祖拔之，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复来，其徒曰：“叶何不生也?”曰：“此必人拔去矣。”熙祖不能隐。道士曰：“但泄气，非长支传矣。”谓曰：“汝有福，段当葬此，出天子矣。”熙祖语仁祖，后果得葬，葬后土自望。其后陈后孕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气。
　　

朱元璋营建“明代第一陵”
                         

　后来，朱家逃荒要饭走了，朱初一当年下葬处也迷失了。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下诏寻找，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十月，让朱贵给找到了。明末清初藏书家孙承泽在其所著《春明梦余录》中，记载了朱贵替朱元璋寻找祖坟一事，“即画图贴说，认识宗派，指出居处葬处，备陈灵异始末”。朱贵回盱眙寻找祖陵是有背景的，《明史》记载，“太祖即位，追上四世帝号”。刚当了皇帝，朱元璋依据古代帝王的惯例，给上四代封官进爵建陵。但除父亲朱五四的坟墓是自己亲手埋葬的，一下子就找到，祖父辈以上的地穴却不知道在哪。
　　之前，相信自己祖坟风水好的朱元璋，已多次派员去盱眙查找朱初一所葬的坟址，一直未能如愿，领命官员只能在泗州城西潮河坝“望祭”。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在那里建了祖陵庙，供奉祖父以上三代牌位，即祖父朱初一，追尊熙祖裕皇帝；曾祖朱四九，追尊懿祖恒皇帝；高祖朱百六，追尊德祖皇帝。
　　找到了祖坟，朱元璋大喜过望，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开始（亦有称是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着手修缮盱眙祖陵。具体负责此事的，朱元璋没敢安排别人，而是让太子朱标亲自前往。张廷玉编纂的《明史·山陵》记载了这件事情，“命皇太子往泗州修缮祖陵，葬三祖帝后冠服”。祖陵有皇城、砖城、土城内外三重城垣，棂星门、享殿、大金门、金水桥、左右庑碑亭、石像神道、玄宫等，一应俱全，一个不缺，为明帝王陵寝中规制最大的一座，以后的每一座帝王陵都不能逾越。
　　当年的规模，比朱元璋的孝陵、朱棣的长陵都宏大、气派，被称是“明代第一陵”。而在此之前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凤阳皇陵已开始营建，到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完工。祖陵建成后，朱元璋任命朱贵为第一任祖陵署令，专门负责看护。
　　

泗州明祖陵风水到底妙在何处
                         

　朱初一葬到了真龙结穴处，朱元璋当上了真龙天子。但这块风水宝地到底妙在何处，贵在哪里？成书于崇祯年间的《凤泗记》对此作了具体的解析，龙脉西从汴梁而来，由宿虹至双沟镇，起伏万状，为九沟十八洼，从西转北，亥龙入首坐癸向丁……大约五百甲之内，北戒带河，南戒杂江，而十余里明堂前后，复有淮、泗、汴河诸水环绕南、东、北，惟龙从西来稍高。陵左肩十里为挂剑台，又左为洪泽湖，又左为龟山，即禹锁巫支祈处，又左为老子山。自老子山至清河县，县即淮、黄交会处也。陵右肩六十里为影塔湖，为九冈十八洼，又右为柳山，为朱山，即汴梁虹宿来龙千里结穴。真帝王万年吉壤。
　　《凤泗记》的作者是朱由检当皇帝时的礼部侍郎蒋德。
　　明祖陵真的如蒋德所言是风水宝地，“若葬此，出天子”？
　　明祖陵紧靠洪泽湖，东西都是水，地势极其低洼，有“九岗十八洼”恶名。过去若是阴雨天前往，烂泥能把鞋子粘掉，根本没有办法行走。不仅不像风水宝地，连居民出行都甚觉不便，地贫人稀，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时常有人家迁走。当年朱五四带着妻陈氏一家老小到凤阳钟离乡讨生计，就是这个原因。但在蒋德眼里，祖陵所在偏偏就是妙不可言的风水宝地。实际上，这是一派谎言，我想是蒋德忽悠朱由检的。
　　

明祖陵借“水龙”成势
                         

　实际上，当时的堪舆大师刘基等，就知道明祖陵所在地并不是完美的万年吉壤。根据古代堪舆术的定义，一块风水宝地的地势地形地貌，要穴前有明堂，要看三奇四应。三奇即山、水、案；前、后、左、右、为四应；左右有护砂，所谓“砂”即山丘土石之物；要有罗城，罗城由山或水组成，相绕四周；远有朝山，近有案山。以山为罗城，形成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种态势为佳；如果周围无山，一马平川，则借水势成龙（水龙），以泽国环抱为上。
　　明祖陵地处苏北，基本上属平原地貌。四周除了一片水国，并无多少妙贵可言。所以，当年筑陵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改造，填埋洼地，补修不足，挖地成河，堆土为山，人工整出了砂、水、近案、明堂等风水要素必具的景观，这才形成了一块标准的风水宝地。
　　实际上，明祖陵的所谓风水饱受了自然环境的侵害，特别到了明朝后期，明祖陵一直深受水患困扰。
　　

“水漫泗州城”明祖陵被淹
                         

　明英宗朱祁镇当政时期（公元1435—1449年，当年瓦剌南侵，朱祁镇亲征败于土木堡被俘，弟弟朱祁钰称帝，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复辟，再当政至1464年）起，明祖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到明晚期，水患更为严重，神宗朱翊钧当政的万历八年，淮河再泛大水，祖陵即被水淹。明人曾惟诚等纂修的《帝乡记略》记载了当年的情况，“下马桥水深八寸、旧陵嘴（传说是朱初一实际下葬处，即老道士所说的风水宝地）水深丈余，淹枯松柏六百余株”。虽然高筑堤，疏水道，但由于祖陵所处淮水边上、地势低洼的天然缺陷，水患根本无法根治。
　　终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黄河夺淮，黄淮两水并涨，酿成灾难。不仅明祖陵消失了，整个泗州城也被淹没了，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水漫泗州城”。此后，明祖陵躺在水下近三百年一直无人知晓，直到“文革”期间的1968年大旱，部分建筑露出水面，明祖陵这才重新被发现。1976年当地文管部门进行修复，目前成了苏北一景！此地原叫仁和集，因境内有明祖陵而出名，现在干脆易名为明祖陵镇。
　　

明国力衰败与祖陵受威胁
                         

　在今天看来，朱初一葬风水宝地和灵异传说，无疑系无稽之谈。但有一个现象，或者说谜团，也应该注意一下：在明祖陵开始遭水患之后，大明王朝确实从此进入了多事之秋。
　　特别是北方边境战事吃紧，瓦剌老是前来骚扰，再到后来的李自成起义、清军入关，似乎祖陵饱受水患的时间，与大明王朝的灭亡时间，一对曲线呈平行态势发展，国势亦如风雨之中的祖陵一般飘摇，这也许仅是一种巧合，但不由人不去联想。过去人认为，甚至包括尚书级别重臣在内都忧心，大明国运受阻与明祖陵受淹一体关联，看来此并非闲来无事之语，也非别有用心的江湖瞎话。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赴北亲征的朱祁镇竟然在土木堡被也先率领的瓦剌兵士生俘，成了中国帝王中最丢脸的一个人，真龙天子的不败之身神话被戳破了，国运就此逆转。
　　《明史·英宗前纪》是这样记述的，“……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北狩”，即北去打猎，系文人给朱祁镇要面子的说法。但“狩”，除了打猎的意思，还有“捉住”一解。史家用此词乃一语双关，不可谓不妙，一代帝王竟然被“狩”，不可谓不是奇耻大辱。
　　当时有朝臣议论，这可能与祖陵龙脉受水患威胁、风水不时受到当地人开山放炮、取土葬坟的干扰有关。为此，大明王朝多次下旨，加大对祖陵的保卫和修护力度，颁布相关禁令。
　　

守护祖陵难挽大明颓势
                         

　实际上，明朝对祖陵的看护一直非常严格，有非常缜密而又严厉的保护制度。常年派有兵士把守，多时达200人。还设有祭户、铺排户、厨户、屠户、酒户、窑匠户等祖陵户。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祖陵的风水不被破坏，龙脉永存，国运永兴。这个制度，从朱元璋在世就开始执行了。但后来，由于王朝威信的不断下降，加上天灾人祸，祖陵的龙脉受到严重威胁，山民不时去附近的地方开山采石，在“太岁头上动土”，甚者有人欲沾王气，在朱家龙脉范围内葬祖坟。
　　《英宗实录》记载：“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六月，南京祠祭署祀朱镛言：盱眙第一诸山，虽隔淮河，然朝拱祖陵。纵民伐石立窑，恐残地脉，亦不容对山以葬。上命中都留守司究其，已对葬者，迁之；填塞其伐石立窑之处，仍命都察院揭榜禁约。”从朱镛的话里，可以知道祖陵当时的守护出了麻烦。
　　到最后，女真人（后来的满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对大明王朝构成了直接威胁，形势已十分糟糕。明朝廷一方面派人去破坏北京九龙山下的金祖陵，掘断其龙脉，希望通过风水来阻止后金（大清）的发达；另一方面加紧对孝陵、皇陵、祖陵等在南方先祖陵寝的保护，防止王气外泄，龙脉受损。
　　孙承泽所著的《陵园·察勘陵纪》记载，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四月二十五日辰时，朱由检在中极殿召见成国公朱纯臣、恭顺侯吴惟英、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万炜、巩永固，宣平伯卫时春、礼部尚书林欲楫，侍郎王锡衮、蒋德景等，要他们汇报孝陵、皇陵、祖陵情况，重申近陵不准开窑取石、砍伐树木的规定，决定遣派重臣勘察。
　　朱由检特别关心盱眙祖陵的保护，询问龙脉有无受到损坏。礼部侍郎蒋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盱眙、凤阳勘察祖陵、皇陵，写就了《凤泗记》一书。
　　但朱由检的一切努力都不起作用，最后自己吊死在后宫禁地煤山上的歪脖槐树下。大明王朝如一盏枯油灯，国运耗尽，江山易主。明祖陵那块风水宝地，最终没能使枯枝生叶，再显灵异！
　　

破译中国古代帝王葬姿密码
                        

　中国古代的葬俗很多，葬姿各异。已考古发现的葬姿有仰面直肢、曲肢、侧身、俯身等，还有一种更是今人无法理解的葬姿，肢解葬。但这些都是民间使用的葬姿。帝王死后是怎么入葬的？在明定陵发掘前，不见报道。帝王的葬姿属于皇家私事，秘不外传，史无记载，是千古之谜。
　　

万历皇帝葬姿暴露天大秘密
                         

　定陵棺椁开启后，陵主万历皇帝朱翊钧、孝端、孝靖后的葬姿赫然在目。就考古的一般常识来说，陵墓的发掘必须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银财宝那些陪葬品。所以，开启梓棺一般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序，要求相当严格。在主要专家或是主政官员到场的情况下，才会打开棺椁。
　　定陵，作为一座一级帝王陵，其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和官员，对棺椁的开启慎之又慎。
　　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现场专家大吃一惊——
　　朱翊钧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
　　孝端后尸体放置在织锦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孝靖后尸体亦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己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朱翊钧和他的皇后尸体放置呈如此姿态，真乃惊世发现。
　　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帝王的葬式，在现存的资料中，帝王死后尸体摆放成什么姿态入敛，一直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定陵暴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给考古界带来了一个天大惊喜，这应该是定陵考古发掘的最大收获之一。
　　

下葬时棺坠地改动了葬姿？
                         

　之所以说朱翊钧的尸骨姿态暴露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椁内尸体摆放姿式是一个千古之谜，现在被揭开了，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二是因为其姿式太怪异了，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应该是深奥的。为何朱翊钧在棺椁内会曲肢侧卧？难道被人动过？专家一直不得其解。期间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专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断，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码，引起了当年学术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寝学术研讨会收到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这是“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专家王秀玲提交的，题目叫《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
　　从定陵帝、后骨架情况看，三人葬式稍异，显然不像普通人的葬式。
　　根据其骨架：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右手，朱翊钧和孝靖后向上弯曲，放于头部，孝端后为下垂式。腿部，朱翊钧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后两腿弯曲，孝端后两腿平放足部交叉。王秀玲推断，朱翊钧的原葬姿势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孝靖后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钧与孝端后则可能有出入。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弯曲一腿直伸状。显然，朱翊钧的葬式不是原状。孝端后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其原状应为侧卧式。朱翊钧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后相类似。
　　再者，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朱翊钧左腿直伸。孝端后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架情况分析，原葬式应为向右侧卧。而朱翊钧应为双腿弯曲式，只是因为晃动和碰撞而改变了原葬姿式。
　　孝端后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况下，手臂应贴近身体。孝端后的右臂是向外撇，如与朱翊钧和孝靖后一样放于头部，因碰撞右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现在的姿式。
　　根据史书上当年朱翊钧下葬时的文字记载，原葬式确实可能变动过。
　　当时，棺椁是从百里之遥的京城靠人工抬运到山陵，沿途颠簸。《泰昌实录》记载，葬朱翊钧及孝端皇后时（孝靖皇后比朱翊钧早逝九年，已入葬于天寿山东井平岗地）仅抬杠军夫多达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如此这般，可以想象尸体姿式有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怪异葬姿系“七斗星葬式”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古代土葬时尸体摆放方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态。1973年，在偃师二里头夏朝遗址还发现了跪姿葬式，人架骨作跪伏状，向西，面朝下。跪姿葬极为少见，而朱翊钧的“侧卧式”葬姿，则是罕见，至今不见类似帝王葬制方面的文字记录。皇帝死后，何为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王秀玲大胆推断，此乃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码一下子被破译了。
　　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像天上的北斗七星。
　　葬式源于天象。
　　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微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微、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微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
　　古人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微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
　　实际上，明朝皇帝这种“天象观”并非特有，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如古埃及帝王认为，他们死亡也会“升天”，但居住地与中国古代帝王的方位有区别，处于猎户星座。猎户座在古埃及被奉为神灵，叫“俄塞利斯”神，掌管冥界。所以，古埃及法老死后所建陵墓（金字塔）的布局与猎户星座对应，将尼罗河当成天上的“银河”。
　　如处于尼罗河两岸沙漠之上吉萨地区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胡夫金字塔、海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3座，建造于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正好与当时的猎户座的腰带星相对应，代表了猎户座三颗斜着排列的星星。从胡夫金字塔内新发现的甬道内，正好能看到当时的猎户座。明皇“北斗七星葬式”，也是考虑了天象。
　　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朱翊钧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帝王葬姿源于风水理论
                         

　帝王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要与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七个星代表七种场。
　　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
　　《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宋朝，荣华富饶。”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
　　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聚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延旺盛。
　　依此而论，朱翊钧和皇后的怪异葬式源于天象不无道理。
　　

释迦牟尼“涅槃”影响中国皇帝
                       

　还有一种说法，朱翊钧的怪异葬姿与天象与风水均无关系，而是缘于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钧生前是虔诚的传教徒。这在王秀玲的论文也提到了——
　　根据《大乘起信论》中所载释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槃”的姿式，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自知阳寿将尽，便最后从王舍城出发，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难的陪同下，走到离摩罗国首都拘尸那迦(Kusnagara)不远的一个村庄波发(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莎罗树(Sala)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槃。
　　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极像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
　　朱翊钧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万历十八年(1590)，在赐与万佛寺经书的教谕中指出“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定陵出土实物也可充分证明朱翊钧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
　　据考古报告，在帝、后服饰上就有不少佛教内容的纹饰，如经文，孝靖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钧的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
　　孝端后棺内有一件“黄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缎绣佛字方补方领女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所谓“八吉祥”，即指轮、螺、伞、盖、花、罐、鱼、盘长八种图案，八吉祥也称“佛八宝”。最有说服力的是，朱翊钧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仍念念不忘。专家认为，他怪异的葬式是仿释迦涅槃的姿势。
　　朱翊钧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
　　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20世纪90年代，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南京明孝陵进行考古勘测，使用了飞机航拍技术，专家惊讶地发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事曾引起极大轰动。
　　这或许给朱翊钧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有专家大胆推测，认为朱元璋也是这样的葬姿；不仅朱元璋、朱翊钧是这样，明朝其他皇帝也是这样的“七斗星葬式”。由于没有更好的考古发掘，这种推测也仅仅是推测。
　　更大的问题是，就算朱姓明朝皇帝是这样的葬姿，秦、汉、唐、宋帝王的葬姿是这样吗？目前此仍是一道无法破译的密码。
　　

帝王定都从风水角度考虑
                       

　帝王打下天下后，首先要考虑的是都城选在哪？而一个城市能成为“帝王都”，因素很多。除了地埋位置这一要素之外，风水好不好，是否能养万年龙脉，保盛年基业，这是很关键的。所以，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的迁都事件，不少朝代为此实行“两京制”。
　　

中国古代都城流行“两京制”
                         

　什么叫两京城？即一国两都制度。此制源于西周，当时西周的都城在镐京，即今西安，后周公姬旦又在洛邑营造了一座新城，即今洛阳，洛邑后来成为东周的都城。此后，“两京制”影响了中国多个朝代都城的兴建，如汉、唐两朝也是“两京”，有东都洛阳，西都长安。
　　史上的短命王朝里拥有“两京”的更多，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北齐、北周都是两个都城。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由于南京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就想到了“两京制”。在明亡清兴以前，中国一直有两个“首都”，一个南京，一个北京。
　　北京、南京，与现为西安的“西京”，分别是环渤海、长江、黄河三大都城类型中的优秀代表，“三京”，由此形成了中国古都文化的三大类型，即以西安(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以南京(建康)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以北京(大都)为代表的渤海文化。
　　在元之前，以西京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类型都城”大受欢迎，除了“西京”，还有洛阳、开封等也属黄河流域文化类型的“东京”。但在元之后，环渤海、长江流域的都城更受帝王青睐。其中，北京和南京成为首选，“西京”、“东京”基本上退出了。
　　这里，就来说说帝王定都时的风水考虑，重点是南京、北京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命运。
　　

隋文帝毁建康为“菜地”
                         

　然而，在都城文化史上，南京却是“三京”中最遭罪的。20世纪30年代遭日本人“屠城”就不必说了，在公元6世纪，时名为建康的南京曾被“毁城”。公元589年,隋灭陈,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邑平荡耕垦”。《隋书·五行志下》（卷23）记载，“及陈亡，建康为墟”。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传说，陈未曾灭亡时，就出现了灾难的征兆：有一只独脚的鸟出现在陈的宫殿里，这鸟用嘴在地上乱画，大家一看是几个字——“独足上高台，盛草变成灰。”史称，“独足者，叔宝独行无众之应。成草成灰者，陈政无秽，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宝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这人很好色，荒淫无度，还大兴土木，把国家弄得很糟糕。
　　隋文帝为何要对一座城市痛下杀手？原来问题出在风水上面。隋文帝迷信风水，认为曾为六朝旧都的建康城“王气未净”，此气欺负隋都城大兴，即现在的西安。当时毁城的执行人就是镇守扬州的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把陈朝的宫城彻底摧毁，作为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都城，以往繁华似锦、遍淌胭脂的建康城，竟然成了一块大菜地。
　　由于这次隋毁城彻底干净，六朝宫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具体位置在哪，后世一直弄不清。
　　

秦始皇凿出“秦淮河”
                         

　南京最早建城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打败越国，杀越王无疆，尽取越国夺取的吴国的地域，并在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埋金以压王气，时称金陵邑，或石头城，现在还有石头城遗迹。南京最流行的金陵叫法，据说即源于此时。南京东郊最为有名的钟山（也曾叫过蒋山、紫金山），时便称金陵山。南京最早的一次“风水事件”则是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主犯”是秦始皇嬴政，时南京称秣陵。
　　据民国夏仁虎撰著《秦淮志》引《景定建康志》文，“旧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乃凿方山，断长陇，渎入于江。故曰秦淮。”嬴政为了镇压南京的“天子气”，破坏这里的风水，让当时的“龙藏浦”水流改道变向，具体地点在今天南京市江宁区方山石硊。此地我曾去看过，确有人工开凿痕迹，但是不是秦始皇破坏南京风水而留下的，无法考证。
　　但在五百年后，这里还是出现了天子，此人便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帝孙权。
　　孙权在公元221年受曹丕封号为吴王。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吴国。但武昌的风水不好，时有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就建业死，不就武昌居。”
　　不久，孙权定都南京，并起名为建业——在此建孙家帝王大业。
　　

诸葛亮口出“虎踞龙盘”
                       

　三国时对南京风水情有独钟的并不是孙权，而是蜀国的诸葛亮。据《建康实录》引晋人张勃《吴录》文，三国时刘备曾派诸葛亮到南京，因观秣陵山阜，惊叹不已：“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当时诸葛亮骑在马上，驻足地点是今天城西的清凉山下，如今此地有“龙蟠里”，附近还有虎踞关。
　　在建康之后，金陵的称号流行了。公元10世纪时，徐州人李昪在此称帝立国，先称“大齐”，后易名“唐”，史称南唐。这个王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有一首很著名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词作者就是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为什么李煜能写出这么漂亮这么好的词来，大概与受到南京这块“江南第一州”特殊环境的熏染有很大关系。
　　南京“风水”最旺时期，在明朝。
　　朱元璋在安徽随郭子兴起兵后，终灭元夺得天下。朱元璋定都南京，受到了身边一些儒士的影响。其中冯国用、陶安、叶竞对南京的风水颇为推崇，积极建议朱元璋在此称帝。
　　《明史·冯胜传》（卷129）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向冯胜的哥哥冯国用询问天下大计，冯国用回答，“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听了很高兴。
　　因为朱元璋本人对南京有偏好，下面的一帮人也跟着拍马屁。有一次，朱元璋来了兴致，命儒士们以钟山为题赋诗。有个叫邓伯言的对称，“鳌足立四极，钟山一蟠龙。”朱元璋听了一下子激动起来，拍案大声叫绝。邓伯言以为惹怒了朱元璋，当时竟然吓得面如土色。
　　1368年正月，朱元璋如愿在南京当上了皇帝，建元洪武，改应天，定都南京。但南京的风水能否撑得起大明万年基业，朱元璋还是存有疑惑（详见本书《朱元璋眼里最适合建都的地方》一章）。后来，朱棣迁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帮老子了了心愿。
　　明灭亡后，清朝在南京设江宁府，“江宁”，成了南京的又一称呼。但这一称号在清末又有了新的说法——天京。
　　1853年3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陷南京，定都于此，改名天京，建太平天国。建国时社会格局并未稳定，清军仍有绝对的优势。有人建议继续北伐，打下北京，再定都。但洪秀全认为，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龙蟠虎踞，足可建国立业。如果当时洪秀全像朱元璋那样“缓称王”，继续北伐，推翻清王朝是很有可能的。可惜历史就是这样，不容如果。
　　南京的“天子气”在20世纪初再次显露了出来。
　　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建都于南京。
　　

堪舆术认为中国境内有“三条大龙”
                         

　要进一步深究中国都城及南京的风水，就要说到中国古代堪舆家眼里公认的“三条大龙”。什么是“龙”？这是古代风水先生故弄玄虚的说法，所谓“龙”，就是山，“龙势”就是山形和地理地貌呀。不过，把山看成“龙”也比较形象，从高空中看，绵延的山脉确实就是一条龙。
　　堪舆书籍大致是这样划分的：黄河以北的山脉属“北龙”；黄河以南、汉水以北的山脉属“中龙”；长江两边诸山是“南龙”。各条大龙中有余脉、支脉，形成“小龙”。
　　“北龙”中最大的一条是太行，最长的一支为燕山，龙尾在平乐；“中龙”分三支，一支至西安，而尽关中；再一支生下幽谷，至嵩山；又一支到扬州结束；“南龙”中的祖龙是岷山，分左右两条脉。
　　其中右脉生出四条“小龙”，龙脉最旺：一支为衡山，尽于湖南洞庭九江之西，再一支过桂岭，包湘沅，尽于江西的庐山；第三支自南而东，包彭蠡之原，经安徽黄山，尽于江苏南京。又于天目山分一支，尽于浙江。江西之山皆自五岭赣上来，自南而北。闽广之山自北而南，一支包浙江之原，北龙头在绍兴，龙尾在福建、广东境内。
　　从古代堪舆术上来看，中国古代的三大都城北京、西安、南京，分列于北、中、南“三条大龙”结穴点上。
　　

宋朱熹认为北京风水好
                         

　北京的风水比南京好在哪？从中国古代堪舆术上看，北京处于“北龙”中最长的一条龙——燕山山脉之上，海拔多在千米左右，龙势明显比南京的海拔两三百米要雄伟。与南京相比，北京的“天子气”则更重，北有燕山天然屏障，南是物产丰富的大小平原。从大局上看，从东北的山海关，到东面的渤海湾，至山东半岛，则形成了北京的又一天然军事关卡。诗人苏辙诗《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称，“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把北京的帝王气象说得淋漓尽致。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堪舆术也颇为在行，曾对北京所在的冀州一带风水大加赞赏：“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从朱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地理形势是全符合传统的风水要义“左青龙右白虎”格局的，呈“四方朝觐”态势。
　　北京在风水定义中，有人也曾称“龙盘虎踞”，如元时人即认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据说这也是元从上都迁到大都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龙翻身”在12世纪
                         

　在公元10世纪时的辽时，北京一度也曾叫过南京。历史上北京的叫法很多，蓟城、燕京、中都、大都、北平都是北京的称呼。但真正叫北京的则在1403年之后，民国时期，又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三大古代都城中，成为“国家首都”的时间比西安和南京都要晚。北京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周武王时期，尧的后代被封于这个地方，时称蓟丘，后为燕国国都。“燕”的由来也因为燕山这条大龙的存在。
　　北京第一次“龙翻身”在公元12世纪中叶，时金主将国都由东北迁到这里。真正的龙兴应该是在元朝。但这中间，北京也遭受了一次劫难，整个城市几乎被烧光了。此事发生于公元1216年，之前一年，成吉思汗将金政权逼离燕去，迁都汴京。蒙古军队轻易就占领了燕京。成吉思汗的军队进城后，将金的宫室整个焚毁。
　　成吉思汗无意于定都北京，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情况发生变化。深得忽必烈信任的和尚刘秉忠建议，元的都城迁定到燕京为佳，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改燕京为大都。并指定刘秉忠主持大都的设计和建设。
　　刘秉忠依汉人传统的风水观点，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式安排了大都的功能布局，历时24年方建成，遂成现代北京城的轮廓。
　　本来，在元灭亡后，朱元璋差一点就将都城从南京给迁来了。但还是因为风水不吉的原因，迷信的朱元璋最终还是呆在应天不走。在大都落入明军手里后，朱元璋曾咨询朝臣的意见。但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南方人，并不愿到北京就职，便称大都是元朝的亡国之地，王气已尽，不宜建都。南京是兴王之地，不必改图。
　　

明成祖朱棣钟情北京
                         

　朱棣的封地就在北京，称帝前是“燕王”，对北京有很深的感情。风水轮流转，在朱棣当了皇帝后，北京风水也突然好了，群臣拥护，不再没有王气了。明朝是风水概念最为盛行的朝代之一，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留存了下来。其中有一本叫《葬经翼》，是一个叫缪希雍的风水大师写的。书中观点，就代表了有明一朝对北京风水的理解，“冀州者，太行之正，中条之干也。燕都者，此龙之尽，鸭绿界其后，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覆，北方一大会也”。
　　但北京的风水缺点也特别明显，由于离关外太近，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明中后期，不断受到北方蒙古人的侵扰，明帝王后期一度想再迁南京。清初无锡人、地理学家顾祖禹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被称为“奇书”，书中就点明了北京风水的要害之处——
　　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死救未至而国先亡矣。
　　这个观点，实际是从明朝被清朝灭亡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护京的居庸关、山海关、紫荆关、倒马关等军事要塞一旦失守，被对手控制住，北京城破陷仅是旦夕之事。
　　相比起来，南京和西安在风水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致命点。
　　

风水好坏是个伪话题
                         

　北京的供给也成为一大问题，北京的水源与城市发展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突出的矛盾，“风水宝地”的北京缺水，是一个威胁不弱于敌人的问题，历史上西域繁华的楼兰古城的突然消失，就是因为没有水，“干死”的。相比起北京，还有西安，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就显露了出来。
　　南京四周经济发达，风气文明。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自古就是富饶之乡，作为运输大动脉的长江，就在身边，比黄河更加便利。从历史上看，凡是在此建都的政权，从都不愁经济供给。难怪，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文人谢朓即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但南京人现在自己却不自信起来，说是南京的王气彻底不存了，六朝宫城所在地区，让南京图书新馆镇压住了；紫金山西的“龙脖子”又被挖了一大洞——前年建的九华山隧道。
　　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饭余的笑谈，是个伪话题。包括本文中所提到的“真龙”、“天子气”什么的，不过是古人的一种理解而已。归根到底，一座城市能否发达，是与时代的选择和民众的努力联结在一起的，而不是什么天意，风水更是空的！
　　

朱元璋眼里最适合建都之地
                         

　1368年正月，朱元璋皇袍加身，定都应天（今南京市）。但朱元璋从定都第一天起，心里就不踏实，觉得南京非大明的万年帝都，疑神疑鬼的，此事至死都是一块心病。后来有人指责明朝迁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的想法和所为，其实不是，最先有此念头的正是朱元璋本人，朱元璋在称帝元年确定的“两京制”，才是朱棣迁都北京的第一大由头，朱棣并没有违反朝纲和先帝遗训。
　　那么，在朱元璋的眼里，中国何地最适合成为帝王建都之地？
　　

朱元璋南京“鞭牛首”传说
                         

　南京属丘陵地貌，海拔200～400米之间。除了上面提到的金陵、秣陵、石头城、建业、建康、江宁、应天、天京称呼，还有冶城、越城、白下、上元、升州、集庆等别称。因挟长江之险和群山之固，古今军事家必争南京。南京四周全是山，从西南往东北，江边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钟山，城内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长命洲、张公洲、白鹭洲等沙洲也形成了夹江。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整个城池，北高南低，确实易守难攻。
　　据说，中国堪舆术认为所谓的三条大龙中的“南龙”收势于南京，真龙结穴处是城东主峰紫金山（钟山)。朱元璋的孝陵、孙文的中山陵均建于风水最旺的紫金山南坡。
　　具体分析到南京这条“龙”，古代的堪舆考察更细。《堪舆杂著》是北宋人李思聪撰著的一部地理书，对包括南京、洛阳在内多个城市的风水作过研究。
　　李思聪认为，南京的龙首在城西南几十里之外的牛首山，“自瓦屋山起东庐山，至溧水蒲里生横山、云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双峰特峙，成天财土星，生分一枝生吴山，至西善桥止，复于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从烂石冈落，变作冈龙，至麻田止。中抽将军山，过黄泥冈，起祝禧寺，至安德门，生雨花台前，至架冈门上方门而止。虽为钟山，应龙打水，归聚明堂。”
　　朱元璋在南京定都后发现，南京周边诸山头向城内，呈朝拱状。只有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皇宫，无拱卫之意。为了求得风水，朱元璋一气之下，允许居民肆意采樵花山，砍伐山林。又命人带着刑具去“处罚”牛首山，将牛首山痛打百鞭，又在“牛鼻子”处凿孔，锁以铁索，把“牛头”牵过来。此处遗迹至今可见。
　　

朱元璋怀疑南京都城风水
                         

　古往今来有10个大小王朝在南京定都立国，故南京官方现在对外宣传时不再是传统的“六朝故都”说法，而多称“十朝都会”。但细察一点可以发现，定都南京的王朝虽然多，却都是短命的，存在时间短。因为这一历史现象的存在，朱元璋一直怀疑自己都城的风水，举棋不定。
　　《明太祖实录》（卷45）记载，在南京称帝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九月十二（公元1369年10月20日），朱元璋把定都的事情交付朝臣讨论。
　　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
　　这里的记载虽然说朱元璋对南京的风水满意，“足以立国”，但如此地“讨论一番”，充分暴露了这位开国皇帝对南京风水的怀疑。
　　朱元璋当年在都城问题上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根据史料知道，朱元璋当年的定都过程还是颇为痛苦的，可谓犹豫不决，再三反复，一直到死也未能完成他的迁都之梦。
　　明朝在南京的皇宫是颇通堪舆术的刘基卜选的，处于钟山的西南脚边，原是一处低洼的面积很大的湖塘——燕雀湖。
　　南京适合建宫城的地方很多，刘基为何为朱元璋选择湖塘？因为紫金山（又名钟山）是“龙身”，燕雀湖是龙头。朱元璋图这里的风水好，为了养住“龙脉”，这才听信了刘基的话。
　　确定此处为皇宫地址后，朱元璋下令将这里的湖填平起殿。为此，朱元璋曾调集几十万民工，开始填湖。民间传说，填湖前朱元璋进行了“祭湖”活动，但当时的燕雀湖面积很大，地势低洼，一时难以填好。迷信的朱元璋听说一位叫田德满的老人，封其为“湖神”，把他捆绑起来投进湖底，很快燕雀湖填满了。至今南京还有“湖神田德满”一说。
　　朱元璋填湖造皇宫是费了很大的工程的。现代考古探测已证实了这点，南京在建设地铁二号线时的探测表明，当年土共填了十二层，一层碎砖石间隔一层泥土。
　　

明朝南京皇宫“前高后低”
                         

　朱元璋建造皇宫时还有一个插曲。明人徐渭撰写的《英烈传》记载，当时刘基把填好的前湖地作正殿基址，标桩打入水中后，朱元璋觉得基址逼仄，位置过窄，便将柱基往后面移动一点。刘基当时就断言，这样移一下也不坏，但大明王朝将来很可能有移都之周折，此后果然言中。但从风水学上讲，皇宫所处位置确有严重缺陷，偏在都城南京的东北，地势前高后低。时臣引用《管子·度地篇》奏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此事遂成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据清代学术第一人顾炎武的考证（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3），朱元璋曾说过这样的话：“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老矣，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唯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朱元璋一度欲迁都安徽凤阳
                         

　朱元璋这个人很迷信，而且“荣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农民意识严重。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提出另择地建都问题，由朝中大臣商议。就是这次“定都会议”，朱元璋决定在他的老家、发祥之地临濠（安徽凤阳）兴建中都，迁都于此。在并非富庶之地的淮西平原上，六年后平地冒出了一座城池。
　　中都的具体地点是今凤阳县城西南的凤凰山山脚下，由左丞相李善长任总指挥，全面负责中都的营建，工匠多时达百万人，到洪武八年（1375年）已成规模。当年四月朱元璋驾临中都视察，但令所有史学家不解的是，在他视察回宁后，却突然宣布停止中都的营建。
　　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其理由是“以劳费罢之”开支巨大，实际上不这么简单，建国初期固然财力不甚雄厚，但当时已营建六年，费了巨资，这么说停就停了，不更造成了财力的浪费？
　　据说是刘基反对，称这里不适宜建帝都，可以是帝乡但不能作帝都。另外一说是工匠在营建过程中，破坏了朱家的万年根基，惹恼了他，还杀了不少工匠。后世则有史学家分析，真正原因是朱元璋担心，从中都的营建中看到了乡党势力的形成，与他从临濠一起出来打天下的“安徽老乡”功臣观念膨胀，对他朱氏王朝存有潜在不利，这与他以后大开杀戒，弄死所有功臣一样，都是出于江山的考虑。
　　

关中成为朱元璋最心仪之地
                         

　中都停工后，之前已有大臣建议定都宫室完备、可省民力的北京。朱元璋采信了这一点，遂定北京为“京师”，但朱元璋却从没有到北京去主政过朝政，也就是说从没有在北京办公过。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又罢北京，恢复南京的京师地位。但南京皇宫的“南高北低”之严重风水缺陷，有悖帝王居高临下之尊，这块心病让朱元璋闷闷不乐，遂对南京的京师地位再起疑心。怎么办？于是有大臣提出了几个方案，一是主张择位置适中，地势固若金汤的关中为都，二是主张择古城洛阳为都，三是择汴梁为都。而朱元璋一度也曾看好汴梁，还亲自去了河南，考察了开封，并定之为“北京”。
　　但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定都之处却不是开封，而是在关中，即今天陕西境内。
　　关中，也称关中平原，指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平均海拔约500米，又称关中盆地，其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向南则是陕南山地、秦巴山脉，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系富庶之地，史称“八百里秦川”。在这里定都，才是真正的“中国”。
　　而且，关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以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都城文化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起兴之乡，炎帝、黄帝曾族居于此。当年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项羽称王关中，刘邦为此怀恨在心。所以，视刘邦为革命偶像的朱元璋，最看好这片风水宝地。
　　

太子之死让朱元璋放弃迁都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着手迁都前的调研工作，朱元璋派太子朱标赴陕西考察地理形势。《明史·兴宗传》专门记录了这件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从这段文字里看出，朱元璋对去关中建都是真心的，也是慎重的，不然不会让太子亲去。但就是这次“关中考察”，朱标在回京途中得了重病，回到南京后的第二天春天（明年四月）就病死了。
　　后世史学家认为，当年如果朱元璋建都关中，如果太子朱标没有病死，中国的历史肯定要改写，朱棣后来起兵谋反，把侄子朱允炆赶出南京皇宫，是可以避免的。但历史与朱元璋开了一个玩笑，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一个遗憾。
　　朱标的病逝，使朱元璋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深深地刺激了他。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南京宫殿》描述了朱元璋当时的心情，望天长叹，“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又将南京确定为京师。
　　

朱元璋原本考虑定都北京
                         

　在朱元璋死后，他的定都“关中之梦”就没有人再提起了。1399年，朱棣以靖难（清君侧）之名义起兵,对抗建文帝的削藩行动。1402年，朱棣从金川门攻入南京城后，建文帝朱允炆自焚（另一说出家为僧，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朱棣夺得了皇位。但当了皇帝后，朱棣仍以南京为京师，而不是立即迁都到北京。不过，朱棣提高了北京的地位。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改北平为北京，但前面加“行在”，以示与南京的区别。当时身在南京的朱棣不时北上，遣将派兵，抗击北元的骚扰。以明史专家吴晗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出于对北元威胁的考虑，朱棣才下定决心迁都，营建北京。
　　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正式定都北京，从此北京就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直至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际上，虽然朱元璋心目中认为关中最适合建首都，但最现实、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北京。可是朱元璋这个人很迷信，听信了当时翰林修撰鲍频的话而最终作罢。鲍频认为，胡主（蒙古人）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元朝已在那里灭亡了，大明王朝不宜再选亡国之都作为中央和宫室之所。所以，朱棣迁都北京后，对此也心存疑惑。那时元朝的残余势力不断在北方骚扰，危害边境。有大臣分析，这是蒙古人尚残存王气之原因，导致频频他们犯上作乱。于是朱棣接纳堪舆家建议，在故宫的后面（北边）筑造了一座大山——即现在的景山，进行“镇压”。
　　朱棣迁都北京后，并没有改变南京的首都地位。同时下达诏令：自十九年（1421年）正月，南京、北京同为京师，但北京去“行在”二字。同时取南京各衙门印信给京师，另外铸造南京各衙门印信，皆加“南京”二字。
　　为此朱棣专门说了一段，称“朕荷天地祖宗之祜，继承大宝，统驭万方，祗勤抚绥，夙夜无间。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京为子孙帝王永远之业”。这在《明太祖实录》上有记载。
　　

明中期曾欲将都城迁回南京
                         

　但在朱棣死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推翻了父亲生前的决定。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承继皇位的朱高炽（仁宗）决意恢复南京为京师，并令内监王景弘等修治南京宫殿，重新要求北京诸司皆加“行在”二字，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同年四月设北京行都察院，南北两京官吏，互为征调。但朱高炽多病，只当了一年皇帝就死掉了，生前并未到南京理政过，仅派长子朱瞻基在南京打理。朱高炽为什么要否定他老子的决定？这也是一个谜，或许是他与朱棣的父子关系不和。从史载上看，朱棣喜欢的是二子朱高煦，朱棣认为朱高炽过于文弱。而朱高煦在他夺权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较英武，于是一度想废掉朱高炽的皇太子身份，立朱高煦。
　　朱高炽死后，朱瞻基继位，年号宣德，史称宣宗，但朱瞻基也未到南京办公过，在北京主理朝政；宣宗死后，长子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史称英宗。正统六年(1441)八月，宁波知府郑恪上书劝谏英宗定都京师，改号南京，被当值大臣压下未报。
　　同年十一月，以重修宫殿完成，再一次去掉北京的“行在”二字，复定京师，北京的京师地位得到最终确定。这也标志着朱元璋的“定都关中”之梦彻底破灭，他的子孙未能替他圆梦，直到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占北京，闯进皇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由于是“两京制”，南京也是首都，亦设文武诸衙门，负责江南地区的安全和租赋的征收。不过其权力多有限制和削弱，成为“养望之所”，实为名义首都。
　　上述朱元璋对定都的犹豫不决，大明王朝都城反反复复的情况来看，迁都确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国家动作”，需要慎重再谨慎，考虑再考虑，如果从地理位置、战略及历史文化角度看，关中确实是定都的最佳位置。
　　但影响迁都的因素太复杂了，真是“废兴有数，只得听天”！
　　

大唐首陵卜选和规制暗藏玄机
                         

　“关中十八陵”，指的是大唐王朝的十八座帝王陵寝。“十八陵”的首陵，为开国皇帝李渊的献陵。但与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相比，不仅规模和气势不能相提并论，从中国古代风水宝地要义上来讲，似乎也有不少缺点。
　　史载，献陵是在李渊死后，儿子李世民为其卜地营建的。那么，为什么李世民要厚自薄父，对开国皇帝的葬地处理草率？是他“缺心眼”？史学界公认为，李世民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公元626年7月5日）通过“玄开门兵变”，逼李渊“辞职”，夺得帝位的，难道此举不怕臣民骂他为子不孝，为君不尊？里面是否暗藏什么玄机？
　　

李渊称帝前家族显赫
                         

　在古代人们认为，能当上皇帝的，不是因为祖上葬到了风水宝地，接得龙脉，就是有高贵的血统和非凡相貌，即所谓的天子命。李氏家族确实显赫，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载：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讳渊，字叔德，姓李氏，陇西成纪人也。其七世祖皓，当晋末，据秦、凉以自王，是为凉武昭王。
　　这里的“七世祖皓”，即公元4世纪至5世纪出现的“十六国时期”西凉国的第一任皇帝李皓（《旧唐书》等史料亦称李暠）。如果再往前追溯，李皓的先祖则是汉武帝时期的抗击匈奴名将李广。可见李氏家族开创大唐王朝，并非三日之寒，一夜成冰的，是有“龙的基因”的，与刘姓汉朝、朱姓明朝的“暴发富”式完全不同。
　　李渊称帝前，也非平民百姓，而是世袭唐国公，任太原留守，是隋的朝中重臣，深得荒淫帝王炀帝杨广的青睐和信任，去太原就是杨广本人的委派。而太原一带，在西周时为古唐国，这在冥冥之中暗合了一种运数，可能这是杨广当年没有想到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渊与杨广是姨表兄弟关系，即杨广的母亲是李渊的姨妈，李渊是皇亲国戚的关系。公元6世纪有一个贵族豪门，主人叫独孤信。独孤信有三个女儿先后嫁入豪门。长女为北朝开国皇帝、明帝宇文泰的皇后；第七个女儿为隋朝开国皇帝、文帝杨坚的皇后；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北周唐国公李虎的儿子李昺做媳妇，李昺就是李渊的父亲。
　　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导致皇权如击鼓传花般地不停运动，在三家之间交易。真可谓江山就一个，皇帝轮流做。杨坚以国丈身份，立年仅七岁的外孙宇文阐为皇帝（史称静帝），次年即逼其禅位，代周称帝，于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建立隋朝。
　　

卜师测李渊“骨相非凡”
                         

　李渊深谙取位之道，熟知玄机，在隋炀帝杨广被叛将宇文化及等人围于江都（今扬州市）后，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带着儿子李建成、李世民等攻入长安，假情假义，装模作样，遥遵杨广为太上皇，扶年仅13岁的姨侄孙（炀帝杨广之孙）杨侑为帝（史称恭帝），次年（公元618）五月废杨侑，以唐代隋，一朝盛世大唐王朝诞生了。李渊除了做过太原留守，还做过谯州（今安徽亳州市）、陇州（今陕西省陇县）、岐州（今陕西省宝鸡市）等地的刺史。据说早有人通过看李渊的面相，预测李渊能当皇帝。传说，当时有一个叫史世良的人，精通相面之术。有一天，看到李渊后，十分惊讶，告诉李渊，你的五官不同于常人，骨相非凡，命中注定应该当皇帝的。听了史世良的话，李渊信以为真，从此精神大振，欲大展宏图，后来果然应验。此事不足信，但《旧唐书·高祖本纪》却记载了：
　　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
　　

隋炀帝为“灭天子气”枉杀李姓
                         

　这个传说，在隋末时已在宫廷和民间流传和蔓延。《资治通鉴·炀皇帝》（卷第182）中有这样的话，“今人人皆云杨氏当灭，李氏将兴”。当时，就有善看星象的术士启奏杨广，称在龙门地区发现“天子气”，并由龙门向东发展至太原地区。皇帝很少有不迷信的，杨广亦然。
　　于是他学起了秦始皇嬴政东巡泰山、凿秦淮河鞭方山，断东南天子气的举动，也“东巡”、“西巡”几番。并在山西置“离宫”，让自己的“真龙”之身现于不祥之域，以镇压之。大业十一年，杨广即多次到过这些地方，《资治通鉴》记载，“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阳宫避暑。”杨广这些举动可不是去休闲的，带有很强的目的。
　　后来，又有一位名叫安伽的方士向杨广进言，称“李氏将为天子”，劝说杨广将天下姓李的斩尽杀绝。天下姓李的人何其多？由于区域上不是很具体，杨广只好“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将身边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李姓高官，一个一个地找理由除掉。首个遭诛的就是李浑一家，却杀错了。
　　李浑家族为隋朝的开国功臣，时任右骁卫大将军，握有重兵权。杨广先怀疑李浑的儿子李敏应了谶语，当面嘱他自杀了事。李敏被吓得半死，回家找老爸商量应付。这事让一个叫裴仁基的大臣知道了，密报李浑要谋反，结果李浑及其宗族32人被诛杀。李敏的妻子几个月后也被毒死了。
　　后来的唐贞观年间，也有术士进言李世民，称他的后宫将有“武氏代李”，李世民也如法炮制，将后宫武氏之人都杀了，却偏偏漏了后来当了女皇夺了李家江山的武媚娘。杨广也弄错了对象，冤杀了好多姓李官员，却独独把他的姨兄弟、且是最危险的李渊一家给放过了。
　　

李渊“阿婆脸”暗合“大唐”
                         

　推测原因，一是李渊当年为人低调，不时向杨广告密别人，被杨广视为心腹；二是毕竟是亲戚嘛。再者，虽然相面先生说李渊有天子相，但在常人看来，其貌不扬，一脸的皱纹，像个老太婆。在杨广眼里，李渊确非帝王之相，不过是个太原留守罢了。据说，有一次杨广看到李渊的脸上皱纹多多，戏称他是“阿婆脸”。为此，李渊闷闷不乐。其妻窦氏问了原委，心中窃喜，告诉夫君，杨广之语仍是上上吉言，“阿婆脸”是“堂主”，“堂”即“唐”也，李家世袭唐国公，预示李家要做主，当皇帝了。
　　李渊听这么一解释，也不再为满脸皱纹而自卑了。实际上，杨广看错了，海水不可斗量，人真的是不可貌相，何况李渊有李建成、李世民这些如龙似虎的儿子？从政坛的历史经验来看，最危险的人往往有两类，一类是亲戚朋友，二类是身边不起眼的人。李渊这两条全符合了，但杨广的“镇压天子气”计划却徒劳了。
　　

儿子李世民杀“太子党”篡位
                         

　让李渊没有想到的是，他从杨坚身上学到的帝王之道，也让自己的儿子、次子李世民掌握了。庆幸的是，天下还姓李，肥水未流外人田。通过“玄武门兵变”，李世民在将包括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的一班“太子党”全杀死后，如愿获得了大唐法定承继者地位，被李渊立为太子，获实际执政权力。李渊看到这种情况，被迫提出“辞职”，改当太上皇。史书还记载了一件事，李世民被立为新太子后，出现了异常天象，在古代被星象家视为神秘的“太白星”（从地球上看到的最明亮的一颗行星,古人将黎明前在东方天空中出现的一颗明星叫“启明星”或太白星,把黄昏时分西边天空中的一颗明星叫长庚星，后来证实，这是同一颗行星，即金星）很亮很亮，在大白天都可以观察到，“太白昼见”。
　　那一年还出现了日食，当时术士便认为新主将现。果然，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李渊正式下诏，禅位于儿子。次年，李世民改年号贞观，“贞观之治”由此而来。
　　

大唐开国皇帝生前如囚犯
                         

　作为中国古代盛世王朝的开国之君，李渊的贡献自然是最大的，他具有丰富的军事才能，在战场上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这班“虎子”，就没有李家天下。但执政才能与李世民相比，李渊显然是逊色的，未能如鱼得水。李渊当了太上皇后，在外人看来仍过着悠闲的帝王生活，内里实际上被严格地限制了人生自由，徙居弘义宫，无异于在押犯人。对于李渊太上皇生活的记载，《旧唐书》比为后世史家称道的《新唐书》着墨要多——
　　（武德）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葬于献陵。
　　这里要交代的是，李渊死亡原因史学界多有怀疑，有学者认为其是李世民谋害的，属非正常死亡，而不是病死。
　　

大唐帝王陵哪座风水最好
                        

　献陵位于渭北高原上的徐木原（今陕西三原县境内）。徐木原在唐代，又称为万寿原，有的史料也称是白鹿原。徐木原属吕梁山的支脉北山山脉，属中国古代堪舆家眼里“三条大龙”里最重要的“北龙”中的一条支龙。但徐木原的海拔只有500米，与昭陵所在九嵕山的千米海拔相比，自然是没有气势的。不过，徐木原虽然地势平坦，视野还是相当开阔的，远望长安，心悦神怡。考古资料显示，献陵位于徐木原的正中，陵西侧4公里处有第11代孙武宗李炎的端陵，再往西6．5公里处有武宗李炎的长兄、唐敬宗李湛的庄陵。史载，献陵这块风水宝地，为太宗李世民卜选敲定的。
　　中国古代的风水宝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但“藏风得水”，是每一块风水宝地的基本特征。风水风水，关键要有“水”，而且水的流向要曲曲折折，回首留情，不能直来直去，否则下贱无比；对周围的地势、山形，则要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即所谓“四灵说”。
　　实地观察的方法是，“玄武低首，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温驯”。对照此标准，李世民为李渊卜选的葬地徐木原并非是一块完美的万年吉壤，风水上的“缺点”明显。
　　关中多宝地，但却多为前人所占。由于西汉帝王陵已将渭北高原靠近渭河、最得“水”的地方先占用了，所以，大唐帝王只能往汉陵以北的区域卜选，不然根据“葬者宜在国都之北”的原则，就没有位置了。在当时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等风水大师的指点和探寻下，十八陵全部位于汉帝陵之北的第二道高原上。
　　自乾县至蒲城，东西绵亘近300里。据陕西当地的考古专家考证，摸清了分布情况，自西而东依次为：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庄陵、献陵一线以北自西而东为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度、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玄宗李隆基的泰陵。
　　从十八陵的分布情况来看，显得杂乱无章、位序混乱，如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就曾受到指责，被认为乱了风水位序，在祖宗的头上“撒尿”，没有明清帝王陵那么讲究、严谨，唐陵多依帝王个人的喜爱、命运而定，讲究个性，这明显不符合之后越来越成熟、细腻的风水伦理。
　　如果从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上来判断，十八陵中，风水最好的要数李世民的昭陵和位于武将山李亨的建陵，有泾河、泔河相绕。李治与武则天的乾陵，则呈女性特征，阴气太重，属风水宝地中的另类。
　　

大唐首陵与汉太上皇成“邻居”
                         

　开国皇帝的陵寝，每朝都是很重视的，因为首陵的风水最为重要，荫佑子孙，可保龙脉不断，王气旺盛不泄。但大唐的首陵却是个例外，李渊的献陵比较简单，风水粗糙，这也成为后世指责李世民的理由之一。但大唐这座首陵里面却暗藏玄机，从选址到规制，李世民都应该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此举不是没有因由的。李世民为什么将父亲的万年兆域卜选在徐木原？据说，是李世民有意让李渊与刘邦的父亲做邻居。
　　李世民时将自己与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相比，而刘邦的父亲叫刘惴，原来也曾被封为太上皇。刘惴的陵寝，书上记载叫“万年陵”，位于献陵东7．5公里处。既然都是太上皇，其历史地位是相当的，所以李世民将其父葬于万年陵西侧的徐木原上。
　　但李世民在卜地时，还是多留一个心眼，将李渊的地位“抬高”了一点，徐木原海拔500米，而刘惴陵所在地为450米，从形势上看，矮了不少。
　　也有史学家认为，葬徐木原与刘惴为邻，可能有李渊自己的意思。李渊死时是70岁，时当太上皇已有9年。在过去，人生七十古来稀，“玄武门兵变”时李渊61岁，也是高寿了，他生前肯定考虑过自己的后事。可见，徐木原的陵址，李渊生前至少应该是知道的。
　　

陵前石刻铭文泄露皇家秘密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考古专家曾在献陵前著名石刻石虎东侧发现了“武德十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的铭文，这里又有玄机。有学者认为，这是工匠当时误刻。但这理由站不住脚，如果真是误刻，那工匠还能活？不被砍头，也要受刑罚。另有学者认为，这是献陵在李渊在位时，至少生前即着手营建的证据。而且，从铭文中甚至可以推测，李渊是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儿子赶下宝座的，工匠这才提前刻上了年号，所以才有“武德十年”的出现。而实际上，历史上的这一年史书是“贞观元年”，皇帝是李世民。但这行铭文为什么能留存下来，里面的玄机到底有多深，至今未解。
　　唐帝陵的一大特征是“依山为陵”，开创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新规制。18座陵寝中有14座是这种类型。但作为首陵的献陵却是秦汉时期帝王陵旧有规制，平地起冢，“封土为陵”，呈覆斗状，这很特别。除了献陵外，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僖宗李儇的靖陵，也是遵李渊的献陵规制而建。
　　相对于“依山为陵”，封土为陵除气势较弱，欠雄伟外，造价也较低，防盗效果差。李世民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他的最充分理由是依李渊的遗诏，“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但，西汉帝王陵的营造都是费了巨资的，封土很高，显出高大壮阔的气势，号称“山陵”。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封土堆高9丈，汉武帝刘彻的茂陵甚至高达14丈，而李渊的献陵史载只有6丈。既然李渊自己说“悉从汉制”，李世民为什么还要“缩水”？
　　

李世民葬父留下的历史玄机
                         

　史载，在李渊死后，李世民迅速作出了反应，当即表示遵从父亲的遗诏，以刘邦的长陵为模本，厚葬父亲，为李渊营建一座豪华的陵寝。根据一般帝王的思维和古人厚尊死者的观念，李世民这样做是合乎封建礼制的。但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理由是，汉天子即位一年即考虑营建寿宫，像样的陵寝，最短的也花了10年时间，像茂陵，前后营建长达50年。所以，如果在短时间内，建造一座“汉版唐陵”有很大难度，而且不符合李渊生前“丧事从俭”的节约原则。
　　反对李世民决定的代表人物是时为秘书监的大书法家虞世南，曾两次上书，表示献陵宜依古周制，封土三丈即可。李世民左右为难，便将此事拿到朝廷上，请宰相房玄龄等重臣复议。在群臣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李世民改变了厚葬的初衷，但三丈太矮了，决定仍遵汉制筑陵。
　　不过，此“汉”非彼汉，而是东汉。与西汉相对，东汉的帝王陵要简单多了。东汉第一君、光武帝刘秀的原陵，封土堆高才6丈。献陵最后就是依原陵的规制建成的，此规制属折中方案。自动土，四个月后献陵即建成，葬下。速度之快，时间之短，颇少见。
　　史书上记载的这段关于献陵规制争议，同样也有玄机。依我看，不过是李世民“薄葬”李渊的一个借口，有理由怀疑其是有意让虞世南、房玄龄挑头反对自己的。自古皇帝是金口玉言，话出口了，哪有轻易改变之理，何况在这么重大重要的工程上？
　　后来为自己营建昭陵时兴师动众，开凿九嵕山，证明李世民当初葬父时不是“缺心眼”，而是多了一个心眼，把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九嵕山留给了自己和皇后。而且，将“依山为陵”的规制放到建设自己的昭陵上，首创帝王陵寝新规制，政绩之外还可添一份历史贡献，李世民心里对此应该很清楚的。
　　李世民在建好献陵地宫后，又以神道为主轴，在地面上为献陵筑起内外城，设有很大的陵园，有寝宫、献殿等地面建筑。内城方圆约一里，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命名四门。令人痛惜的是，大唐这座首陵却在唐后期农民起义中让农民军出于破坏李姓龙脉，发泄对大唐的不满，给焚毁了，具体时间是宪宗李恒执政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十一月。
　　

武则天乾陵坏大唐国运之谜
                         

　武则天在位时对唐朝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她与丈夫、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陵，对国运的影响，堪舆家认为，也不可小视。

乾陵陵址是风水专家选出来的
                         

　乾陵位于今天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西安160里，与九嵕山、金粟山、嵯峨山、尧山等山脉遥相呼应。与昭陵陵址是李世民自选九嵕山不同，据说乾陵的择选是很专业的，由当时掌管大唐阴阳和天文历法的太史令李淳风敲定。唐时人才很多，在社会上宫廷中都很活跃，李淳风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世界上第一个测定的人，传世作品有《推背图》、《甲子元历》，《乙巳占》等。另外一位就是参与为李世民卜选宝地的袁天罡。袁天罡是占卜高手，与李淳风一样，预测没有不准的，是当时的神人。
　　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都是当时的学术权威、社会精英。李治为李世民第九子，长孙皇后所生，因李承乾被废得位，于公元649年登基。当了皇帝后不久，根据惯例，李治就派袁、李二人“旅游”看风景去了，为他选风水宝地。
　　据说，袁、李二人跑了不少地方。袁天罡来到关中后，一次于子时观天象，发现山间有一团紫气升起，直冲北斗。紫气出现是一种吉兆，顺着这团紫气，袁天罡找到了这块地方，并在地里埋了一枚铜钱作记。
　　李淳风后来也找到了这个地方，但他从地理学的角度探求风水，发现梁山二峰东西相对，远观貌似女性的一双美乳；纵观全局，整个陵区所在就如一个熟睡之中的贵妇人，妙不可言，贵若天尊。李当时即以身影取子午，以碎石摆八卦，将定针插入算定的地方作记。
　　李治得报后，便让舅舅长孙无忌前去察看，再作定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长孙无忌寻到袁、李二人作记的地方时，惊得目瞪口呆，李淳风的定针正好插在袁天罡的方形铜钱眼中。
　　

袁天罡预言武姓女人将侵犯大唐
                         

　乾陵所在的梁山因地貌酷似女性的一双美乳，当地人又称“奶头山”。此山近看奇伟，远观则低平，袁天罡认为阴气太重，弄不好李家的龙脉会让一个女人所伤，坏掉大唐的千秋好事。袁天罡的理由似乎很充分，梁山在九嵕山的西面，而大唐的龙脉在其东，他认为已葬入李世民的昭陵所在的九嵕山为大唐龙首。按堪舆术中的风水位序说和传统的“昭穆”葬制，儿子李治应该葬在老子的下首，从下方的金粟山、嵯峨山、尧山一带择选，现在一个妇人却“骑”在李姓男人的头上。
　　从风水宝地的格局上讲，梁山东西两面环水，藏风聚气，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都曾钟情于梁山，不可谓不是风水宝地。当时的风水先生也都承认这一点，据说，梁山系从前周代龙脉之余韵，百姓人家择得此地，可保三代富贵发达，但对大唐来说，三代就太短了。而且，梁山所在风水与昭陵互不呼应，王气欠缺和谐，恐怕三代后国运受阻，因此打折。
　　长孙无忌和李淳风称是万年吉壤，袁天罡的意思则是“葬不宜”，面对截然相反的说法，李治一时也拿不定注意。昭仪武则天听说后心中窃喜，袁天罡曾算过有武姓女人要侵犯大唐，据说李世民为此杀了不少武姓之人。
　　更玄乎的是，袁当年曾给冒充男孩的武则天看过面相，称“若为女，当为天下主”。梁山风水格局不正好暗预她的命象？于是武则天力劝李治不要犹豫，听舅舅长孙无忌的话没错，梁山陵址就这么定下来了。袁天罡知道皇帝的金口玉言难再收回，当时长叹“代唐者，必武昭仪”，此后果然应验。
　　

命名“乾陵”压妇人阴气
                         

　但对袁天罡的分析，长孙无忌心里也犯嘀咕，陵寝建成后想从名字上找点平衡。时有大臣建议陵名定为“承陵”，取承继父亲李世民昭陵龙脉之意。长孙无忌则根据梁山位于西北，易理上属“乾”特别建议叫“乾陵”。不是说梁山阴气重吗，乾属阳，为上；坤位下，属阴，卦义为顺——“阴阳相合定乾坤”，李治心中方释然，乾陵名定。很明显，上述民间关于乾陵择址上的传说是一种附会。仅以陵号来说，就不可信。实际上，乾陵的名称是根据李治死后的谥号而来，由武则天钦定。
　　李治谥号“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乾陵中的“乾”，取谥号中“天”之意；《周易》中，乾卦为“天”卦，各爻取龙为象。另外，武则天死后谥“则天顺（大）圣皇后”（“武则天”一名由此而来），也有一个“天”字，定名乾陵合正理。
　　

乾陵址实为武则天敲定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记载，公元684年，“山陵（乾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扶稚老，铲山背石，驱以就功”。李治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弘道元年（公元683年）12月病死于东都洛阳，时年56岁。李治22岁那年当了皇帝，在位长达35年。如果真如民间所言即位不久就择定了梁山这块风水宝地，那也不会在死后由武则天来匆匆建陵，所以此陵址应为武则天挑选的。据记载，负责这项工程的“山陵史”是吏部尚书韦待价，为了赶工期，前后共动用了20余万劳力，昼天白夜干，300天后完成了主体工程。
　　李治初继位是颇有一番雄心的，但他后来患了头晕症，“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只好让聪明能干的武则天助理各项事务，权力欲极强的武则天借机控制朝政，形成朝中“二圣”局面。
　　五代时官修的《旧唐书》记载，李治临终前留下遗嘱，“天地神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说了这话的当天夜里就死了，为了节省开支，遗诏就葬在东都洛阳附近，“陵园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武则天）处分”。
　　文明元年，即公元684年5月，武则天命睿宗李旦护李治梓棺回长安。同年8月葬入赶出来的乾陵内，并以铁水将地宫封死。之后，武则天又花费巨资，进行了20余年的大规模营造，增添了大量的附属建筑，
　　

武则天乱了后宫再乱风水
                         

　武则天为何要把李治运回葬长安？时称是为了还李治死后回到李渊、李世民身边的心愿，但这样的解释太简单了。李治死后，实际上有不少朝臣反对武则天此举，如时在朝廷中供职、受到武则天青睐的文人陈子昂就建议将李治葬于东都。但武则天一意孤行，传说就是风水先生所谓的梁山风水利于女人的原因，这才将李治归葬在梁山上。但到底武则天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这就不得而知了，也已成了一道历史之谜。
　　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改为武曌，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正式有国号（“周”）、年号（先后有“光宅”、“永昌”、“神龙”等18个年号）的女皇帝。在这之前其实还有一位女皇，就是西汉时刘邦的皇后吕雉，但因为吕雉没有国号、年号，在位仅9年，所以史书编修时没有承认。
　　客观上讲，武则天当皇帝并没有什么不妥，她很有作为，如重视人才，开创“科举”，就是她的一大政绩。可以说大唐的持续强盛、稳定，有这个女人的功劳。但武则天最大的问题是“乱”，这是为封建朝代所不能容忍的。
　　一是性乱，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提到了，这里不再多说。再是“乱”了大唐风水。
　　过去，风水先生认为她真正坏事的“乱”，是动了大唐的龙脉，坏在风水！除了上面说的择址在李世民的昭陵西侧，“风水位序”错乱外，还因为在李治入葬23年后，重启乾陵地宫一事。
　　根据封建帝王丧葬规制，皇后先死，皇帝可以开启地宫归葬；而如果皇帝先死，则将地宫封死，以后别人再不得扰动，即“尊者先葬，卑者不宜动尊者而后葬入”，只能在陵附近择址另建。
　　如清朝咸丰皇帝奕詝的皇后慈安、后来贵为大清老佛爷的慈禧，就是因为死于咸丰之后，未能归葬咸丰的定陵，而是择址另建。
　　公元684年8月，李治葬入后用铁水把地宫封死，就是这原因。可“位卑”的武则天要“乱”就乱到底，“乱”到要害上，偏偏要掘开“归陵”。
　　

武则天执意“归陵”引出问题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废了睿宗、自己的儿子李旦，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周”，定都洛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则天病重发动政变，拥立李显复位，是为中宗。当年11月，当了16年皇帝的武则天病死于洛阳，终年82岁（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少有的高寿皇帝之一）。她自知篡位罪过深重，临终遗嘱，“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顺）圣皇后。”次年5月，由李显亲自护送梓棺回长安，三个月后与李治合葬乾陵。
　　对于武则天留下的“归陵”遗嘱，在朝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就认为“以卑动尊”会动了龙气，伤及大唐国运，武则天的遗嘱不妥，建议李显为大唐的长治久安考虑，在乾陵附近择吉地为武则天另建陵寝。而且，乾陵地宫已用铁水封死，再强行打开，将会破坏乾陵。
　　但李显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还是命工匠掘开了通向乾陵地宫的埏道（墓道），满足了武则天“归陵”愿望。说来也怪，武则天这么一“归陵”，问题真出来了。虽然之后出现了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开元盛世”，但大唐的国运就此埋下了祸害，社会矛盾加深，风波不断。
　　大唐王朝自公元618年李渊受隋禅，至公元907年最后一位皇帝昭宣帝李柷禅于梁王朱全忠，共传20帝，历289年，包括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周”的16年时间。此后，中国历史上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时期，即“五代十国”。
　　

武则天破坏大唐国运是伪说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帝王陵寝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中国盗墓史上危害最大的一个盗贼温韬即出现在这个时期。当时民间即有议论，李家陵寝的龙脉受伤，导致大唐国运衰败，矛头首先指向武则天的乾陵。上面提到，李治与武则天的乾陵位于李世民昭陵的西边，堪舆师认为昭陵系大唐龙脉中的龙首，位序上乾陵弄乱了风水；而让一个当过皇帝的女人骑在了大唐的“龙头”上，也不吉利；加之武则天遗嘱重新掘开乾陵地宫，再扰了一次龙脉，大唐国运就此被打了折。
　　除了乾陵影响了大唐国运外，后期陵寝屡遭破坏，也让李家的风水宝地泄了王气，加速了大唐的灭亡。《旧唐书》记载，在德宗李适主政的兴元元年，即公元784年，“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
　　朱泚系凤翔陇右节度使，后反唐称帝，定国号“秦”，年号“应天”，其“暴犯陵寝”，据传是有意破坏李家的龙脉和王气。
　　再到后来，唐帝陵竟然成了时人盗掘致富的目标。《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寝，于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孙子（李晔第七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真是一派悲凉。最后，除了乾陵外，唐帝陵全让破坏了，风水尽泄。
　　真是乾陵坏了大唐国运？显然，如果这样认为是唯心的。李治与武则天的乾陵真有那么神么，让大唐国运受伤？如果说风水位序乱了，那李世民将他父亲、开国皇帝李渊的献陵选择在泾水之东（昭陵下首）又怎么解释？不是风水被破坏加速了大唐的衰败，而是大唐的衰败导致了帝陵遭盗，这才风水不好，根本原因是封建帝王和社会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实际上，风水又算何物？乾陵坏了大唐国运不过是附会之说！
　　

帝王死后都陪葬什么宝贝
                        

　封建时代是“家天下”，“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拥有全天下财富的皇帝们，死后的陪葬会更讲究。具体都会陪葬些什么，笼统一说都是宝贝，具体来说却很难。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死者生前用的玩的占有的，都会被随葬到地下，越值钱的东西越会让死者带走。关于帝王陵的陪葬品一事，我曾在《盗墓史记》一书分专章进行了讲述，这里再简要说一下。
　　

明神宗随葬金冠重一斤六两
                         

　厚葬现象，在秦汉时期出现第一波疯狂。据《晋书》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赋三分之一，一供山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要作为帝王的陪葬品，其规制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在今人看来是断不可想象的。在封建社会陪葬越丰厚，表明墓主的地位越高。反之，社会底层的穷人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薄薄的棺材都置办不起。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当年葬父，只能用芦席包裹，草草而葬，连薄薄的棺材都置办不起，哪来陪葬品？
　　朱元璋死时就不一样了，生前就开始在南京东郊的钟山（紫金山）南坡，营建自己的巨大陵寝——孝陵。
　　朱元璋的子孙皇帝更是不得了。
　　定陵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公元1563－1620年）与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朱翊钧10岁继位，史载其糊涂昏庸，好酗酒，每餐必饮，每饮必醉，还经常醉酒后杀人。定陵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八年（公元1590年）竣工，历时六年，耗银多达800万两。
　　定陵地宫在地下27米处，规模宏大，由五座石室组成。1956年－1957年，中国考古专家对位于北京大峪山东麓的皇陵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价值连城，其陪葬品之丰令人惊叹。一顶金丝编成的金冠，重即达一斤六两，仅此一顶“帽子”，如果让盗墓者盗得，也够几辈人的生活费了。
　　

宋真宗陪葬品入葬前开“展览”
                        

　北宋帝王陵在诸代皇陵中，并不显赫，规模相对简单。但其陵中随葬物品也是价值连城。《宋史·礼志·山陵》记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十九日，真宗赵恒病死，三天后即准备好了陪葬品，“先帝服玩及珠襦玉匣”等宝物“不可留于人间”，均随着一些专门置办、很值钱的冥器，葬于永安陵中。在宝物入葬前，还如今天的博物馆一样，举行了“陈列展”，供群臣参观。遗憾的是，这里宝物后来均被盗掘走了。
　　

慈禧仅棺椁内陪葬值5000万两白银
                         

　在所有皇家陵寝中，陪葬宝物被完全公开的，大概是清朝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当时一本名为《爱月轩笔记》的书在一定人群间久为流传。此书的作者叫李成武，他可不是一般的作者，身份特殊，系慈禧贴身侍卫，二品花翎顶戴，是当时深受慈禧器重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子。据说此笔记便是李成武根据李莲英的口述撰就。其中有一章《慈禧藏宝图记》，详尽记下定东陵陪葬品信息，仅棺椁内的陪葬品价值高达5000万两白银。兹抄录如下——
　　棺底铺金丝所制镶珠宝之锦褥一层，厚约七寸。褥上覆绣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上置翠荷叶，脚上置一碧玺莲花。放好，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珠串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十八尊置于后臂之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
　　众人置后，方将陀罗经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旁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等宝物，大小二百件。后身左旁置玉藕一支，上有荷叶莲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揭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后之右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其账单及某君所估价值如次：
　　第一号：（宫中账簿记物每种均列称第一号）金丝锦被值价八万四千两，镶八分珠一百粒、三分珠三百零四粒、六厘珠一千二百粒、米珠一万零五百粒、红蓝宝石大块者约重四钱十八块，小块者六十七块、祖母绿五分者二块，碧玺、白玉共二百零三块（略估珠值八十五万四千二百两，宝石约值四万二千两）。
　　绣佛串珠褥制价二万二千两，用二分珠一千三百二十粒（约估值二万二千二百两）。
　　头顶翡翠荷叶重二十二两五钱四分（估值八十五万两）。
　　脚登碧玺莲花，重三十六两八钱（估值七十五万两）。
　　后身着串珠袍褂两件，绣价八千两，共用大珠四百二十粒，中珠一千粒，一分小珠四千五百粒，宝石大小共用一千一百三十五块（估值一百二十万两）。
　　后戴朝珠三挂，两挂珠，一挂红石（约值二百四十五万两）。
　　后戴活计十八子珠镜等，共用八百粒，宝石三十五块（约值十九万两）。
　　陀罗经被铺珠八百二十粒（估值十六万两）。
　　珠冠制价五万五千两，用大珠四两者一粒（估价一千万两）。
　　身旁金佛每尊八两重，共二十七尊，翡翠佛每尊重六两共二十七尊，玉佛每尊重六两共二十七尊，红宝石佛每尊重三两五钱共二十七尊（共约值六十二万两）。
　　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红瓤、白籽、黑丝（约值二百二十万两）。
　　翡翠甜瓜四枚，系二白皮黄籽瓤者、二青皮白籽黄瓤者（约值六十万两）。翡翠桃十个，桃青色，粉红尖，黄宝石李一百个，红宝石杏六十个，红宝石枣四十个（共约值九万五千两）。
　　闻尚有二翡翠白菜，系绿叶白心，菜心上落一蝈蝈满绿，叶旁落二马蜂，系黄色者。但公账未列，或为王公等敬也。左旁玉藕三节，上有灰色泥污状，藕上长出绿荷叶、粉莲花、黑荸荠等一枝（约值一百万两），右旁珊瑚树一枝（约值五十三万两），该珊瑚树系红色，树上绕樱桃一条，青梗、绿叶、红果，树上落一翠鸟，亦为天然宝物也。身上填八分大珠五百粒，六分珠一千粒，三分珠二千二百粒，红蓝宝石二千二百块（约值二百二十三万两），网珠被用珠六千粒，均为二分重者（估值二十二万八千两）。番佛四十八尊，约值五万二千两，番佛每尊高不及二寸，皆白玉质，佛为白身，白足着黄鞋，披红衣，手持红莲花一枝，亦天然生成者。
　　上面所记是慈禧棺椁内的陪葬品，在地宫中还有不少宝物。清廷内务府关于《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有记载——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一八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地宫安放了金花扁镯一对，绿玉福寿三多一件，上拴红碧瑶豆三件。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日（一八八六年四月五日）在地宫中安放红碧瑶镶子母绿别子一件，红黄碧瑶葫芦一件，东珠一颗，正珠一颗，红碧瑶长寿一件，正珠二颗。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一八九○年三月十九日）在地宫安放正珠手串一盘，红碧瑶佛头塔，绿玉双喜背云茄珠坠角，珊瑚宝盖、玉珊瑚杵各一件，绿玉结小正珠四颗。黄碧瑶葡萄鼠一件，上拴红碧瑶豆一件。红碧瑶葫芦蝠一件，上拴绿玉玩器一件，绿玉佛手别子一件，上拴红碧瑶玩器一件。红碧瑶双喜一件，上拴绿玉一件。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日（一九○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地宫安放白玉灵芝天然小如意一柄，白玉透雕夔龙天干地支转心碧一件，红碧瑶一件。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一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在地宫安放金镶万寿执壶二件，共重一百九十七两七钱一分，上镶正珠四十颗，盖上镶正珠六十颗，米珠络缨一千零六十八颗，真石坠角。金镶珠石无疆执壶一件，共重九十一两六钱，上镶小红宝石二十二件，底上镶小东珠二十颗，盖上镶碎东珠二百零四颗，米珠络缨五百三十四颗，真石坠角。金镶珠石无疆执壶一件，共重九十三两七钱，上镶小宝石十六件，底上镶小东珠二十颗，盖上镶小东珠二百零四颗，米珠络缨五百三十四颗，真石坠角。全镶真石玉杯金盘二份，每盘上镶东珠二颗，共重六十六两五钱五分。金镶珠杯盘二份，每盘上镶东珠八颗，杯耳上镶东珠二颗，共重六十八两三钱二分。雕通如意一对。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一九○八年十一月八日）在地宫中安放金佛一尊，镶嵌大小正珠、东珠六十一颗。小正珠数珠一盘，共二百零八颗。玉佛一尊。玉寿星一尊。正珠念珠一盘，计珠二百零八颗，珊瑚佛头塔，绿玉福寿三多背云，佛手双坠角上拴绿玉莲蓬一件，珊瑚古钱八件，正珠二十二颗。正珠念珠一盘，计珠二百零八颗，红碧瑶佛头塔、镀金点翠，镶大正珠，背云茄珠，大坠角珊瑚纪念蓝宝石，小坠角上穿青石杵一件，小正珠四颗，镀金宝盖，小金结六件。正珠念珠一盘，珊瑚佛头塔，背云烧红石金，纪念三挂，蓝宝石小坠角三件，加间小正珠三颗，珊瑚玩器三件，碧玉杵一件。雕珊瑚圆寿字念珠一盘，计珠一百零八颗。雕绿玉圆寿字佛头塔，荷莲背云，红碧瑶瓜瓞大坠角上拴白玉八宝一份，珊瑚豆十九个。珊瑚念珠一盘，碧玉佛头、塔、背云，红色纪念三挂，红宝石小坠角三件，催生石玩器三件……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把定东陵炸开，盗走了上述全部宝物。据说，当年孙殿莫就是按照李成武所记的“藏宝图”，对定东陵进行了疯狂盗掘。宝物的一小部分赏给参与盗陵的官兵。为了躲避民国政府律例的严惩，减轻罪责，孙殿英又用这些宝物四处行贿。慈禧口中所含之珠，据说送给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而当时为了取出此珠，士兵将慈禧的嘴巴都撕坏了。
　　令人痛心的是，孙殿英盗出的宝物多散落民间和海外，不少至今下落不明。
　　

有三座帝王陵陪葬品最丰厚
                         

　明定陵和清定东陵的陪葬品数量，令人啧舌。实际上，这两处皇陵并不是帝王级陵寝中陪葬品最丰的。朱翊钧在位时不是大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大明王朝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强朝代。慈禧所处的年代，大清王朝已处于改朝换代的末期，多次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和蹂躏。
　　皇家陵寝陪葬品的数量和细目，一直是高度机密的信息。但一般有经验的盗墓者可以根据朝代、在位时间的长短和墓主的生平喜欢，一猜一个准。
　　盛世王朝的太平之君，其陵寝陪葬自然丰厚，而一些小朝小廷就难说，如南宋诸帝王陵寝，宝物比其他王朝差远了，甚至陵寝也只能叫“攒宫”，即暂厝之地，陵区用地也是从老百姓的手里逐渐买来的，陪葬品根本无法与其他王朝的帝王陵寝相比的。
　　在众多帝王陵墓中，哪几座陪葬品最丰厚？
　　每一座帝王陵都是一座历史宝库，其所藏有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陪葬品价值连城，历史信息更丰富。哪怕是当年一只极为普通的瓷碗，现在都是文物。一般来说，帝王陵越往前，其陪葬品越丰厚，价值越高。所以，到底哪几座帝王陵最有价值，并不好一概定论。
　　从民间和史料记载来说，陪葬品最丰的有这么三座帝王陵墓：秦陵、茂陵、乾陵。
　　前两座是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中所提到的“秦皇”、“汉武”的陵寝，乾陵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武则天与其夫君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
　　这三陵中宝藏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谜，对盗墓者来说极具诱惑力。
　　

秦始皇睡的棺椁价值连城
                         

　中国封建帝王中的第一陵是秦始皇陵。秦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东骊山北麓，当年秦陵“坟高五十余丈，”折算成现代的高度为115米左右，占地56.2平方公里。《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详细说明：“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水，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之者久。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秦陵的宏大，据说到他死时也没有全部完工。
　　秦陵陪葬品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司马迁称，“奇器珍怪徙藏满之”。最新考古勘探资料显示，秦陵地宫东西实际长260米，南北实际长160米，总面积41600平方米，规模相当于5个现代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地宫就这么大，里面的陪葬品以“藏满之”来推测，数量该惊人了。
　　仅秦始皇睡的那具棺椁，就是无价之宝。据《汉书》等史书记载，“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披以珠玉，饰以翡翠”、“棺椁之丽，不可胜原”，可见这副棺椁的文物价值。
　　目前仅在陵区地宫外发现的文物，已超过10万件。阵容宏大的兵马坑则更是震惊世人，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由此可见“第一陵”的历史地位。
　　据现在已完成的对秦陵的考古探测，初步证明秦陵的地宫仍然完好无损。探测中发现盗洞有两个，直径达1米，但深度只有9米，离地宫很远。目前，已出土文物和发现的被盗物品，多为陪葬坑或甬道内的陪葬品，秦陵地宫中的宝物确实无法估量，谜团多多。
　　

汉武帝陵陪葬品多得放不下
                         

　秦亡汉兴，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第一个“国富民强”的朝代——刘姓汉朝，厚葬之风也随之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汉朝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目前常说的“汉”，多指西汉。西汉帝王陵在今陕西咸阳附近，共有11座；东汉的帝王陵共有12座，位于今河南洛阳及焦作附近。23座汉陵中，最出名的不是开国之君刘邦与其皇后吕雉的合葬墓长陵，而是汉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最有作为的汉武帝刘彻的茂陵。
　　刘彻在位54年，陵修了53年（公元前139年开始营建），到其下葬时，当初栽的小树都长成参天大树。相比秦陵，茂陵的规模是小了些，但其陪葬品之丰厚，不相上下，甚至超过。
　　《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百九十物，尽瘗藏之”。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刘彻陵墓中陪葬品的数量惊人。后有文字称，“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
　　这话就是说，由于刘彻在位时间长，到他死时，陵内已没有空间放那些稀世珍宝了。目前已知道的陪葬品有当时康渠国国王进送的玉箱、玉杖；装在一个金箱内的30卷经书；专治哑巴的秘方，等等。
　　刘彻下葬四年后，这些国外进贡的宝物，竟然出现在了市场上，被刘彻生前的侍人认了出来。此事见于南朝宋人刘叔敬撰《异苑》（卷7）：
　　汉武帝冢里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买得此二物，帝左右识而认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
　　考古专家最看好的是刘彻穿的金缕玉衣。据西汉刘歆撰（后题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像，世谓为蛟龙玉匣。”据说，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约有大小玉片2498片，串玉片的金线就有两斤多。
　　茂陵曾多次被盗，据《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陪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茂陵地宫中的宝物有多少，是否让盗墓者搬光了，由于正史上并没有记载，目前谁也说不清。
　　

唐高宗乾陵宝物多达500吨
                       

　唐陵共有20座，除末二帝李晔的和陵、哀帝李柷的温陵，分别在河南、山东，余下的都在陕西，即著名的“关中十八陵”，乾陵为其中一座。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合葬墓，葬着女皇帝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乾陵营建时，正值盛唐，国力充盈，所以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富丽，为唐帝王陵墓中最大。不只乾陵的规模宏伟，陵内的陪葬品之丰也堪称唐帝王陵之最。
　　李治陪葬品的价值十分丰厚，依汉制估计，占大唐一年税赋的三分之一，武则天死后，又有同样多的金银珠宝被她带进了乾陵。实际上，李治死时并不想大兴土木，有遗诏，“陵园制度，务从节俭”，但武则天厚葬了李治，陵墓规格甚高，可能有她自己的动机。
　　与秦陵、茂陵一样，乾陵中的陪葬品有卷帙浩繁的文史典籍、精妙绝伦的稀世器皿、令人叹为观止的绫罗绸缎、三彩陶俑，等等，多得数不过来。
　　据陕西的考古专家分析，乾陵中的陪葬品有金、银、铜、铁等所制的各类礼仪器、日常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工艺品；陶、瓷、琉璃、玻璃等所制器物、人物和动物俑类；珊瑚、玛瑙、骨、角、象牙等制成的各类器具和装饰物；石质品：包括石线刻、石画像、人物及动物石雕像、石棺椁、石函和容器；壁画和朱墨题刻；纸张、典籍、字画、丝绸和麻类织物，漆木器、皮革和草类编织物等，计有“六大类”。
　　据此，在2006年6月举行的“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有专家对外放风，乾陵地宫中的宝物多达500吨，引起了一场乾陵是否发掘的“全国讨论”。实际上，在“500吨”的说法之前，还有一个“800吨”的说法。依据是，乾陵地宫空间约为5000立方米左右，即使以地宫空间的四分之一来计算，陪葬品体积也有1200立方米左右，最少有800吨。
　　陵中最值得期待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唐高宗临终有话，希望将生前珍爱的书籍、字画等全部陪葬。据分析，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即埋在乾陵中，而不是在被盗过的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内。果真如此，也许是一件幸事。
　　乾陵的陪葬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马球图》、《宫女图》、《礼宾图》等5组18幅壁画，均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另有69组82幅壁画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出乾陵中宝物的数量和质量。有人就此大胆断言，乾陵发掘之日，将是继秦陵兵马俑之后的“世界第九奇迹”出现之时。
　　

以身殉国——皇帝自杀现象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长河中，帝王将相不计其数。仅封建朝代，从始皇帝嬴政，到末皇帝溥仪，有名有姓的皇帝超过400位，至于自己宣布称王称霸的就更多了。
　　按理说，有一位帝王就应该有一座帝王陵，可实际上，陵寝数量总数与帝王总数是不一致的。原因很简单，其中不少帝、王系非正常死亡。每一次宫廷政变，每一次王朝更迭，每一次江山分裂，就意味着血流成河，就会有人死于非命。
　　中国帝王非正常死亡原因主要有四类：一自杀，二他杀，三纵欲，四服丹药。
　　这里聊“自杀”。自杀方式主要有自刎、上吊、投水、焚烧、服毒等五种。

自刎：一度是自杀殉国的首选
                         

　所谓刎，就是割脖子；自刎，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脖子割断，这是早年帝、王们自杀的主要方式之一。
　　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刘基所著的《述志赋》称，“种霸越而灭吴兮，终刎颈于属镂”。属镂，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把宝剑，吴王曾赐予伍子胥自刎用，与越王勾践剑一样出名。
　　当初越大夫文种用计使夫差杀了伍子胥，吴灭亡后，勾践难容功臣，文种也未能好好地活下去，勾践以同样方式令他用属镂自刎，刘基叹息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是史上很典型的“自刎案例”，当然这不是发生在帝王身上。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帝、王中，选择这种自杀方式的比较多，最著名的当数项羽的“乌江自刎”。
　　这位生前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虽然最后未能当上皇帝，但以这种“霸王的方式”结束楚汉之争，还是颇为英雄的，一直为后辈世人推崇，广受称道。
　　当时项羽的军队被刘邦打败，溃逃至垓下，即今安徽灵璧县境内。当时军情危急，刘邦的汉军把垓下围了起来，“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爱妾虞姬和项羽诀别，先行自尽。项羽率军连夜突围至乌江亭，乌江亭即晋初的和州乌江县。当时亭长劝他东渡淮河，项羽放弃了，拔剑自刎。
　　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项羽本纪》中是这样记述的——
　　“乌江亭长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项羽自刎前的场面确实是相当悲壮的。自杀前还斩杀刘邦的兵士几百人，身上也被砍了十几刀，死时年仅31岁，称项羽为古今自杀帝、王中“第一条汉子”，并不为过。在项羽自杀后，其头也让汉将王翳割了下来，提到刘邦处讨封赏，王翳因此被封侯。
　　中国封建史上的第二位皇帝胡亥，也是采取自刎的方式殉国的。
　　当时，宦官赵高把持秦政。陈胜、吴广开始起义，天下大乱。胡亥对隐瞒真相的赵高十分不满。本就有篡位之心的赵高策动政变，派女婿阎乐带领上千人，谎称抓捕盗贼，直闯胡亥的行宫。在这种情况下，胡亥抽剑自刎。
　　胡亥遭此结局，也是活该。其在位时残杀手足、滥捕黎民，天下让他搞得一团糟，不然也不会有陈胜吴广的起义，自然也就不会有项羽、刘邦楚汉相争。

自缢：最常见的自杀殉国方式
                          

　上吊，这种自杀方式大概是中国人最喜欢，也是最常见的结束生命方式之一。相比自刎，不见刀光剑影，显得文明、温和一些，留有全尸。所以，不论民间，还是宫廷，欲自杀时多会想到这种方式。
　　朱元璋死后，要求没有生育过的嫔妃全部殉葬，结果嫔妃生命的手段就是令其自缢。当时让嫔妃们好好吃了一顿饭后，把她们集中到一处行刑房，逼其站到设有机关的木床上，让她们将头伸入绫带结中。大太监一声“准备好，上路啦”，站在床边的小太监就抽掉她们脚下的底板。想不到，明末帝朱由检的殉国方式竟与朱元璋的嫔妃一样，也是自缢。
　　比起前任熹宗朱由校、光宗朱常洛、神宗朱翊钧等，思宗朱由检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其力挽狂澜之志，救大明江山于不败的帝王气概和急切心情，颇令史学家感动。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到自杀时的1644年，生年仅35个春秋。自17岁开始当皇帝，在位18年，可以说朱由检每一天都在为朱姓摇摇欲坠的江山寝食难安。但国运不济、龙脉受阻，最终让满族人夺走了江山。
　　清人张廷玉主编的《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记述，“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张廷玉的文笔比起司马迁来，显然不是一个档次的，记述干巴巴的，不像司马迁把项羽的“乌江自刎”写得那么有现场感，催人泪下。
　　敲响朱由检丧钟的是李自成，而不是清世祖福临（即清朝“定都北京第一帝”顺治皇帝）。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危情之下，朱由检早朝时亲自击鼓唤群臣上廷，商议对策，竟然无一臣前来。朱由检知道大明气数尽了，遂决意自尽殉国，之前已进行了自杀前的各项准备。
　　18日夜，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灿、四子永王慈焕逃离。之后令母、妻、女诸女眷自尽，张太后（熹宗的皇后，朱由检的嫂子）、周皇后先行了断，后砍死了宠妃袁贵妃。为避免公主留世受人凌辱，又砍杀女儿。边砍边哭，“女儿，你为什么生在帝王家啊？”
　　结果幼女昭仁公主被砍死，长女长平公主被砍断臂膀。在完成这一切后，朱由检来到宫后的煤山，寻思自尽。当时煤山上有棵歪脖子老槐树，朱由检走到树前，解下自己的腰带，挂在树上吊死了。
　　朱由检年谱记载很简单，称“十九日凌晨，自缢于禁苑煤山”，仅12个字。陪朱由检一块死的是老太监王承恩，也以同样方式吊死在朱由检对面不远处。朱由检上吊的老槐树1949年后仍在，甚为可惜的是，这一活文物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掉了，现槐树为后栽。
　　虽然张廷玉的《明史》写的没有司马迁《史记》好，但也记下朱由检临死名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朱由检将此话写在自己的衣襟上，表其殉国心志。因为这话，朱由检成了中国封建末帝中获评价最高人，连夺他江山的清人都很感动，要责罚那棵老槐树为“罪树”，用铁链锁起来“治罪”。后来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实际上，朱由检死后是很惨的，尸体放在煤山上多少天都没有人问事，据说都腐烂了。还是一个叫赵一桂的人，花钱掘开崇祯十五年，即朱由检死前三年下葬的田贵妃的墓穴，将其与周皇后归葬其中。好可怜，一代帝王的最后归宿，竟是自己的妃子墓。清朝后以“帝体改葬”，名其墓为思陵，也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

投水：殉国捐躯的又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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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这种方式并不为历代帝王看好，因为中国人讲究死要全尸，投水后尸体就沉水底了，虽然尸体全了，但成了鱼虾的美食，尸体都见不到了，哪还叫全？但这种方式的自杀成本几乎没有，上吊还要有一根绳子，投河什么也不需要，一头栽下去就行。
　　公元13世纪30年代，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投河自杀”事件。由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册“辽夏金部分”（蔡美彪、周清澍、朱瑞熙、丁伟志、王忠等执笔）也记述了这件事。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正月初九，南宋与蒙古两股大军攻入末帝完颜守绪所在的蔡州城，当夜，完颜守绪传位于完颜承麟。次日宋军攻入，完颜守绪见金将亡，“自缢于幽兰轩”。
　　这个时候，督军的宰相完颜仲德对诸将说，“皇帝已死，我还怎么作战。我不能死于乱兵之手，要去投汝水殉国。诸君善自为计吧。”说完，完颜仲德投汝水自杀。
　　见此情形，诸将都说，“宰相能死，我们就不能吗？”孛术娄室、元志、王山儿、纥石烈柏寿等，及军士五百余人都纷纷投河自杀。
　　南宋与蒙古人联合进攻，灭掉金国后，自己也未能免亡国的命运。完颜守绪当年早看到这种结果，曾派员到南宋议和。当时蒙古军力最强，金国希望南宋与他们一块“抗蒙”，否则金国不存了，南宋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但南宋拒绝了金国的游说。果然，在金国灭亡45年后，即公元1279年，南宋让蒙古人灭了。
　　南宋末帝叫赵昺，是度宗赵禥的儿子，生于1271年，死于1279年，在位两年，年仅8岁。这个小皇帝连年号都没有，自然也无谥号。但因为投海殉国，让他在中国帝王中小有名声。在忽必烈的蒙古军队（此时已叫“元军”了）势如破竹，打过长江后，南宋实际已不存了。
　　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谢太后带着权相贾似道拥立的小皇帝恭宗赵，打开城门投降。赵被俘北去，死无所终。与赵是兄弟的益王赵昰、卫王赵昺逃出。国不可一日无君，包括中国历史上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在内的群臣，复拥7岁的赵昰为皇帝。
　　元军乘胜进击，南宋朝廷搬到了现在的福建省会福州。赵昰在逃亡途中病死了。
　　1278年，陆秀夫、张世杰再立8岁的卫王赵昺为皇帝，移驻南海边的厓山。1279年正月元军进攻厓山，宋、元两军在这里展开了最后一场较量，此即著名的“厓山之役”，战斗十分惨烈。南宋组织了20万之众的军民进行保卫战，不习惯海战的元军要攻下厓山是很困难的。
　　但抵抗20多天后，因海水涨潮、后援缺乏、元军诱降等“天、时、人”原因，元军得手。二月初五，战至傍晚，南宋诸军大溃。当时风雨骤起，昏雾障目，咫尺不相辨。在这种情况下，上演了一出千古绝景：“陆秀夫负赵昺赴海死”。
　　小皇帝跳海，宁死不屈的南宋军臣，也纷纷跳进了无际的南海碧涛之中，追寻小主子去了，史称义也。南宋的灭亡似乎有一种宿命，忽必烈是至元八年，即1271年定国号为元的，亡国之君赵和赵昺都生于这一年，结果一个被元俘去了，一个被逼投海了。

自焚：选择在烈火中永生
                         

　选择这种自杀方式，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要承受痛苦的煎熬。中国帝王中如此视死如归者并不多，比较有名的是李从珂、朱允炆两位皇帝。
　　李从珂生于公元886年，死于公元936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的末帝。原姓王，时人称王阿三，为后唐明宗李亶的养子。其皇位是从李亶第三子、闵宗李从厚的手里取得的，其部下杀了李从厚后，李从珂当了皇帝。后大将石敬塘造反，叛变后唐，里通外国，勾引来契丹兵。
　　936年底11月，石敬塘的军队攻入都城洛阳，李从珂将堆满柴草的玄武门楼燃着，最后城焚人亡。石敬瑭还算有点良心，从余烬中找到的李从珂臂骨、大腿骨，以王礼安葬。李从珂无谥号，史称后唐废帝。
　　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皇帝，朱元璋的嫡长孙，太子朱标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父亲朱标意外病死，或许朱允炆就不会有这个火光之灾。但历史是不允许“如果”的，朱允炆自焚，或许也是命吧。造成朱允炆自焚事件的责任人是他的四叔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
　　朱元璋死后，知道自己的儿子可能会给新皇帝惹麻烦，于是遗诏诸藩王不要进京（南京）奔丧。《明史·太祖本纪》记载：“帝遗制，‘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而且据说，朱元璋临死时给朱允炆留下了一个铁匣，让他危急时刻打开。
　　根据朱元璋的遗诏，朱允炆从速办了朱元璋的丧事，将其归葬东郊的孝陵。考虑到各地藩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兵部尚书齐泰和大常卿黄子澄出计策，剥夺各路藩王的兵权，朱允炆采信，遂着手“削藩”。此举对于刚登基的朱允炆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有点早了。
　　政权未稳，操之过急，结果给朱棣找到了起事的理由：一是父亲死了连一面都未见着，二是“清君侧”。实际上，朱棣本来就计谋篡位，朱允炆此举正好成全了朱棣——“靖难之灾”出现了。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攻破应天府。朱棣兵到内城时，宫内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朱允炆放火自焚了。
　　朱棣兵过长江已到城外时，朱允炆希望不要自家人打自家人，派员前去求和，有话好说。但事已至此，这话等于白说，朱棣未理。看到大势已去，朱允炆下令焚宫。据说，火起后朱允炆与皇后携手跳入大火之中，众妃嫔侍从等也先后蹈火殉葬。
　　朱棣进入后宫后，找了三天，都不见朱允炆的下落。后来，依宫人指点，从火灰里扒出了一具已烧焦的尸体，称是朱允炆。但尸体分不清男女，朱棣怀疑有诈。于是，朱棣派人到处寻找追杀，太监郑和出海就是其中的一路人马。因为这原因，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壮举，“郑和七次下西洋”诞生了，也是意外之杰作了。
　　有人称，朱允炆自焚实是假象。清朝文人吕世安即持此观点，在其所著《二十四史演义》里即称，朱允炆出家做和尚了。当朱棣的大军攻入内城时，朱允炆派人取出藏在奉先殿的铁匣子。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嘱让他从位于太平门的鬼门出城，其他人则从水关御沟走。
　　朱允炆出了鬼门后，见早有一和尚在等他，原来是接他出家的，命该续上朱元璋的前世未尽佛缘。上述所言，实际上是民间传说，并不见正史记载。所以，朱允炆的下落谁也弄不清，此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悬念的谜案之一。
　　因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朱允炆也是明帝中唯一没有陵寝的皇帝。

服毒：并非情愿的一种选择
                         

　毒杀这种方式，从世界范围内来说出现的都比较多，可以保留全尸，痛苦时间短暂。但服毒其实并不是中国帝王首选的结束生命方式，有的似乎还不太愿接受。如，东晋末帝司马德文就不太喜欢。
　　司马德文生于公元385年，是孝武帝司马曜的儿子，安帝司马德宗的弟弟。东晋末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世象杂乱。时大将刘裕最有野心，于公元418年派人将司马德文的哥哥司马德宗勒死了。后扶植司马德文上台，史称晋恭帝。
　　一年后，即公元420年6月，刘裕露出了狼子面目，拟好诏书，逼司马德文禅位于他。司马德文禅位后，刘裕降之为“零陵王”，历104年的东晋就此灭亡了。
　　司马德文禅让后，刘裕仍不放心，于次年，即公元421年9月，让兵士用被子把司马德文活活捂死了。刘裕本是逼其服毒自尽的，已派人到秣陵，送给司马德文一瓶毒酒。但司马德文称，“人凡自杀，转世不能再投人胎”为由，拒绝服毒，此事史称“秣陵鸩杀”。
　　司马德文被刘裕捂死时仅37岁，后葬于冲平陵。有意思的是，当时送毒酒的大臣张伟，见司马德文不饮，不忍弑旧主，但又无法向刘裕交代，干脆自己饮毒酒自杀了。
　　西晋时著名的“白痴皇帝”司马衷之死，据传即服毒自杀的。但他服毒一事比较蹊跷。司马衷是晋世祖司马炎的第二个儿子，生于公元259年，9岁被立为太子，司马炎在公元290年死后由他继位。
　　司马衷之愚笨在中国帝王中是很出名的，也闹出过好多笑话。《晋书·惠帝本纪》记载，当时天下饥荒，饿死了好多人，有臣子告诉他，他竟然觉得不可想象，称“何不食肉糜？”因为太蠢，当年司马炎要废掉他，因杨皇后的强烈反对未果。
　　司马衷的出名除了愚笨，还因为他有一位著名的丑皇后贾南风。贾南风皮肤很黑，眉间长痣，身材粗短，而且性格不好，妒忌心特重，特别糟糕的是她喜欢男色，淫得让人无法理解。
　　司马衷当了皇帝，贾南风就成了皇后。为了把控住司马衷，她不让其他嫔妃沾边，但自己却公开与太医偷情，还到处找潘安这样年轻英俊的面首供自己淫乐。因为司马衷愚蠢，贾氏专权，无恶不作，设计废掉太子司马遹，就是其中一恶。
　　司马遹是司马衷与当年才人谢玖所生。谢玖为屠夫的女儿，虽然出身低贱，但长得漂亮。司马衷被立为太子后，司马炎让她去陪寝，以好让蠢儿子知道床边风情，留下龙种。谁想，谢玖真的怀孕了，生下的孩子就是司马遹。
　　有意思的是，司马遹都三四岁了，司马衷竟然不知道自己有儿子，也真够蠢的。贾氏不能生育，又想除掉司马遹，便抱妹妹的孩子谎称亲生，欲立她的假儿子为太子。
　　公元299年，贾南风让喝醉后不知东西南北的司马遹抄了一份文字：“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这“陛下”就是司马衷，“中宫”即贾南风。
　　贾南风便将司马遹的“亲书”呈给司马衷看，有人要夺其皇帝宝座，司马衷不蠢了，如此逼皇帝、皇后自杀的太子怎么能留？结果太子司马遹被以谋反罪废掉，遣至许昌。次年，贾南风又追杀司马遹，派宦官孙虑带着太医配好的毒药至许昌，逼司马遹服毒自尽。司马遹不从，孙虑趁他如厕时，从后面“以药杵椎杀之”，司马遹死时仅二十三岁。
　　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司马诸王的愤怒，导致了“八王之乱”。在政变中，司马衷被诱食毒饼而亡，后世多称是“八王”之一的司马越所为。但司马衷到底是怎么服毒的，谁人所使，史书上交代并不详细，也有保留意见。《晋书》称：“后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
　　上述五种方式为史书上常见。实际上，帝、王们主动结束自己生命，以身殉国的手段远不止这些。但有一点要注意，现代人动辄的“跳楼”，却少见于史，大概是因为古代没有摩天大楼吧！

血染皇宫——夺权杀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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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二十四史》，通读一遍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杀”字。可以这么样讲，中国的改朝换代史，就是一部以“杀”字为主线的血腥史。帝王马上得天下，结果往往是刀下失龙椅。或父子手足相残，或皇亲国戚谋逆，或乱臣阉党加害，或外族他姓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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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皇帝非正常死亡比较少见^0
　　有学者统计，从嬴政建立天下一统的秦朝起，到清灭亡，大大小小的皇帝有490多位。实际上，如果不算五代十国、西域小国这类的小朝小廷皇帝，才200出头。但这些帝王的平均年龄，估计下来仅在40岁左右，短得出奇。
　　穿有绸缎华服，食有山珍海味，宿有太监侍寝，出有车辇代步，病有太医把脉，衣食住行，样样丰足，这样令人羡慕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得到理想的寿命，令人唏嘘。
　　从帝王世系表中粗略地统计了一下，长寿的帝王，70岁以上（含70岁）的皇帝，算上五代十国、辽、西夏等帝王在内，总共是16个人，仅占490多位帝王的3%多一点。以年龄大小来排列，分别是——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70岁；在位55年，死后葬茂陵。
　　唐朝开国之君、高祖李渊，公元566—635年，70岁；在位9年，死后葬献陵。
　　辽道宗耶律洪基，公元1032—1101年，70岁，在位47年；死后葬庆陵（附葬圣宗耶律隆绪陵）。
　　西夏仁宗李仁孝，公元1124—1193年，70岁；在位54年，死后葬寿陵。
　　东吴开国之君、大帝孙权，公元182—252年，71岁；在位24年，死后葬蒋陵。
　　明朝开国之君、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71岁；在位31年，死后葬孝陵。
　　五代十国南平世系高季兴，第一任“皇帝”，谥号武信王，公元858—928年，71岁；在位5年，无陵。
　　五代十国前蜀系王建，第一任“皇帝”，庙号高祖，公元847—918年，72岁；在位16年，死后葬永陵。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年，78岁；在位45年，死后葬泰陵。
　　五代十国楚世系马殷，第一任“皇帝”，谥号武穆王，公元852—930年，79岁；在位24年，无陵。
　　元朝开国之君、世祖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80岁；在位35年，死后葬起辇谷。
　　五代十国吴越系钱镠，第一任“皇帝”，谥号武肃王，公元852—932年，81岁；在位26年，无陵。
　　南宋首任之君、高宗赵构，公元1107—1187年，81岁；在位36年，死后葬永思陵。
　　大周开国女皇武则天，公元624—705年，82岁；在位16年，死后葬乾陵（与唐高宗李治合葬）。
　　南朝梁开国之君、高祖武皇帝萧衍，公元464—549年，86岁，死后葬萧脩陵。
　　清高宗弘历，公元1711—1799年，89岁；在位61年，死后葬裕陵。
　　从中可以看出，这16位帝王中，有3位是算了虚岁，如按周岁来算，刘彻、李渊、耶律洪基只有69岁；80岁的仅6位，以弘历，即惯称的乾隆皇帝年岁最高，接近90岁，加上四年的太上皇，可以看作是中国封建帝王中在位实际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达65年。
　　值得注意的是，16人中有12人是“开国皇帝”，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从史实记载看，这些长寿皇帝多不是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为多，开国皇帝被他杀的较为少见。
　　当然里面也有例外，大唐开国皇帝李渊，便疑是其儿子唐太宗李世民所害。

中国最小的皇帝到底是哪一位
                           

　在中国历史上，“小皇帝”现象比较突出。
　　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小皇帝，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38岁的德宗载湉病死（史学界怀疑是中毒，次日慈禧太后死亡）。载湉无子，侄儿溥仪哭着被大臣拥上了天子宝座，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后一位皇帝。
　　整个清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中“小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除了溥仪，还有（从后往前推）——
　　德宗载湉（公元1872—1908年），5岁登基，在位34年，死后葬崇陵。18岁时亲政，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二十一日“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幽禁于中南海瀛台。
　　穆宗载淳（公元1856—1875年），6岁登基，在位14年，死后葬惠陵。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将载淳的八大辅政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王”或处死，或革职，或遣戍，两宫太后慈安、慈禧“垂帘听政”。
　　圣祖玄烨（公元1654—1722年），8岁登基，年号康熙。玄烨享年69岁，在位62年，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死后葬景陵。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世祖福临死亡。年幼的玄烨得以嗣位，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鳌拜“四大臣”辅政。14岁时亲政。
　　世祖福临（公元1638—1661年），6岁登基，在位19年。死后葬孝陵。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九月，太宗皇太极病死。在皇权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各亲王妥协，拥中立年幼的福临为帝，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福临是清入关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13岁时多尔衮死去，开始亲政。
　　但清朝上述的五位“小皇帝”都活到了成年，年寿最小的载淳也活到了19岁。这些小皇帝并不小，仅是继大位时年幼。
　　如果要说小，未成年即告夭折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皇帝。从历代帝王世系年表中可以查到，年寿在18岁以下未成年的“小皇帝”，有20多位。
　　其中，10岁以下的，大约有7位——
　　两岁皇帝寿命最短的皇帝只在人世间活了11个月，他就是东汉的殇帝刘隆。刘隆生于公元105年，年号“延平”，但吉祥的年号未能让他延年益寿，也未保其平安，第二年刘隆就死了。刘隆也是中国历史上即位年龄最小的一位皇帝，登基时才三个月。而在位时间也极为短暂，只有八个月。史书上称他年寿两岁，是连头连尾算的，实际上，还不到一岁。如果要评中国封建帝王中的第一小皇帝，非刘隆莫属。
　　刘隆是接穆宗刘肇（公元79—105年）的皇位。刘肇，即汉和帝，体弱多病，27岁那年冬天，即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十二月，刘肇病死于京都洛阳章德前殿。刘肇有阴氏、邓氏两位皇后，但都未给他生下龙种。其他嫔妃生产后，子也多夭折。因为这个原因，刘肇生前未能立上太子。
　　刘肇死后，邓皇后将由宫女所生、为避邪而养在宫外的刘隆接了回来。当时，还有一位8岁的皇子刘胜，但刘胜有先天性疾病，不便迎立，只有选刘隆。其时刘隆刚过了“百日”，连话也不会说，娘也不会叫，就当上了皇帝。只可惜他没有帝王命，娘奶都未吃够就死了。虽然人生苦短，但刘隆死后享受了帝王之尊，还以帝礼归葬于康陵。
　　三岁皇帝中国历史上有生卒记载的帝王中，倒数第二位最小的皇帝也出在东汉，活到了3岁，他就是孝冲帝刘炳。刘炳生于公元143年，死于公元145年，死后葬怀陵。刘隆在位三个月，他是五个月。刘炳是汉顺帝刘保的儿子，母亲是虞贵人。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刘炳被立为太子。刘保死后，刘炳于当年八月登基，改年号为永憙。公元145年正月，刘炳死于玉堂前殿。关于他的死因，有说是病死的，有说是外戚梁冀毒死的，反正死因不太正常。
　　七岁皇帝这是元朝小皇帝，名叫懿璘质班，即史上的宁宗。懿璘质班是元朝倒数第二位皇帝，他死三十六年后，朱元璋灭掉了元朝，明王朝兴起。懿璘质班生于公元1326年，死于公元1332年，7岁。
　　懿璘质班是明宗和世的次子，被封为鄜王。史上传说，明宗是被弟弟、文宗图帖睦尔于1329年8月毒死的。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8月，图帖睦尔死去。临终前，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遗诏给皇后卜答失里，立懿璘质班为皇帝。
　　不少人认为，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是中国帝王中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实际上不是，在小皇帝中这个座次应该是懿璘质班的。懿璘质班十月即位，十一月死去，实际在位时间43天，比袁世凯少了整整40天（大皇帝中，明光宗朱常洛因“红丸案”而死，在位仅一月）。
　　如果要评小皇帝之最，懿璘质班也是最合适的候选人。懿璘质班死后，与忽必烈一样，采用秘葬制，葬于皇家陵区起辇谷。
　　八岁皇帝在中国帝王中，“八岁皇帝”是北朝北齐国幼主高恒。高恒生于公元570年，死于公元577年，8岁，与刘隆、刘炳、懿璘质班一样，高恒在位仅一个月。由于乱世小朝廷，死后连陵也没有。
　　高恒是公元577年正月以皇太子即帝位的，当月，北周攻陷了都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高恒出逃时被俘，当年十月被赐死。其父高纬传位于高恒时才22岁，却自称太上皇，北周抓到后，还封他为“温公”。后与儿子高恒一道被赐死，北齐灭亡。虽然时间很短，但高恒还有年号“承光”。
　　九岁皇帝“九岁皇帝”有两个。一个是东汉孝质帝刘缵，另一个就是我在前文《中国帝王自杀殉国的五种主要死法》中提到的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赵昺。还有一个是北朝周静皇帝宇文阐。
　　东汉是盛产小皇帝的朝代，刘隆、刘炳之外的小皇帝是刘缵(公元138年—146年）。刘缵系东汉第九位皇帝，于145年即位，在位不到1年，谥号孝质皇帝。刘缵接的是汉冲帝刘炳的皇位。刘炳三岁早夭后，身为汉章帝刘炟玄孙的刘缵，由梁太后与大将军梁冀立为帝。
　　刘缵其时为8岁，即位后改元“本初”。史书对刘缵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刘缵虽然年幼，但聪明伶俐，看不惯梁冀的专横跋扈。曾当着朝臣的面说梁冀，“此跋扈将军也”，令梁冀不悦。后梁冀让人在饼里下毒，将刚过完9岁生日的刘缵毒死。
　　刘缵死后葬静陵。顺便交代一下，刘缵死后，梁冀如法炮制，又立15岁的刘志为帝，史称桓帝，同为小皇帝的刘志未为迷惑，后诛杀了梁冀。

南宋也是盛产小皇帝的朝代
                           

　赵昺，系南宋第九位皇帝，也是末帝，是第六位皇帝度宗赵禥的小儿子，端宗赵昰的亲弟弟。赵昺生于公元1271年。在位2年，死后无陵。赵昺当皇帝是抗元名臣陆秀夫一手策划的，还给他起了年号“祥兴”。
　　在此之前，陆秀夫已拥立了另一位小皇帝，赵昺的哥哥赵昰为帝，死后庙号端宗。赵罡6岁当皇帝，比赵昺还小一岁，在元军进逼的逃亡途中病死了，仅11岁。陆秀夫再立了赵昺。
　　赵昺死时很悲壮，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元军进攻崖山，南宋失守。在赵昺可能被俘的情况下，陆秀夫对赵昺说，“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毅然背着小皇帝赴海殉国。其时，赵昺虚岁才9岁。
　　值得一提的是，德祐皇帝是南宋恭帝赵，也是位小皇帝。
　　赵生于公元1271年，与赵昺同年。赵、赵昰、赵昺是亲兄弟三个，同是度宗赵禥的儿子。赵三岁于临安（今杭州）即位当皇帝，6岁时被元军俘获后北去，不知所终，所以正史帝王世系年表中在他的终年一栏，是“？”号。
　　关于赵结局，一说是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赐令他西藏出家，到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被元英宗硕德八剌赐死。另一说，他在西藏出家后成了佛学大师，54岁圆寂。
　　北朝时北周静皇帝宇文阐死时也只9岁。宇文阐生于公元573年，6岁即位，在位三年。宇文阐当皇帝与北齐幼主高恒有点相似，公元579年二月，其父宇文赟、北周宣皇帝自称天元皇帝，当太上皇，宇文阐以太子即位，年号大象，后易为大定，史称静帝。
　　因为年纪小，由宣帝皇后杨氏的父亲杨坚辅政。杨坚欺负外孙，总揽朝政，自封隋王。公元581年二月，杨坚觉得当王不过瘾，干脆代周称帝，立国号隋，废了宇文阐。三个月后宇文阐死了，葬恭陵。
　　从上面可以看出，凡是小皇帝频出的朝代，包括清朝在内，政局多是动荡不稳当的，东汉、南宋、南北朝，无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代，社会混乱，饥荒连年，人吃人的事情多有发生。
　　而这些小皇帝，当年根本就不知“天子”为何物。不要说天子了，他们连人子都难有命享。像刘隆那样，连话也不会说，乳臭未干，如何当皇帝？所以，小皇帝出现的年代都是不幸的年代，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季节！

在位皇帝惨遭杀戮的十三种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杀人是很出名的。一个人犯罪不只是一人遭殃，而是全家，有的是全族，最重的是诛九族，一块掉脑袋。用杀人如麻来形容帝王的残暴是比较贴切的。这样的帝王很多，每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几乎都是当朝的第一杀人王，是屠夫。如朱元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杀人皇帝、铁腕皇帝。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杀人者在杀人的同时，自身亦危机四伏，时时有掉脑袋的凶险，甚至连最不会杀人的宫女，都可能联合起来杀皇帝。如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差点就让杨金英、苏川药、杨玉香、王槐香等十多位宫女给勒死，因为宫女操作时太紧张，不会杀，朱厚熜才幸免一死。
　　所以，他杀在帝王非正常死亡记录中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有超过60位大大小小皇帝是这样死掉的。这些被他杀的皇帝起因各异，式样也是五花八门。
　　这里以“凶手”为主线，根据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现，大概有如下十三种皇帝“杀法”——
　　近臣杀、宦官杀、子杀、叔杀、父杀、母杀、妻杀、兄弟互杀、祖母杀、外公杀、岳父杀、兵杀、俘杀。

一、近臣杀
                          

　这种杀法叫犯上作乱，过去叫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常见的现象之一，特别是早期王朝中，臣子不臣要弑杀皇帝的，例子多不胜举。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还有各朝的后期，都是“臣弑君”的重灾期。杀一个皇帝比砍一个草寇还容易，更方便。
　　汉少帝刘辩（公元175—190年），公元189年四月当了皇帝，结果九月就被废了。当时是奸臣董卓当道，董卓废刘辩为弘农王。次年派郎中令李儒酖，将刘辩毒死。可怜啊，刘辩死时虚岁才16岁。之后，他的弟弟刘协（公元181—234年），被董卓拥立为皇帝，追谥刘辩为“弘农怀王”，史称废帝，或少帝。死后被草葬。
　　十六国时汉系隐皇帝刘粲，是昭武帝刘聪之子。先是以皇太子身份总摄朝政，公元318年7月正式即帝位。但当年9月，刚当了两个月皇帝的刘粲，即让掌管兵权的大将军、录尚书事靳准杀掉了。当时情况是，靳准将发动政变，想联合重臣王延。王延不从，被靳准绑了回来。靳准遂下令政变，冲入皇宫抓住刘粲，立刻诛之。
　　所有刘姓皇族也跟着遭殃，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全让杀了。靳准又掘开刘聪的宣光陵、刘渊的永光陵进行报复。刘聪刚葬一年，尸体尚未完全腐烂，靳准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但靳准也没有好下场，被灭西晋的第一功臣刘曜追杀。刘曜被太保呼延晏等拥为皇帝后，改汉为赵（史称前赵），立即将靳氏一家斩尽杀绝。一报还一报，刘曜又被后赵始主所杀。
　　十六国时期，大部分皇帝都是被手下谋杀的，所以，才有那么多小国小朝出现。
　　唐昭宗李晔（公元867—904年）、末帝李柷（公元892—908年）均为其臣子朱全忠所杀。朱全忠原名朱温，本是黄巢部将，公元882年叛变，举兵降唐。唐朝廷授朱温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还赐名全忠，后授为梁王。
　　但朱全忠并不忠，拥兵自重，权欲熏心，一直企图篡唐自己当皇帝。天复四年（公元904年），先是逼李晔迁都洛阳，同年八月，朱全忠将李晔杀了。但他不敢马上就当皇帝，而是拐了一个弯，就立李柷为帝，过渡一下。
　　李柷当了三年皇帝后，朱全忠等不及了。公元907年正月，朱全忠强迫李柷禅位于他，这样听起来名正言顺，是李家让位给他的。三月，李柷正式降下御札，辞去大唐皇帝。当了皇帝后，朱全忠第一件事是改名字为朱晃，以“去唐化”。并改年号为开元，国号大梁。以汴州为都，称东都，以唐东都洛阳为西都。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朝代大唐王朝正式谢幕了，由此进入了很糟糕的“五代十国”时期。史称朱全忠为后梁太祖，61岁死去，葬宣陵。
　　李柷被废时是16岁，被朱全忠降为济阴王，赶往曹州，并派重兵看着他。朱全忠仍不放心，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二月二十一日，送去毒酒，将年仅17岁的李柷鸩杀。这时的朱全忠倒表现起臣子的孝心了，谥李柷这位未成年皇帝为“哀皇帝”，并以王礼葬于济阴县定陶乡（今山东定陶县），名温陵。
　　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这个皇帝才当了6年，就让儿子朱友珪给杀了。这在“子弑父”中再说。

二、宦官杀
                         

　这也是中国帝王遭他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也是最具传统性的一种皇帝杀法，几乎每朝都能找到这样的案例，祸起太监干政。为什么称“宦官弑主”是传统杀法呢，因为从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起，就是这种杀法。
　　中国封建第一朝的三位皇帝嬴政、胡亥、子婴，有两位都是宦官给做掉的，执行人就是太监赵高。嬴政希望嬴家永远做皇帝，遂自称“始皇帝”。实际上，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短暂的王朝之一，自公元前221年始，至公元前206年止，头尾都算才16年。
　　嬴政公元前247年继父庄襄王子楚王位，时年才13岁。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六国而统一全国，秦王政改称始皇帝，定都于咸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嬴政死于巡行途中，地点在邢州平乡县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平乡）。当时他在沙丘官平台（行宫寝室）养病，但死得很突然，终年50岁。
　　正史记载嬴政是病死，但不少学者认为是他杀，已故学者朱星即持此观点，认为嬴政死于宦官赵高发动的一场政变。当时太子是扶苏，嬴政无意传位给后来的秦二世胡亥。赵高担心扶苏继位对己不利，于是利用第五次出巡，胡亥随行之机，谋划了这场政变。
　　嬴政死后，胡亥顺利继位。但他也没有免掉被宦官玩弄的命运，为赵高所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刘邦攻下武关后，赵高恐诛罚及身，与其婿阎乐等人密谋，乘二世在望夷宫斋戒之机，诈诏发兵围宫，逼令二世自刎。赵高企图篡位自立，百官不从，遂立二世之子子婴为秦王。但赵高未得好死，同年九月被子婴诛杀，夷三族。
　　这之后，“宦官弑主”就多了起来。如唐敬宗李湛即为宦官所杀。
　　李湛（公元809—826年），为唐穆宗李恒长子，初封鄂王，徙景王，长庆二年被立为太子，公元825年即位。李湛贪图安逸，好女色，宠信宦官而荒于国政。还迷信道士，小小年纪就企图长生不老。曾派宦官往湖南、江南等地采药。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宦官刘克明等发动政变，杀死毫无防备的李湛。当时，李湛夜猎还宫，入室更衣时殿上烛光忽然熄灭。灯黑杀人时，刘克明立即动手。李湛死时18岁，仅当了两年皇帝。葬庄陵。
　　唐文宗李昂（公元809—840年）则险些被宦官诛杀。李昂是穆宗次子，李湛死后，宦官王守澄拥立李昂承继大位，于公元827年登基，即位前被封江王。李昂与李湛同年，但执政风格与李湛不一样，励精图治，志在中兴唐室。虽然为宦官所立，却讨厌宦官，亲自导演了一出“甘露之变”,欲灭杀仇士良等为首的宦官。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二十一日，李昂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杖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文宗命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欲借机剿灭这批宦官，让仇士良察觉。李昂遭宦官挟持，险些被宦官杀了。计谋不成，李昂牢牢被宦官把控。后一病不起，忧愤而死。时年仅32岁。葬章陵。

三、子杀
                         

　这在过去也叫弑。弑父与弑君一样是天下第一罪，大逆不道。那弑当皇帝的老爸，就是罪大恶极了。但是，尽管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规矩在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封建伦理秩序极其严格，违反常伦之事却时常发生。特别是帝王家里，这种封建伦理秩序是乱糟糟的，儿子把老子杀死了，自己当皇帝的事情实在不鲜见。广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当是荒淫皇帝杨广（公元569—618年）弑父案。隋的开国皇帝杨坚（公元541—604年）是夺了八岁的外孙宇文阐的皇位，时间是公元581年二月，废静帝宇文阐，自立隋。
　　杨广是杨坚的次子，封建惯例是皇储“立长不立幼”，当皇帝本来没有他的份，太子本是其老大杨勇。但杨广是挺有心计的人，也有本事，在父皇面前既老实又孝顺。使计称太子希望皇帝早死，杨坚听了大怒，在公元600年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但后来杨坚发现上了杨广的当，决定复立杨勇，结果事未成，却要了自己的命。
　　公元604年七月，杨坚患重病，杨广认为当皇帝的机会来了，欲提前夺权，不料泄密，为杨坚知晓。更让杨坚恼火的是，杨广竟然调戏自己宠爱的女人、辈分上是他妈的宣华夫人陈氏。杨坚立即决定废杨广，传位于杨勇。结果此事走漏了风声，当晚杨广先下手，将杨坚毒死在仁寿行宫的病榻上，得继皇位，史称隋炀帝。
　　隋炀帝未得好死，到了公元618年三月，让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人缢死在扬州，这是后话。
　　另一起有名的“子弑父”案主角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是中国帝王中颇有作为颇有影响的一位好皇帝，但这位好皇帝承继大位时也是不择手段。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李世民在宫城玄武门发动兵变，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其他皇子皇孙全杀了，史称“玄武门兵变”。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只得于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李渊禅位李世民，从此过着所谓的太上皇生活，实际与软禁无异。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李渊死了，葬献陵，谥“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李渊的死，当时就有人怀疑是让李世民谋杀掉的，但史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
　　不过，李渊当上皇帝，开创大唐王朝时的手段，也是不光彩的。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进入长安，奉杨广的孙子、只有14岁的杨侑为帝，史称恭帝，自己也得封唐王。此时隋炀帝杨广被叛军囚禁在扬州，被遥尊为太上皇。次年五月，李渊逼杨侑禅位于他，自立为帝，这才有了大唐一朝。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的郢王朱友珪（公元？—913年），也是杀了父亲、梁太祖朱全忠当上皇帝的。皇帝多好色，朱全忠亦然。朱全忠原配张氏死后，性欲难禁。但他看上的女人却是“窝边草”，自己的两个儿媳妇，结果当了“扒灰皇帝”。
　　朱全忠特别喜欢次子朱友文的妻子，在二儿媳的煽动下，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病重中的朱全忠拟立次子朱友文为太子。听到此消息，三子朱友珪不干了，当夜造反。朱友珪闯进朱全忠的卧室，一刀结果了老子的性命，篡位成功。
　　友珪的母亲原为亳州妓女，朱友珪非嫡出。他的行为，老二朱友文没有急，张氏所生的嫡出老四朱友贞看不下去了，以讨逆为名杀了朱友珪，当上了皇帝。朱友贞的结局也不吉，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后唐始主李存勗攻入后梁都城开封，危情之下，朱友贞没有勇气自杀，而是选择了他杀，命令部将把自己搞死了，这也堪称史上一奇了。
　　上面说了，开国皇帝非正常死亡的比较少，正史上有明确记载被他杀的是西夏第一代皇帝李元昊。李元昊（公元1003—1048年），是党项族人，父亲李德明受宋封为大夏国王。北宋仁宗赵祯当政时的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德明死了，李元昊以太子身份嗣位。景祐四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吾祖”（皇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杀李元昊的不是别人，是太子宁凌噶。
　　李元昊称帝后，还是很想有所作为，也取得不俗的政绩。但他晚年沉湎酒色，好大喜功，导致朝廷腐朽，最后众叛亲离。直接给他引来杀身之祸的是一个“色”字。与唐玄宗李隆基、后梁太祖朱全忠一样，他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霸占太子的妻子为“新皇后”。
　　公元1048年，宁凌噶进宫行刺了李元昊。李元昊死时46岁，庙号景宗，谥号武烈皇帝，葬泰陵。显然，这起“子弑父”案更多地表现为“父子情杀”，事实也是，宁凌噶未能当上皇帝。皇位让李元昊与没藏氏私通所生的李谅祚顺利拿走，宁凌噶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后以弑父之罪被处死。
　　南朝时文帝刘义隆，公元424年即位，被太子邵杀掉；
　　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皇帝，疑为四子雍正所杀。玄烨（公元1654—1722年），这位八岁即位的小皇帝，是大清帝王中最有作为一位皇帝，开创了“康乾盛世”，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前后62年。死后葬景陵。玄烨之死疑因甚多，死前皇位争夺激烈。最后，胤禛靠舅舅科隆多的权势，与年羹尧之兵力，得皇位，史称雍正皇帝。正史称，胤禛系是玄烨遗诏继位，民间则传，是谋杀玄烨所得。
　　

四、叔杀
                             

　传统帝王承继制是“立长不立幼”、“传嫡不传庶”。即使皇帝哥哥死了，弟弟也是不方便当皇帝的，除非特殊。如宋太宗赵光义，就是嗣太祖赵匡胤皇位（但赵光义也有篡位的疑云）。由于传统的皇位承继制度的存在，叔叔只有觊觎的份，由此也导致了宫廷悲剧。如明成祖朱棣，即是这样的“叔叔”。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曾动过立朱棣为太子的打算，但考虑到不能乱套，最后还是确立了朱允炆的皇太孙地位。朱棣不甘心，发动靖难兵变，逼得刚当了五年皇帝的朱允炆宫中自焚（一说出家当和尚，不知所终）。
　　十六国时期的小皇帝张玄靓就是让他叔叔给杀掉的。
　　张玄靓（公元350—363年），字符安，十六国时期前凉国君主，桓王张重华的小儿子。前凉和平二年（公元355年），威王张祚被杀，张玄靓被宋混、张琚推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恢复东晋建兴年号。东晋兴元三年（公元363年），左右政局的叔叔张天锡发动兵变，派兵入宫杀了张玄靓。张玄靓时年仅14年，死后被张天锡谥为冲王。

五、兄弟互杀
                           

　兄弟如手足。但在皇储“立长不立幼”、“传嫡不传庶”的承继制下，与叔叔辈一样，做弟弟的也往往无缘皇位的，即便再有才能，也鲜有可能继大位。这种制度往往造成手足弟之间互相残杀，导演又一出人伦悲剧。十六国时，汉皇帝刘渊死后，太子刘和即位。结果弟弟刘聪不甘心，把哥哥刘和杀了，自己当了皇帝。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系殇帝刘玢（公元920—943年），公元942年，父高祖刘岩死后嗣位。结果第二年被其弟弟晋王刘洪熙杀了，年仅24岁。刘洪熙当上了皇帝，史称中宗。刘玢被杀后，刘洪熙谥之为殇帝，无陵。
　　与南宋相对峙的金国皇帝、闵宗完颜亶（公元1119—1149年），是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孙，17时当了皇帝。从小与他一块长大的庶出哥哥完颜亮（海陵王）有了想法，他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遂起谋逆之心（见前文《朱元璋子孙干的挖大清龙脉秘闻》）。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十二月，完颜亮秘密潜入宫中，与侍臣一道，将完颜亶挥刀砍死了。完颜亶死时31岁，葬于思陵。
　　

六、母杀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在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诱惑下，善良的母性也会扭曲变形。中国历史上的“毒母”不少，如西汉第一皇后吕雉、大唐第一皇后武则天，大清第一皇后慈禧，都是狠毒女人。母亲把当皇帝的儿子杀了的史上有记录——
　　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公元454—476年），7岁时以皇太子嗣位，生母李贵人被赐死，由时为皇后的冯氏养大。当了12年皇帝后禅于太子元宏，自称太上皇。拓跋弘后被“养母”冯太后用毒酒鸩杀。死时23岁，葬于云中金陵。
　　母亲杀儿子可能有传统的。还是南北朝时期北朝北魏，肃宗元诩（公元510—528年），为武宗元恪的第二个儿子，6岁时以皇太子身份嗣位。但母亲、太后胡充华权力欲很强，以元诩年幼为由临朝。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儿子毒死了，与冯太后的养母身份相比，这可是亲生母亲啊。元诩死时19岁，刚刚成年，如此母亲，不称是最毒有失公道。死后，胡太后还发了一点母性，将其设陵安葬，陵名定陵。
　　

七、妻杀
                           

　有当皇帝的老公应该是女人最长脸的事情，自己可以当皇后，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第一夫人”。但也有不安分的，如民妇般要弑亲夫。唐中宗李显就是被自己的妻子韦皇后杀死的。李显（公元656—710年），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所生，一生的天子之运不顺。李治死后，二十八岁的李显以皇太子嗣位，武则天临朝称制，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李显被废为庐陵王，迁房州（今湖北十堰市），过着软禁一般的生活。圣历二年（公元698年）被召还东宫，复立为太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病重，拥李显复位，重复国号唐。
　　本想李显就此可以平安当皇帝了，但妻子韦皇后不能安分守己。
　　李显与韦皇后的感情确实很好，当年被废就是因为口出乱语，称假如韦皇后的父亲韦玄贞愿意，可以将天下给他。武则天以此为借口将他废黜。李显重新当了皇帝后，对韦皇后信任有加，如当年李治视武则天一般，允许她同参朝政，还将老岳父封王。但韦皇后不满足，想学婆婆武则天，过把女皇帝瘾，这麻烦就来了，做出了比武氏更狠的事情。
　　景龙六年（公元710年），韦后被指后宫淫乱，担心李显追究，遂与安乐公主一起，把毒药包进馅饼里，杀死李显，临朝摄政。后来，侄子、临淄王李隆基（睿宗李旦之子，后来的玄宗）将婶娘韦皇后诛杀了。李显前后在位共8年，被杀时55岁。葬定陵。
　　

八、父杀
                           

　过去老子杀儿子可以不算犯罪。但在中国历史上，父亲把当皇帝的儿子杀掉的罕见记载，毕竟父皇的地位相对来说是牢固的。更多现象是，皇帝老子把太子杀了，也就是说杀准皇帝。这个举例很多，就不说了。不过有件“儿皇帝”的事情想说一下。在五代十国时期，汉人帝王中有一个很丢人的小皇帝。即当时的北汉（公元951—979年）第二任皇帝、睿宗刘钧，竟然称辽主为父皇帝，自然，辽则称之为儿皇帝。
　　刘钧（公元926—968年），15岁时嗣父刘旻位，竟然也当了15年的“儿子皇帝”，43岁死去。最后是否为“父皇”所杀，还是疑点。刘钧死后连儿子也没有，养子刘继恩嗣位，仅当了60多天皇帝就被人杀了。
　　

九、祖母杀
                           

　中国的传统亲情是“隔代亲”，祖孙之情往往胜过父子、母子之情。但奶奶杀掉皇帝孙子的并不是没有，这事发生在吕雉身上。吕雉（公元前241—公元前180年），是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原配皇后。刘邦死后，他们8岁的儿子刘盈当上了皇帝，史称惠帝。刘盈年幼，让吕雉掌握了大权。公元前188年，只有21岁的刘盈据说在惊吓之中死了。
　　吕后便立一个少帝，再临朝称制八年。少帝是什么身世？刘盈无子，为了不让皇权落入他人之手，吕雉就将一位宫女所生的孩子抱进宫，对外谎称是刘盈和他的皇后所生，是自己的孙子。
　　刘盈的皇后是吕雉的亲外孙女，即吕雉大女儿鲁元公主的女儿。吕雉做事很绝，在少帝大了后，把少帝的生母，就是那个宫女也给毒死了。渐渐懂事的少帝知奶奶杀了自己的母亲，心里不高兴，口出怨言。结果这让吕雉很担心，感到少帝不听话不保险，干脆把少帝毒死，另立同样年幼的常山王刘义为帝，自己继续干政。
　　

十、外公杀
                           

　按照道理，就是再选皇帝，也不能有外公的份，一般人想也不会想的。但在公元581年的时候，偏偏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外祖父把皇帝外孙给杀了，自己当了皇帝。这个“狼外公”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隋开国之君、高祖杨坚。杨坚（公元541—604年），是南北朝时期北朝北周宣帝宇文赟的老丈人，即皇后杨氏之父。公元579年二月，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让位只有7岁的太子宇文阐，史称静皇帝。由于宇文阐年幼，让杨坚当辅臣，辅佐朝政，封他为庄大相，假黄钺，进爵隋王，总揽朝政。
　　杨坚这还不满足，公元581年二月，直接把宇文阐给废了，逼外孙禅位，封其为介公，三个月后宇文阐死了，葬于恭陵，北周就此灭亡。41岁的杨坚自立国号隋，就此中国有了历38年的隋朝。隋朝与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很相似，也历三代而亡，君王多未得好死。杨坚64岁时，让儿子杨广给杀了，死后葬太陵。
　　

十一、岳父杀
                           

　与外祖父的关系一样，作为岳父的外戚也是与当皇帝不搭界的。但在西汉末年，让王莽逮住了一个机会，把女婿杀了，过了23年的皇帝瘾。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汉平帝刘衎的岳父。公元前1年，25岁的汉哀帝刘欣死了。刘欣无子，时为重臣的大司马王莽说服自己的姑姑王太后，迎立只有9岁的刘衎为帝，史称平帝。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再次游说太后，要刘衎娶自己的女儿为媳妇，也就是立她为皇后。只有12岁的王氏遂与刘衎成婚，王莽当上了“国丈”。之后，女婿刘衎不满王莽的独裁，矛盾加深。王莽遂限制其行为，强化控制，连他的母亲卫姬都不让见，还将刘衎的舅舅一家杀掉，阻止其他外戚势力的形成，以免威胁自己。
　　刘衎心中更加不满，王莽愈发担心日后难以控制局面，索性毒死小女婿，立两岁的刘婴为帝。仅有14岁的女儿成了皇太后，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太后了。在这种情况下，太皇太后王氏只好让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政皇帝”。
　　摄政三年之后，公元8年，54岁的王莽直接废了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新”，史称“王莽篡汉”。王莽也因此成了中国封建帝王中第一位通过篡位当上皇帝的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王莽当皇帝显然比乳臭未干的刘婴合适，西汉后期王莽也为稳定刘家天下作出了贡献。当了皇帝后，王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王莽新政”。但也引起了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加上对边防处置失策，国内赋役繁重，刑政苛暴。又遇黄河改道，天灾加人祸，政局动荡。天凤四年（公元17年）赤眉军、绿林军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混乱中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十二、兵杀
                           

　帝王多是马上得天下，兵士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是绝对主导力量。从本质上来说，兵权即皇权，皇权即兵权，没有军队想当稳皇帝是不可能的，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兵士可以帮自己打天下，但也能让自己成了马下冤鬼，被兵弑的皇帝也很常见。隋炀帝杨广就是被部将宇文化及所杀。杨广（公元569—618年），高祖杨坚的次子，又名杨英，公元581年封为晋王，在南下灭陈和抵御北方突厥的过程中，立下大功，为杨坚赏识，在太子杨勇被废后当了太子。公元604年7月，36岁的杨广谋杀了杨坚，当上皇帝。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荒淫皇帝之一。继位后，他大兴土木，每月役使200万人营建洛阳。又用了约1亿5千万人工开凿“京杭大运河”，供其去扬州作乐。当年，自洛阳到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共设置了40多座行宫，身边的美女如云，整日花天酒地。由于无止境的徭役和兵役，加上碰到灾年，民众不满其统治，纷纷起义，最后，杨广带着萧皇后和大批宫女美人，逃到了江都。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三月三日，其禁卫军兵变，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傍晚时杀入宫中。杨广与萧皇后出逃被捉，叛军要取其头颅，杨广选择服毒，称要留全尸。服毒未成，被兵士勒死，满足了他留全尸的愿望。死后草葬于江都宫，遗迹至今尚存。
　　金国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也遭遇了与杨广一样的结果。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海陵王与南宋作战败逃途中，让自己的部下杀死了，终年40岁，当了13年皇帝。海陵王尸体运回来后始葬北京九龙山金帝陵区内，后被迁出草葬。
　　

十三、俘杀
                           

　中国历史上，堂堂一国之君被外族捕俘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最著名的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了，于正统十四年（1149年）在土木堡之战中被瓦剌生俘。但很幸运，朱祁镇保住了一条命。被放回的朱祁镇在九年后，竟然还能重新当上了皇帝，但更多的情况下，皇帝俘后都会被杀掉。另一个被俘名人是宋徽宗赵佶。这个皇帝很有艺术天赋，如果不是当皇帝，应该是史上杰出的文人之一，平生著作极多。存世画作尚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桃鸠图》等，如今都成了天价文物，还有词集《宋徽宗词》。由于皇帝喜欢舞文弄墨，赵佶当政时文艺繁荣，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即为此时绘就，敬献于他。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赵佶被金兵俘走。被俘后受尽凌辱，宫内女人也都被兵士要求强行发生性关系，或妻或妓。自己的爱妃王婉容也未能保住，被金兵夺走奸污。后来死于五国城，葬永祐陵。
　　西晋时愍帝司马邺（公元300—317年），公元313年14岁时即位，四年后，匈奴人刘曜进攻都城长安时，司马邺出城降顺，后被十六国时期汉王刘聪所俘杀。
　　十六国时期南燕慕容超（公元385—410年），公元405年承继父慕容德皇位。410年南燕为东晋刘裕打败，慕容超被俘送于建康（今南京）杀掉。南燕仅历14年灭亡。
　　十六国时期夏系赫连昌（公元？—428年）、赫连定（公元？—431年）兄弟俩，先后称帝，分别当了四年皇帝。先后被北魏生俘。赫连昌被俘后，北魏很客气，封其为秦王，公元428年将他杀了。
　　南北朝时期北朝北齐系，后主温公高纬、高恒，是父子关系。公元577年，北周攻陷都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父子先后被俘，同月被赐死。
　　上述十三种“杀法”，就是中国古代帝王非正常死亡中“他杀”的十三种现象。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即使上面所提到的，也不全面。
　　最后想说的是，从所有“杀法”来看，最危险的因素往往来自家庭内部、亲戚之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成吉思汗是西夏王妃害死的吗
                           

　成吉思汗给后世留下的诸多谜团，吊足了无数人的胃口。其中，最具魅力的历史悬念都是与死有关：一是怎么死的？二是死了葬哪？这里，说说成吉思汗是怎么死的。
　　

成吉思汗之死：“病死说”
                           

　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当年（公元1368年）年底即下诏纂修的《元史》记载，成吉思汗的死因很简单，病死的：“（公元1227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啥老徒之行宫。”《元史》总编辑、一代大文臣宋廉，仅仅用了20个字，就交代清了一代天骄“崩”的过程。但，文字看似言简意赅，实则语焉不详，因此后世一直想弄个明白，成吉思汗到底怎么死的。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大概有五种。
　　其中最正统的，也为更多人知道的，就是《元史》中采信的“病死说”。
　　蒙古人撰编的《元朝秘史》（卷十四）记载：
　　成吉思既住过冬，欲征唐兀。重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冬间，于阿儿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次日，也遂夫人对大王并众官人说：“皇帝今夜好生发热，您可商量”。
　　“唐兀”，是当年蒙古人对西夏人的叫法；“狗儿年”，是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这里交代一个史实，成吉思汗于1226年秋天，带着夫人也遂去征讨西夏国。冬季时，在一个叫阿儿不合的地方打猎。不想他骑的一匹红沙马，被一匹野马惊吓了，导致成吉思汗坠落马下受伤，当夜就发起了高烧。1227年7月“不豫”，病根即在此。为什么一次坠马伤重成这样？据说是流血太多。
　　当时，也遂请随从的将领商议这事怎么办，有人建议反正西夏城池都在，一时半会也逃走不了，干脆回去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成吉思汗一生要强，心想如果这样回去会让西夏人笑话。也该他魂断西夏，成吉思汗派员去西夏国探听情况时，正好西夏一叫阿沙敢不的大臣讥笑他，称有本事你就来过招。
　　成吉思汗听说后，表示宁死不退兵，遂挺进贺兰山，将阿沙敢不灭了。但此后，成吉思汗的伤病一直未好，反而加重，到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今阳历8月25号）病死了，时虚岁67。如果当时成吉思汗回去了，这病根子就不会落下了。
　　

成吉思汗之死：“雷击说”
                           

　“雷击说”，这种说法比较离奇。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所著文章中透露，成吉思汗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当时到达蒙古国时，发现夏天的雷电伤人事故频发，“在那里却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致使很多人死亡”。
　　因为这原因，当地人很怕雷电。南宋彭达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为葡萄牙人，出使中国的确切时间是公元1245—1247年，由教皇诺森四世派遣而来，回去后向教皇提交了题为《被我们称为鞑靼的蒙古人的历史》出使报告。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来时距成吉思汗死亡只有18年，比马可?波罗早30年，记叙并非空穴来风。
　　

成吉思汗之死：“中毒说”
                           

　“中毒说”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13世纪意大利商人，于1275年到达中国。其时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间，他与元朝有过17年的交往。其在游记中记叙的成吉思汗的死因：在进攻西夏时围攻太津（吉州，古要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可想而知，箭毒攻心，伤势益重，一病不起。但民间另有传说，成吉思汗是“中毒”而死，但却不是中了西夏兵士的毒箭，而是让被俘虏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下了毒，当时这位西夏王妃乘陪寝之机行事的。
　　

成吉思汗之死：“被刺说”
                           

　“被刺说”这种说法与上面说的被俘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有关，是下毒说法的另一种版本。在蒙古民间传，成吉思汗的军队进攻西夏的过程中，兵士俘虏到了很漂亮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进献给成吉思汗。就在陪寝首夜，这位西夏王妃行刺了放松警惕性的成吉思汗。被刺一说，源于成书于清朝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的《蒙古源流》。此书很珍贵，100年后，即1766年蒙古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扎布作为礼物，将此书手抄本进献乾隆皇帝。
　　乾隆令人将其译为满、汉两种文本，并题书名《钦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应该说，成吉思汗被刺一说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成吉思汗之死：“下体被咬说”
                           

　“被咬掉生殖器说”这种说法，既未见于正史，野史也没有记述，但在蒙古族人中间却有流传。这一风流事件中的“凶手”，也是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这位美丽女人。传说，这位王妃被献给成吉思汗后，成吉思汗要她做他的妃子，王妃表面同意了。但不甘受辱，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王妃在陪寝当天夜里，借行房时成吉思汗正在兴头之机，将他的阴X给咬掉了，顿时血流如注。一个长年在外征战的67岁老人，哪遇到过这种事情，又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羞恨交加，遂致病重。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帝王身上的特大丑事，就被瞒了下来，对外只称大汗是坠马受伤致病重。本来就不想活的西夏王妃，自知成吉思汗不会放过她，跳黄河自尽。
　　此说荒诞不经，但细分析一下还是有道理。如果成吉思汗真是死于西夏王妃之手，那么行刺和下毒都是不具备条件的，陪寝时乃裸体，何处藏带凶器和毒药？即使带有凶器和毒药，作为一个被俘之人也是要搜身的。在这种情况下，两手空空的王妃最致命的暴力行为自然是“咬”了——咬男人的要害处。
　　这个传说够得上帝王风流故事中的极品了，真算是“风流死”！
　　

成吉思汗是个“播种机”
                           

　在几十年的南征西进中，每到一地，成吉思汗和他的手下，必夺抢女人，带着一副生殖器处处留情，后代子孙无数，被史学界戏称为“播种机”。据估算，在世界上有1600万的男子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而成吉思汗对女人如此嗜好，大概是一种“遗传”。当年，蒙古族有抢人家女人的习惯，把女人看作是一种财物。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是其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抢来的，在今天看来就太流氓了。
　　有一次也速该在斡难河边放鹰，篾儿乞惕人也客赤列都带着美丽的妻子从旁边经过。也速该一见少妇的美貌动心了，立即拦下也客赤列都的马车抢人。见情况不对，本想拼命的也客赤列都丢下妻子逃走了。这个少妇就是成吉思汗的母亲、后来的宣懿太后月伦。
　　成吉思汗的妻子叫孛儿帖，则被其母亲前夫所在部落抢过，后来给夺了回来。成吉思汗与孛儿帖的婚姻很有意思。按照当时蒙古族的风俗，也速该便带9岁的成吉思汗去他母亲所在部落“索女”，即给儿子讨媳妇。
　　走到半路上碰到了孛儿帖的父亲德薛禅，听说此事后，再看看成吉思汗面相不凡，是个美少年，德薛禅便对也速该说，家里有一个年方10岁的小女，希望成为亲家，请也速该去看看是否中意。到德薛禅家一看，也速该满心喜欢。
　　过了一宿，次日德薛禅要也速该把成吉思汗留下当女婿，也速该同意了，并从随来的马中挑了一匹最好的做为定礼。也速该临走时留下一句话，“我儿子怕狗，休教狗惊着。”一代驰骋疆场的英雄汉子，小时候却怕狗，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就在也速该留下儿子独自离开的路上，被仇家、塔塔儿人给毒死了。
　　

成吉思汗遭受血光之灾的迷信说法
                           

　成吉思汗名叫铁木真，也有称帖木贞、忒没真。这个名字本是也速该战争对手的名字，《元朝秘史》（卷一）记载：（约1162年）与塔塔儿厮杀时，也速该把阿秃儿将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掳来……于斡难河邂难河边里温孛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太祖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块血，生了。因掳将帖木真兀格来时生，故就名帖木真。”《蒙鞑备录》称，所传“忒没真”乃小名尔，初无姓氏，也无名讳。
　　《元朝秘史》这段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铁木真出生时也有神奇出现，手里竟然捏着一块血块，血块如一块红色的石头一样。因为出生时铁木真是带血的，迷信就认为，将来会给人类带来血光之灾。
　　在抢回妻子孛儿帖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一下子屠杀了300多名也客赤列都部落的人。1183年，只有22岁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可汗”，靠的就是连年征战和铁血统治，抓到对手就杀。铁木真一生杀人无数，每到一地如割韮菜一般，疯狂砍人头。
　　在随后的战争中，屠城是他惯用的征服手段。有一次，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征讨中亚国家花剌子模，打下咸海边的玉龙赤杰时，一下子就杀了120万人，用这种方法，好多西域、中亚国家让他灭掉了。
　　但成吉思汗给人类带来血光之灾时，他自己也没有逃脱掉。不论是正史所说的坠马大出血致病，还是民间所传的被西夏王妃咬掉生殖器流血过多而亡，都沾满了“鲜血”。迷信会认为，这与他降生时手捏血块有一种因果。
　　

帝王“不老药”到底为何药
                          

　皇帝古称天子，乃天的儿子也。帝王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与天齐寿，希望与传说中的玉皇大帝一样长生不老，于是专供皇帝服食的仙丹就出现了。仙丹真的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到底是什么玩意？前一个问题早已被历史证实，属无稽之谈。而后者，至今是谜，并没有哪一位研究者能真正清楚，尽管有化学专家在研究论文中称破译了“仙丹”的成分，但并无实物或考古发现可以证明之。
　　

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记载了一件事：“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此事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徐市也叫徐福，为当时著名的方士。嬴政（秦始皇）派他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去海上寻找仙人，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不老药”，即可保长生不老的仙丹（仙药）。
　　但徐市并没有完成任务，嬴政也并没有长生不老。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沙丘平台，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境内。当时嬴政正出行在外，属意外死亡，史学界一直怀疑其是被赵高谋杀。
　　徐市没有找到不老药，却引出极具历史悬疑的故事，即随徐市去的数千童男童女，不敢回国，后东渡上了日本岛，成了日本人的祖先。此是后话，这里不表。
　　当时，徐市找了好多年也没有找到仙丹，心里害怕，不敢回来。他告诉嬴政说，蓬莱那里有鱼怪，靠不上岸。显然这是徐市的骗人谎话，但嬴政信以为真，还派箭术高超的人去海上射杀。史书上是这样说的：“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古代皇帝服用仙丹的记录
                           

　徐市没有找到不死药，但中国古代方士炼丹现象却不绝，历朝历代的皇帝也都有服用“仙丹”的记录。比较著名的有——《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三》（卷101）：“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这里的“帝”，指晋哀帝司马丕。司马丕，庙号为“哀皇帝”。真是号如其人，25岁即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亡。当时，他身边的人都很反对他服用，“侍中高崧谏曰：‘此非成乘所宜为；陛下兹事，实日月之食。’不听。辛未，帝以药发，不能亲万机，褚太后复临朝摄政。”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卷241）：“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这里的“上”，是唐宪宗李纯。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卷243）：“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这里的“上”，是唐穆宗李恒。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卷248）：“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这里所指的“上”，是唐武宗李炎。其服食的金丹（仙丹），即为道士所炼。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卷249）：“时上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俯首不复言。”这里的“上”，是唐宣宗李忱。
　　《明史?世宗一》（本纪第十七）：“八月丁丑，太仆卿杨最谏服丹药，予杖死。”大臣杨最劝谏明世宗朱厚熜不要服食丹药，竟然遭杖刑而死。
　　《明史?神宗二》（本纪第二十一）：“是日，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李可灼进仙丹的对象是明光宗朱常洛……
　　

仙丹的成分包括哪些物质
                           

　帝王们如此迷恋仙丹，那这仙丹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汉人桓宽所著的《盐铁论》中有“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一说，可见仙丹里面含有金、银、珠宝类物质。《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更证实了仙丹里多是一些玉石成分。
　　其中被列为上品的可炼成仙丹的物质有：玉泉、丹沙、水银、空青、曾青、白青、云母、朴消、消石、矾石、滑石、紫石、白石英、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太一禹余粮、禹余粮、雄黄等，多达21种。
　　这些物质在今人看来，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药用物品，有的甚至有剧毒，但古代的方士却将之当成秘方，炼制给帝王们服食。
　　丹沙，是古代仙丹中最主要的成分之一，现代科学证明是一种含有汞这类元素的矿物质。但古人却视之为宝，《神农本草经》称，“丹沙味甘微寒。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
　　古代“仙丹”里的另一味重要成分是“水银”，即化学物质汞（Hg），有剧毒。嬴政当年营造陵寝时，即在陵中注入水银以防盗。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水银主治疥瘙痂疡百秃，杀皮肤中虫虱”，还将之作为打胎药来使用。
　　古代的炼丹术士另有发现，认为水银能“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久服神仙不死”。
　　《神农本草经》上所列的可长生不老的玉石还有——
　　玉泉，又名玉札，味甘平。主治五脏百病。柔筋强骨、安魂魄、长肌肉、益气，久服耐寒暑，不饥渴，不老神仙。玉泉还有特别功能，被古人用来作为尸体防腐剂，一般在临死前吞服，“临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变”。
　　空青，主治青盲、耳聋。明目，利九窍，通血脉，养精神。久服轻身延年不老。
　　曾青，味酸小寒。主治目痛，止泪出，风痹，利关节，通九窍，破癥瘕积聚。久服轻身不老。
　　白青，味甘平。主明目，利九窍，耳聋，心下邪气。令人吐，杀诸毒三虫。久服通神明，轻身延年不老。
　　石胆，主明目，金创诸痫痉，女子阴蚀痛，石淋寒热，崩中下血，诸邪毒气，令人有子。炼饵服之不老，久服增寿神仙。
　　雌黄，主治恶疮头秃痂疥，杀毒虫，身痒，邪气，诸毒。炼之久服，轻身、增年、不老……
　　用上面这些原料，再配之以辅料，即可炼成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仙丹”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这类仙药可制成固体的丸，也可熬成液体。固体即为“仙丹”，液体常称“还丹金液”，其药理都是一样的，这与现代药品存在固体、液体两种形态是相一致的。“仙丹”到底是如何炼成的？从古书上记载的“烧之愈久，变化愈妙”说法来分析，是采用高温烧炼，或是采用能起化学反应的物质，使之变性，从而产生新的物质，即可得到所谓的“仙丹”。
　　仙丹分为九类，其中上上品为“丹华”。炼成丹华的过程是这样的，晋朝著名科学家葛洪在其所著的《抱朴子》一书有详细记述：
　　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日之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
　　从上面的文字来看，这不是制药，倒像炼金炼银了，难怪有相关专业人士称，中国古代最早的冶炼技术即起源于炼丹。
　　据说，服食了这类仙药后，哪怕是少量的试服，都起神效，活到两三百岁不成问题（真假就不知道了），难怪连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要偷食太上老君的仙丹。古人认为“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扞其肉也”。
　　古人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乾寿如玉”。《抱朴子?仙药》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五谷杂粮都能让人活着，有粮食吃则生命不息，没有粮食吃则会饿死。而仙丹是上品神药，对人体的好处不是比粮食好上万倍？
　　中国古代医学以草药为主，一般人并不相信仙丹可以保人长生不老，当时的术士为了证明自己炼出的仙丹有神效，称“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这些话听起来颇有几分道理，实际上是极不科学的，如果现代的打假学者方舟子生在其时，大概又要批其为伪科学了，呵呵。这种长生不老的原理实质是歪理谬论！
　　

嗜食仙丹的帝王多不得好死
                           

　据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出现于战国时期，至迟不会晚于秦。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弄到仙丹这种“不老药”就能成为与神仙一样的人，永远不死，“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
　　所以，古代的中国帝王们对仙丹情有独钟，青睐有加。虽然没有资料可以证实中国的帝王们服食仙丹这些增寿药物不如服食壮阳药那样普遍，但可以肯定服食丹药的帝王不是少数，特别是唐朝中后期皇帝，多为仙丹痴迷。
　　事实上，凡有资格有条件服食仙丹者，如大大小小的皇帝，结局都不是很好的。不少皇帝不只寿未增添，生命没有保障，连生存质量都受到影响，大打折扣，在皇家那么好的物质条件下却不得善终，早早送了命，有的甚至很悲惨，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
　　除了唐朝中毒身亡的皇帝，大明王朝的皇帝也与大唐帝王一样的贪心，后果也差不多。
　　

东吴皇帝孙休死时“口不能言”
                          

　而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们因为服用“仙丹”而中毒死亡的事例还有很多。如三国时期吴国皇帝孙休，史学界便疑其是因服食仙丹中毒而死。西晋人虞溥撰写的、以孙吴为主要内容的史书《江表传》（原书已佚，《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所记，孙休临死前话都不能说，“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令子出拜之……”可见孙休中毒之深。
　　

北魏皇帝拓跋死囚试毒
                           

　拓跋珪（公元386—409年在位）是北魏开国皇帝，鲜卑族人。少有大志雄心，公元386年时趁北方政局不稳、前秦灭亡之机，代国称王，改国号为“魏”。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自称皇帝。即位初年，励精图治，扩张疆土。但在政权稳固后，荒淫好色，刚愎自用，内部分裂，最后被他儿子拓跋绍杀死了。而这一杀身之祸就是因为拓跋珪服食丹药中毒，致精神失常所致。
　　拓跋珪信奉道教，对长生不老的“仙丹”情有独钟，妄想长生不老。于是有个叫董谧的臣子投其所好，献上《服饵仙经》。得到此书后，拓跋珪如获至宝，设专职人员炼仙丹，炼成后，他先让死囚试服，查验是否有毒，结果试服的囚犯全中毒死亡。但拓跋珪执迷不悟，仍不断派人寻找“不老药”。
　　这就是《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卷111）记载的：
　　仪曹郎董谧献《服饵仙经》，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薪蒸。药成，令死罪者试服之，多死，不验；而犹信之，访求不已。
　　后来，道士炼成了仙丹“寒食散”，拓跋珪开始服用时，觉得效果不错，阳气上来，性欲大增。“寒食散”是秦汉时期就开始流行的一种丹药，性燥热，这实质是一种壮阳药。服后须进行冷浴，散热，或是服冷食、饮温酒“散发之”，不然有副作用。
　　初服时由太医令阴羌指导，还问题不大，但在阴羌死后，拓跋珪随便服用，结果中毒症状出现了，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喜怒无常、疑神疑鬼，对谁也不相信，整日整夜一个人在那说胡话。
　　对前来的朝臣，一看不顺眼便欲杀掉，被拓跋珪打死的人，尸体就放在宫殿前。今要杀这个，明要杀那个，搞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拓跋珪要杀皇后贺兰氏，16岁的儿子拓跋绍听说母亲要被杀，夜里，他与手下及宦官和宫女串通好，翻宫墙头进入拓跋珪睡觉的天安殿内，将拓跋珪杀死。
　　拓跋绍后被皇太子拓跋嗣所杀，这是后话。作了一位开国皇帝，竟遭亲子谋害，原因不会单纯，但如果拓跋珪不嗜仙丹，就不会中毒致精神失常，也就不会有这些祸害，丹药害人不可谓不深。
　　

明世宗朱厚食“含真饼子”
                           

　朱厚熜在未当皇帝前即喜欢炼丹修仙，不好好当皇帝却将心思全花在如何成仙上面。朱厚熜广招术士，遍征妙方，在宫中设斋醮。当时术士所进献的秘方和炼丹术五花八门，其中有一种“红铅”炼法最为流行，是将处女月经与药粉拌和，焙炼成辰砂。
　　还有一种“含真饼子”，也是朱厚熜特别推崇的长生不老药，就是取用小孩刚生下时含在嘴里的血块作为主要成分。
　　为了及时采到处女的经血，道士便用药物催经，不少女孩因此失血过多，有的甚至出现血崩丢了性命。方士称，炼丹所用的水得是露水，朱厚熜便令大批宫女一大早到外面采露水，其苦不堪言。
　　在这种情况下，宫女们联合起来，乘朱厚熜熟睡时将他勒死。此即“壬寅宫变”。但由于宫女太紧张，将绳索系成了死结，仅将朱厚熜勒了半死，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明光宗朱常洛当皇帝29天毙命
                           

　至于明光宗朱常洛则死得最惨，仅仅当了29天皇帝，就让丹药给毒死了。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病死，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元泰昌，史称明光宗。朱常洛当了皇帝后，郑贵妃为了取悦新帝，采取“美人计”，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女献给朱常洛。郑贵妃又拉笼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各自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
　　刚当了皇帝的朱常洛，笑纳8位美女于后宫，夜夜幸乐，本来身体就不好，过度的性生活让他身体更加虚弱，连脸色都变了，一下子病倒了，连40岁生日也未能过上。
　　时为鸿胪寺丞的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此药为红色，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俗称“红丸”。当时朝臣劝皇帝不要服用。朱常洛求生的愿望十分强烈，怕死，便决计服用。第一粒下肚后，果然起效，四肢不再发凉，也想吃饭了。于是又服食了一粒，结果当时就虚脱了，次日凌晨即亡。
　　此事件史称“红丸案”，有人分析是迟迟未得皇太后封号的郑贵妃指使李可灼干的，但并无真凭实据，红丸案与梃击案、移宫案一样，成为明宫三大疑案之一。
　　

唐皇嗜仙丹接连中毒之谜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喜食“不老药”的皇帝很多。但是药三分毒，仙丹更是毒，嗜食仙丹，无异于嗜毒。在中国历史上，因服食“不老药”这类仙丹中毒身亡的皇帝不少。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堂堂大唐王朝的皇帝们对“仙丹”的特别嗜好。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等多位皇帝，都曾因为服用所谓的仙丹中毒，把命给丢了。
　　唐皇服食丹药竟然接连中毒，导致死亡。
　　

李世民迷信“洋仙丹”慢性中毒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难得一见的有为皇帝，可以说，是他一手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最辉煌期——唐代。这么一位杰出帝王，却是慢性中毒而死。
　　据《旧唐书?太守本纪三》（卷3）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所记很简单。李世民的具体死因，传统认为是死于痢疾。实际并不这样。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卷198）记载，公元645年，李世民亲驾东征高丽（今朝鲜），平定叛乱。十二月初七那天，发现身上长了痈疮，疼得连马都不能骑，只好让人用轿子抬着走。一周后病情加重，跟随而行的太子李治亲自用嘴把毒疮内的脓吸出来，这才好转一些。
　　一般服用丹药，身上都会生痈疮。道家辩称这是丹药排毒见效的标志，实则是中毒症状。后来中毒死掉的唐宣宗李忱，也是这种情况。
　　就是贞观十九年这次东征，李世民身体慢慢不行了。此后，在宫中一直调养，但病情时好时坏。
　　而之前，李世民就迷信丹药，曾召来不少道士为他炼制长生“不老药”。病急乱投医，健康恶化的李世民，这下对丹药更加依赖。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西征的唐军抓住了一个天竺（今印度）方士，名叫那迩娑婆寐，自称已活了200岁，有长生不老之术。李世民十分高兴，“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希望能得到“洋仙丹”——所谓“胡僧药”。
　　李世民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督炼制“不老药”，“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花了年把时间才炼成丹药，但李世民服用多粒后，却不见疗效，后来把那迩娑婆寐放回了印度。
　　至死前，李世民一直改服本土道士炼制的“土仙丹”，结果虚52岁那年，死了。
　　

唐高宗李治过量吞服仙丹死在洛阳
                           

　李世民死后，太子李治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著名女皇帝武则天的老公。李治在位长达32年，但他身体一直不好，《旧唐书?高宗本纪》（卷6）记载，“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
　　显庆是李治的年号，从公元656年开始使用，距其当皇帝仅7年。也就是说，至公元683年李治服丹药中毒死亡，大唐朝政有27年时间是武则天把持的。所以，武则天后来权欲旺盛，篡唐易周，与这段“实际皇帝”有直接关系。
　　为了治好自己的头晕病（风疾），增寿不老，李治笃信长生之术，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丹药的别称）。孙思邈、叶法善这些当时的著名道士，都曾被李治征招入宫问药。
　　有一次就召来炼丹道士一百多人。二三年内，“化黄金冶丹”，耗资千万。《旧唐书?叶法善传》（卷191）记载，当时叶法善对李治讲，“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意思是丹药一般人很难炼成的，不要白白浪费钱财，让人说闲话，要看看这些道士是不是有真功夫。李治接受叶法善的建议，让叶法善面试进宫道士，结果，一下子发现有90多个都是冒牌货，被撵出宫去。
　　后来，李治又请当时的炼丹名家潘师正、刘道合等道士给他炼丹。潘师正和刘道合都是隐士，刘道合还善“止雨术”，一次李治令他在仪鸾殿前表演，结果，不一会儿雨就停了。李治由此对刘道合大为崇拜。
　　《旧唐书?刘道合传》（卷192）记载，“高宗（李治）又令道合合还丹，丹成而上之。”
　　刘道合于咸亨年间（公元670年）死了。后来刘墓迁葬，刘的弟子开棺后发现，刘的尸体只存一层空皮，从背上裂开，就像蝉脱壳一样。人家都称这是道家成仙后的“尸解”现象。李治听说后，不太高兴，说“李大师给我炼丹，却自己吃了成仙去”。
　　因为刘道合成仙了，李治对他敬献的丹药的疗效也就深信不疑，加大了服用量，结果导致急性中毒，死于东都洛阳，未能允他到西安再闭眼，时年56岁。
　　临死前他还希望多活点时间，“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
　　

唐宪宗李纯中毒“暴崩”中和殿
                           

　唐宪宗李纯服食仙丹中毒不治，纯粹是自找死亡。史界对李纯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与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齐名。初当皇帝时，“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好学勤政，君臣同心，每天在堂上办公到很晚才回去休息。后期唐朝出现“元和中兴”盛景，这与李纯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李纯对丹药曾有清醒的认识，称之“轻怀左道，上惑先朝，医方不精，药术皆妄。俱是奸邪，罪当诛杀”。但李纯后来并没有摆脱唐皇嗜丹药的通病。
　　李纯曾下了诏书，遍找长生不老的偏方，寻方士给自己炼仙丹。一些江湖骗子闻风而动，身边的臣子也先后向李纯推荐炼丹高人柳泌、大通和尚。柳泌自称400岁，大通和尚自称150岁。
　　李纯竟然相信当时方士所谓的“瓦砾变黄金”的秘方。有的方士被吓跑了，李纯还下令通缉。负责其日常生活起居的舍人不放心，因为其之前服食丹药后“日加躁渴”，所以担心有意外。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记载，时舍人裴潾上言，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自黄帝至于文、武，享国寿考，皆用此道也。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衒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辨矣。”
　　裴潾力谏李纯不要迷信仙丹，称可以让献丹的人先自己服用一年，到底有无疗效就很清楚了。此番老实话，却激怒了已昏头的李纯，他不仅不听劝谏，还把裴潾贬了职。以后，没有人再敢劝谏了。
　　公元820年，李纯“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李纯是服食丹药过量“暴崩”的，当时外界还认为是遭内官陈弘志弑杀。
　　

唐穆宗李恒服丹药上瘾“不回头”
                           

　唐穆宗李恒也与唐宪宗李纯一样，是“找死”。术士给李恒进献仙丹的当时，身边人以李纯被丹药毒死一事来劝阻，也反对李恒服食这种药。《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记载，时处士张皋者上疏称，“神虑淡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昔孙思邈有言，‘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庶人尚尔，况于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
　　当时，对术士进献丹药一事，“朝野之人纷纭窃议，但畏忤旨，莫敢进言。”结果，丹药中毒，正值壮年的李恒年仅30岁就死了。
　　李恒迷信仙丹的原因很有趣，李恒宫中生活极为奢侈，嬉戏无度，尤其喜爱看戏。有一次，李恒游华清宫，亲自率领神策军于围猎后回宫，又马上与太监玩球，这时，忽然有一人从马上摔下，惊马直奔穆宗而来，幸由左右救护，才避免受伤。但李恒受此惊吓得了病，两脚抽搐不能着地。
　　在这种情况，有术士建议他服用金石（仙丹），李恒从此上瘾，虽然朝臣屡次劝谏，李恒也表面纳谏，实际上却没有停止服食，以致身体严重受损，病死于自己寝宫长安宫中的清思殿。
　　

唐武宗李炎崇道盛年“速死”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唐朝的皇帝嗜食丹药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唐宪宗李纯是被丹药毒死的，其子唐穆宗李恒又为丹药所害。而李恒的儿子唐武宗李炎，还是死在丹药上面。
　　李炎笃信道教。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李炎曾下诏陈佛教之弊，令毁全国寺院，被逼还俗的僧尼多达26万余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宗教事件“会昌灭佛”。但相信道教，也让李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相信当时的道士赵归真等人，迷信长生不老，让他们给他炼制丹药。为了与神仙相会，还在郊外建了一座“望仙台”，又在宫内建造了“望仙楼”。
　　由于服食过量由道家炼制的丹药，李炎生前如其祖父李纯一样言行有异，喜怒无常。加上荒淫无度，弄了一身病，形容憔悴，瘦骨伶仃，身体早就不行了。仅仅比其父亲李恒多活了三年，在33岁那年，正当盛年的李炎死于长安的大明宫。
　　时正是春光明媚的三月份，可惜李炎因为贪食仙丹，死时连话都不能说，原本想不死，现在却速死了，不仅未增寿，反而折寿，再也不能与宠妃近臣一道玩赏天下美景了。
　　

唐宣宗李忱反对道教却“食毒”
                           

　唐宣宗李忱与李炎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的死是很搞笑的。在其前面的多位皇帝都死于丹药中毒，这让他对道教很厌恶，曾怒杀了多位道士而“倡佛”，积极推广佛教。但后来他也鬼使神差，依赖起了仙丹，反对道教方术的帝王，最后死在道家丹药上，可悲。
　　实际上，初时，李忱与李纯一样，对丹药的副作用有清醒认识，并表示，“虽少翁、栾大复生，不能相惑”。
　　但后来却中邪了。刚开始服食时李忱也已发现了副作用，神躁口渴，但他却没有停药。
　　到后来，李忱的中毒现象更厉害了，背上生了大脓疮。《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记载，“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见。”
　　李忱就是因为服用丹药中毒，恶化后而死。李忱之死应该是活该，惟一值得自慰的是，李忱活了50岁，比前面的三位先逝皇帝多活了不少年。
　　一个朝代接连有李纯、李恒、李炎、李忱四位皇帝死于丹药中毒，堪称中国帝王史上的一大奇观，大唐王朝衰败也因之成为必然。
　　此外，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也都被怀疑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亡。
　　这两人的死因史书上都没有写明，仅称“上疾”。联系当时大唐王朝后期皇帝迷信丹药的背景，中毒死亡说还是相当可信的。
　　时41岁的李漼病危前，宰臣萧邺等前去寝幄问疾，李漼仅说了一个“朕”字，话到嘴边又不说了。而李儇死时仅27岁，其死因当时就传是“丹药中毒”。
　　值得一提的是，大唐皇帝的所为，也影响到了后世李姓帝王。
　　五代十国时期，身为吴国丞相徐温养子的徐州人李昪（公元888—943年，时名为徐知诰）执掌吴政，受封为齐王，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废吴帝自立，改元升元，国号大齐。三年之后，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定都金陵（今南京市）。升元七年，李昪即因服食过量丹药中毒死亡。
　　

大唐皇帝嗜食丹药的一种解释
                           

　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比其他朝代的帝王，唐代的皇帝不老的追求似乎也最强烈，不老的愿望换来的却是“速死”。唐代的皇帝为什么这么糊涂？其实不是糊涂，而是对先祖和道教双重崇拜的结果。
　　开国皇帝李渊拥有显赫的陇西贵族家族背景。陇西位于今甘肃东南部、内蒙古北部一带，家谱上最早可追溯到汉武帝时的飞将军李广，李氏家族视李广为荣耀。最有出息的是第十六世孙李暠，他建立了古代西域著名的西凉国，有了“龙脉”。
　　但大唐建立以后，李世民想继续把自己的根“描红”，于是翻开史书往前找姓李的。这一找，找到了最早一个姓李的人李耳。李耳成了李姓的始祖。
　　李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是春秋时期与孔子齐名的思想家，史称老子，也有称老聃。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即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而其价值观的核心则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番“道论”成为后来道教的“指导思想”，老子也成了道教的创始人和教主。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唐高祖李渊尊封李耳为始祖，并在祖居地鹿邑大兴土木，建宫兴观。不久，唐太宗李世民下诏编纂百卷巨著《大唐氏族志》，正式认祖归宗，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有“柱下史”之称）。
　　到唐高宗李治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至唐玄宗李隆基时，发扬光大道教，下令两京和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
　　道教有“道术”，崇尚房中术，相信有长生不老药，即所谓“外丹”、“内丹”。老子被李唐皇室这么热捧，视为始祖，道教便成为了大唐的“国教”。之后，道术流行、唐皇嗜食丹药，私生活十分放纵，便很好理解了。
　　

古代皇帝服用“壮阳药”秘闻
                          

　古代帝王们除了长生不老，希望永远当皇帝的心愿外，享乐意识也颇强烈，对女色的追求尤其如此。在服食所谓“不老药”仙丹的同时，还遍寻“壮阳药”，欲幸遍后宫美色。可以说，中国古代帝王个个喜欢服食春药，400多位皇帝平均年龄不到40岁，大多在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就死掉了，死因多多。
　　但不少与过量服食性药有直接的关系，有的依赖嗜食成瘾，一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服性药却睡不着觉。
　　

宋度宗一夜召幸30女
                           

　古代帝王有“夜夜不空过”的说法，就是每夜要召幸一名宫妃。南宋度宗赵禥刚当皇帝时有个桃色新闻，他迫不及待，一夜竟然与30多个年轻美貌的宫妃性交。这是清乾隆年间毕沅编著的《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上所记载的事情：“帝自为太子，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閤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馀人。”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赵禥做皇太子就以好色出名。当了皇帝后还是这样。根据宫中旧例，如果宫妃在夜里奉召陪皇帝睡觉，次日早晨要到閤门感谢皇帝的宠幸之恩，主管的太监会详细记录下受幸日期。赵禥刚当了皇帝时，有一天到閤门前谢恩的宫妃有30余名。
　　史学界就此段文字知道，赵禥性能力超强，一夜召幸30余女。
　　赵禥（公元12401274年）为偏居临安（今浙江省会杭州市）的南宋皇帝，荒淫无度，35岁便死了，史称度宗。前帝宋理宗赵昀没有儿子，立赵禥为皇太子。公元1264年宋赵昀死后，赵禥顺理成章当了皇帝，那年他25岁，正是人一生中性欲最为强烈的年龄。
　　既然皇帝有与任何女人发生性关系的特权，后宫佳丽那么多，刚获得这种权力的赵禥自然大喜过望，不会放过每一个春宵良辰。所以，赵禥一夜召幸30多个宫妃还是相当可信的。
　　但这也有让人怀疑的地方，以一夜12小时、30个宫妃来算，赵禥与宫妃性交一次的平均时间是24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赵禥能是自然生理状态下完成性交过程的吗？
　　史学界认为，赵禥如果不借助于药物，在床上不可能那么样强悍。
　　

皇帝靠“壮阳药”幸遍后宫
                           

　赵禥借助了什么药物？壮阳药也。壮阳药也叫媚药、春药、房中药。但媚药、春药、房中药的使用范围宽泛，并不仅限于男人，女人也可服用。此类药在古代帝王宫中极为流行，今日遍布街头的成人用品商店，应当是古人的遗风和继续。
　　春药有不同的名称，“三益丹”、“益肾丹”、“保肾丹”、“快女丹”、“受宠丹”、“保命丹”、“童女丹”、“益女丹”、“得春丹”、“遇仙丹”、“合欢散”、“寒食散”、“春散”、“相投散”、“一笑散”、“相思方”都是这种药物的不同说法。
　　还有的名字更形象，“美女提倒金方”、“灵龟展势方”、“美女颤声娇”、“贵妃夜夜娇”、“旱苗喜雨膏”、“金枪不倒丸”??????虽然叫法不一样，但药理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性兴奋的药物。
　　

清皇帝饮鹿血壮阳强身
                           

　《礼记》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而皇帝多不守古制，随意扩充后宫。《新唐书》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开元、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其后宫的美女多达4万名，比秦始皇的１万多人要多多了，大概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后宫之最。
　　由于皇帝可以发生性关系的对象实在太多了，壮阳药在宫中广为流行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有方士甚至将之制成点心、水果，供帝王食用。
　　孙静庵所著的《栖霞阁野乘》有一则“圆明园内发现之房中药”，可证明壮阳药在宫中的流行程度——
　　“丁文诚官翰林，一日，召见见于圆明园。公至时过早，内侍引至一小屋中，令其坐，俟叫起。文诚坐久，偶起立，忽见小几上有蒲桃一碟，计十余颗，紫翠如新摘。时方五月，不得有此，异之。戏取食其一，味亦绝鲜美。俄顷，觉腹热如火，下体忽暴长至尺许。时正着纱衣，挺然翘举，不复可掩，大惧欲死。急俯身以手按腹，倒地呼痛。内侍闻之，至询所苦，诡对以暴犯急痧，腹痛不可忍。内侍以痧药与之，须臾，痛益厉。内侍无如何，乃饬入从园旁小门扶之出，而以急病入奏。公出时，犹不敢直立也。”
　　这个故事发生于咸丰年间，当时的皇帝是清文宗奕詝，即大家常说的咸丰皇帝，后来的西太后慈禧即是受他宠幸的后宫名女人之一。孙静庵所记颇有几分意思，将壮阳药制成葡萄（蒲桃）状，专供皇帝食用，看来也是方家一绝了。
　　据说，丁文诚意外得知奕詝在暗暗服食壮阳药后，再次进圆明园见到奕詝时便就势劝谏，实际是拍马屁，进献壮阳秘方，“皇上调养圣体，最好每天饮鹿血一杯；燥热之药切不可用。”奕詝问他饮鹿血有何功效？丁文诚告诉奕詝鹿血是壮阳活血之妙品。
　　奕詝当即记心里了，吩咐内务府买梅花鹿一百多头，放养在园中，这也是圆明园中出现梅花鹿的原因。据说此后奕詝天天取鹿血喝，果然见效，可夜夜与宫妃欢娱。
　　中国古代帝王可以说人人喜欢服食春药依懒春药，像奕詝这样因服用春药出名的皇帝还有不少。
　　

最出名的六位嗜春药皇帝
                          

　下面的六位皇帝应该最为出名——汉成帝刘骜。刘骜后宫中有两位在中国古代以性感出了大名的大美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自从得了赵氏姐妹，刘骜整日抱着这对姐妹花淫乐，乐此不疲，甚至以弄死自己刚几岁的亲生儿子以迎合赵氏姐妹不能生育而妒嫉他人的心理。
　　由于纵欲过度，弄得腰都直不起来，刘骜的性能力大不如前，没有了“性趣”。后汉人所著的《飞燕外传》披露，身为皇后的赵飞燕，家藏专门记载房中术的“彭祖分脉”一书，从书中她找到了配制春药的秘技。她研制出的壮阳药名叫慎卹（xù）膏（有学者疑为“寒食散”），可一度数幸而不倒，这使几近丧失性功能的刘骜雄风再起，对赵氏姐妹也更加宠爱了。
　　南朝齐明帝萧鸾。萧鸾为南京六朝时期皇帝，萧鸾长期服用春药外人起初并不知晓，他临死派御医寻找白鱼入药才暴露了秘密。
　　《资治通鉴?齐纪七》（卷141）记载，“上性猜多虑，简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觋，每出先占利害。东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听览不辍。久之，敕台省文簿中求白鱼以为药，外始知之。”“上”即刘鸾，白鱼即蠹鱼，又叫壁鱼，实为木中虫，体银灰色。其晒干后气味咸、温、无毒。以白鱼入药方名为“白鱼散”，主治小便不通。有衣鱼、浓石乱发，等分为散。
　　方上要求每服半匙，水送下，一天服三次。刘鸾因服食壮阳中毒导致无法尿尿，是为暗疾，这才找白鱼入药，搞通“下水”管道。
　　唐高宗李治。李治的皇后即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的武则天，《资治通鉴?唐纪十九》（卷203）记载，“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
　　这里的“头重”、“不能视”，即头昏眼花，性医学专家认为，此为典型的纵欲过度症状，其疾与长期服用壮阳药有直接关系。虽然这种史学观点有争议，但还是有相当可信成份的。
　　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在当了皇帝后，对春药的瘾也颇大。不然，她那么大年纪了，都做祖母了，哪有那么浓的“性”趣，据传其面首薛怀义、张易之对引春药诱之。
　　唐宣宗李忱。李忱的死因有多种说法，除了死于服食增寿丹药中毒的说法外，还有观点，是死于壮阳药中毒。《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记载，“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
　　根据其病征，有学者认为其背上生了恶疮，应该是壮阳药补过头的恶果。李忱死时已50岁，这个年龄只有服食壮阳药，才能享受得了后宫中如云美女。当然，也可能是壮阳药与增寿丹药的毒力并发所致，不老药与壮阳药一起服食，并不矛盾，也是当年皇家保健惯例。
　　明武宗朱厚照。朱厚他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玩弄女色最有花样的皇帝之一，其玩法与隋炀帝杨广齐名，在后宫专门建设了具有独具娱乐功能的“豹房”。一方面在里面养了不少生性威猛的虎豹，另一方面又选调天下绝色女子充进来。
　　宫中女人玩够了，与宦官太监搞同性恋游戏，这还不过瘾，又去妓院嫖；再不够尽兴，则去偷民妇臣妻，连寡妇都不放过。而朱厚照这么能干并非他性能力厉害，全依仗的是壮阳药。
　　据说，朱厚照外巡时有两样东西不能少，一是大批的后宫嫔妃，二是壮阳药。女人不离轿，性药不离身，走哪带哪。
　　明世宗朱厚熜。朱厚熜是朱厚照的堂兄弟，按理说皇位与他无份，但别看朱厚照与那么多女人性交过，却没有生出儿子，其死后便选定了朱厚熜接位。
　　中国帝王既想长生不老，又想尽情娱乐，尝遍天下美色，这在朱厚熜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壮阳药是在自己的后宫中由专人配制，重要配方之一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女孩初潮时的经血。由血焙制的“红铅”，除有长生不老之功效，还可用于壮阳药。
　　此秘方是当时南阳一名叫梁高辅的80多岁老方士所献，梁高辅胡须都花白了，却精力旺盛过人，经道士陶仲文引荐进宫专门给朱厚熜炼性药，制成丸粒供朱厚熜服用。
　　据传此性药服食后，一夜可与10名宫妃性交，而不费劲，且越战越威猛。被其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数千宫女大多不过十来岁，个个如花似玉，采过经血后朱厚熜自然不会放过身边美色。
　　时已50多岁的朱厚熜服食她们经血做的壮阳药后，淫兴大发，又在这些宫女身上来检验药效。有一次，服食了壮阳药后药性大作，浑身燥热难忍，朱厚熜立即拉过在醮坛边为他讼经的一位13岁尚姓女孩“练习”，这女孩生理尚没有发育成熟，搞得她跪在床上鬼叫求饶方止。朱厚熜觉得仍不尽兴，又请身体丰满发育成熟的庄妃前来“下火”。
　　万恶淫为首，纵欲多灾难。上面提到的汉成帝刘骜、南朝齐明帝萧鸾、唐高宗李治、宋度宗赵禥，明世宗朱厚熜，或直接死于壮阳药中毒，或因服食壮阳药起病折寿。（另参见本书《唐皇嗜仙丹接连中毒之谜》、《帝王“不老药”到底为何药》诸章节）
　　

“脏唐烂汉”是怎么一回事情
                          

　谈到中国古代的帝王史，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脏唐烂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其由来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上层，特别是宫廷里，性关系、伦理关系比较混乱。能乱到什么程度，考虑到本章在本书其它相关章节中讲述过，这里仅简单聊聊。
　　

“烂汉”，烂到什么地步
                           

　在汉代，从开国皇帝刘邦起，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就开始不正统了。刘邦是美女男宠一个不能少，既玩女人，也戏男人；而且刘邦还喜新厌旧，见原配吕雉年老色衰，独宠戚夫人。“人彘”事件的发生看似吕、戚二人争风吃醋所致，根源还是刘邦没有处理好夫妻关系所致。更为罕见的是，刘邦的儿媳是叫其外公的女人，即儿子刘盈（汉惠帝）娶的媳妇是外甥女张嫣。
　　张嫣当时只有10多岁，在今天看来还是未成年人呢。天下美女多多，一国之君竟讨叫自己舅舅的女人做女人，这事情虽然是吕雉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利，一手导演操办的，但如此之“乱”还是让后人觉得恶心。
　　过去流行近亲婚配的习俗，但就算张嫣非鲁元公主亲生，这种关系也是别扭的，不好接受。当然这可能与封建帝王“亲上加亲”的想法有关。
　　汉武帝刘彻在性生活上“烂”，从人数上说，后世帝王很少能比过。
　　除了有名的李夫人、赵弋钩等史上著名女人外，当年，刘彻广招四方美色，因为后宫佳丽太多，住房紧张，于是在太初元年修建了“建章宫”。
　　据说，宫长有30里，千门万户，每个房间容置一个美女，首批入驻的是燕、赵美女2000多人。当时各宫中供刘彻淫乐的美女共计在18000人左右，年龄最小的15岁，一般在十八九岁，年满30岁就要遣出宫令嫁。刘彻70高龄时还夜夜不能离开女人，色心不改，终于掏空了身子，一病不起。
　　刘彻的“乱”还没有乱伦的地步，汉成帝刘骜的“乱”则大乱人纲，竟然杀子助兴，取悦女人。
　　刘骜先宠赵飞燕，赵飞燕实姓冯，其母曾嫁于中尉赵曼为妻，但赵飞燕却不是赵曼的孩子，而是其母与叫冯金宝的人私通所生。生下时是双胞胎，赵飞燕是姐姐，还有一个妹妹赵合德。刘骜是先搞了赵飞燕，后又睡了小姨子赵合德。
　　刘骜极爱“玩双飞”，有了赵氏姐妹后，经常是同床共眠，左拥右抱。宫妃许美人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刘骜为讨好赵合德竟然逼许出小孩，装进筐里，带到赵合德处，将小孩亲手扼死，以博赵美人一笑。
　　因为纵欲过度，才过40岁刘骜的背就驼了。看性功能不行了，赵飞燕配了春药供刘骜服用，每次与赵氏姐妹上床前刘骜必服一粒。有一次因为服用过量，竟然死在美人的腹上，成了名副其实的“风流鬼”。可见，“烂汉”一说，并非史家戏说。
　　

“脏唐”，脏到何种程度
                          

　大唐后宫里男女性关系，则“脏”得让人难以启齿。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宫廷里就开始胡搞了。李世民在“玄武门兵变”中将支持他大哥李建成的弟弟李元吉射死不说，又霸占了李元吉的媳妇杨氏。登基之后，李世民纳她为嫔妃，演出了“哥霸弟媳”的艳史。
　　唐高宗李治娶的是自己父亲、李世民的后宫“才人”武氏，即后来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绯闻。
　　李治这是“子娶父媳”，还有“父娶儿媳”的呢，主角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李隆基与杨玉环之恋堪称帝王艳情史上的绝唱。杨玉环是薄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父亲叫杨玄琰。一开始她是李隆基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但好色的李隆基硬是从中横插一杠，横刀夺爱，为了平息儿子的怒火，另给李瑁迎聘了韦诏训的女儿。
　　更绝的是，大唐王朝男人很“脏”，女人则更“脏”。
　　武则天还与女儿太平公主“共享”情人、面首薛怀义，这个我在以前文章中说过，这里不多言了。
　　唐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则是第二个武则天。
　　李显与韦氏本是恩爱夫妻，但有了武则天蓄面首的先例，韦氏是寂寞难耐，搞起婚外情，这个情郎叫武延秀。这武延秀也是风流男人，时称“姿度闲冶”，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很潇洒，他早就与韦氏的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有一腿，李显看女儿如此这般，索性招武延秀做了女婿，这样更名正言顺。
　　谁想这却让丈母娘韦氏吃起了情醋，韦氏没有妇道，早背着李显与秦客、杨均等男人私通（这也怪李显，他长期体弱多病，不能满足韦氏的性欲），现在见女婿一表人材，风情飘飘，韦氏欲火顿起。最后，韦氏用皇后的权力“命令”女婿侍寑，像武则天与太平公主一样，韦氏与安乐公主也“共享”一个男人??????而李裹儿也同意这样母女共事一夫——“脏唐”，名副其实。
　　李裹儿是在武则天的身边长大的，她承继了这位女皇的个性。
　　实际上再早些时，李裹儿已嫁给武延秀的同族兄弟武崇训。武崇训是武三思的儿子，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也就是说李裹儿是武则天的侄孙媳。当初为什么嫁给武崇训？也是因为李裹儿与武崇训先勾搭成奸了，肚子被弄大了，不得不下嫁，结婚六个月后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未婚先孕这在今天来说没有什么，但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武崇训被太子李重俊杀了后，李裹儿才又与武延秀媚来眼去的。此即《旧唐书》所记载，“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即延秀从父兄，教引至主第。延秀久在外域，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做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韦氏母女是厉害角色，担心自己的丑事李显不能原谅，又想学武则天当女皇帝，而女儿李裹儿则想当皇太女，这样，心术下良的母女俩干脆把李显给毒死了。
　　据说，当时李显正在朝上批文件，见皇后送来馅饼，爱食的李显一连吃了八九个。李显肚疼倒地时，一旁的韦氏装着惊讶万分，还大声喊来人——再毒不过女人心啊！
　　

“乱明”，一个“乱”字了得
                           

　在“烂汉”、“脏唐”之外，还有一个“乱明”。大明王朝帝王的性关系之乱让朱氏后人感到脸红。我在前面文章曾说过，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是个模范丈夫，与皇后马氏相亲相爱几十年，马氏死后一直未再立新后，即是证明。
　　朱马夫妻恩爱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朱元璋在性行为方面也是收不住的，对女色的贪恋也不含糊。与刘邦的喜新厌旧不同，朱元璋的一大性嗜好是“玩二茬”，以睡到对手的老婆为荣。
　　其战争对手陈友谅的妃子阇氏年轻貌美，朱元璋早就眼馋了。在打败陈友谅后，朱元璋首先想到陈后宫里的几十位妃子，将阇氏揽入自己的怀中，后封其为瑜妃。听说那时阇氏已怀了陈的孩子，此孩子即民间传说的长沙王潭王。
　　传说明成祖朱棣的生母是蒙古女人，也是因为朱元璋纳元顺帝的有孕后妃缘故。
　　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后的16帝多数都是好色荒淫之君。我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明朝第一淫君、武宗朱厚照，因荒淫过度，31岁就死了。
　　朱厚照多次到各地巡游，“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正德十四年十二月，朱厚照巡幸至扬州“寡妇无人幸免”。因为朱元璋的榜样作用，明军在征讨外族时，掠夺美貌女子进奉给皇帝，也是战争任务之一，当然也是拍皇帝马屁的好方式。
　　宪宗朱见深的妃子纪氏就是俘掳来的。成化三年，西南少数民族作乱，平乱后俘获了不少美女，其中就有纪氏。纪氏之美让对贵妃万贞儿爱得死去活来的朱见深一下子就动心了，少有的召幸，竟然让纪氏怀孕了。
　　纪氏生子后被册为淑妃，在小孩6岁时，朱见深才知道自己龙种早在纪氏体内发芽，有了儿子。但在真相大白后，纪氏让万贞儿毒死了。
　　汉、唐、明，是中国封建朝代的三大鼎盛时期。但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这三个朝代在男女性关系上，就不值得炫耀，用今天流行语来讲是烂一姓、脏一朝、乱一片，其毒负作用很大。
　　

其它朝代的“性乱”现象
                           

　实际上，翻开历史书，中国封建帝王的的性行为，都是脏、乱、差。不只汉、唐、明三朝，统治过中原的外族莫不如此。金海陵王完颜亮就是一个与隋炀帝杨广不相上下的淫君，阿里虎是他昭妃，他连阿里虎与前夫所生的女儿重节也不放过，淫了母女俩。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喜欢群交，集体于宫中淫乱；还找来西域僧人，学房中术“演揲儿”，又通过妹婿演练“双修法”，召民家良女“实习”。
　　清帝也不能善其身，同治皇帝载淳在北京逛窖子,染“花柳病”而死；慈禧太后是与吕雉、武则天一样权力欲、性欲俱强的女人，有一次还逼儿媳妇与她一起听淫戏；传说慈禧面首有两三个，一姓白的面首竟致慈禧怀孕；慈禧还将一姓史的饭馆伙计留宿后宫“昼夜宣淫”；为了排解欲火，长期与太监安德海、李莲英乱搞。
　　甚至连短命小王朝也不会错过纵欲的机会。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不论尊卑亲疏，只要喜欢都要“幸”一下，其叔父刘义宣有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刘骏全封为嫔妃，都给“幸”了，而且性交时不避母亲路惠男，就当着路太后的面纵欲；更糟糕的是，刘骏把路惠男也给强奸了。
　　《宋书?后妃列传》记载，“上（刘骏）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官掖事秘，莫能辨也。”刘骏强奸亲生母亲，废帝刘子业，则淫亲姐。刘子业青睐姐姐山阴公主楚玉的美色，同食同宿，颠鸾倒凤。
　　如此脏烂，这般丑陋，在今天看来是禽兽所为之事，在封建时代的帝王宫廷中却时时可见，朝朝不绝。
　　

皇帝选妃入宫“体检”秘闻
                          

　能进入后宫给皇帝当妃子的女人并不多。皇帝有权精选全国女孩中的精华入宫为其服务。被选中的女孩入宫前都要接受严格的身体检查。皇家会对其年龄、生理、心理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解、测试。体检时，每一道程序都十分仔细。容貌娇好，身材秀长，生理上更容不得有半点瑕疵，即便皮肤上长了一颗小黑痣，都会被淘汰掉。
　　

采选女孩年龄下限最低11岁
                           

　对采选进宫的女子，首先在年龄上有明确的要求。东汉时要求，13岁以上，20岁以下。但各朝要求不尽一致。三国时吴主孙皓要求，“十五六岁简阅”；南北朝时北齐要求年14岁以上，20岁以下；明太祖朱元璋时则要求15岁以上，20岁以下，最小不能低于13岁。
　　中国男人似乎都有一种处女情结，这就是过去常说的“老牛吃嫩草”性心理。一般说来，13岁以上是女孩子月经初潮前后，正是花季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符合皇帝的心态。
　　但也有把采选女孩的年龄下限定在11岁的，明世宗朱厚熜便干过这种事情。虽有朱元璋的“15岁以上”祖令限制，但是变态的朱厚熜根本不考虑。《明会要》记载，明穆宗朱载垕在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便选300名13岁至16岁民间淑女进宫，这还算正常的。朱载垕的前任、明世宗朱厚熜则征选11岁至16岁淑女入宫，而且选过多次。据说，朱厚熜是听信道士之言，目的是采女孩初潮时经血炼制壮阳丹服用。有的女孩未到自然来月经的时候，便施催经术，强行采经血。
　　需要说明的是，采选宫妃是大面积的。但具体到个别的现象，年龄则不必考虑。只要有姿色的，皇帝看上的，连寡妇都可选入后宫。如对接收、籍没而来的宫妃，就不会有年龄的限制，“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皇帝喜欢就行。
　　

正式进宫前进行“全面体检”
                           

　很显然，采选时对女孩的年龄要求，仅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不是主要条件。容貌和人品才是评判的两个主要尺度。容貌指的是生理条件，而人品则是主观的东西。通常情况下，皇帝对妃子的生理条件特别在意。皇帝的妃子进宫要不要体检？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时，派朝中大臣下去帮他物色后宫。《后汉书?皇后纪》（卷10）记载：
　　（刘秀）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
　　这里的“择视可否”，就包含体检程序。当时，凡是被相中的女孩都是有姿色的，最后统统用车子拖到后宫里进行挑选。挑选后，还要再来一番择选，主要进行生理检查，看其是否是处女，生理上是否有缺陷，挑出最最漂亮的女孩供皇帝御幸。
　　体检要不要脱衣服？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裸体检查要检查哪些方面？从史料记载来看，乳房的大小，对称情况应该是一个常规项目，而阴道的形状、阴毛的浓淡、腋毛的多少，肛门是否有痔疮，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古代男人认为，腋下无毛或少毛的女孩是上品，这样的女孩最受宠。而如果生有痔疮，肯定是要被淘汰的。
　　或许有读者会问，负责体检的是不是太监？是的，是有经验的女太监，即宫中女官。
　　

汉桓帝皇后“裸检”经过
                          

　《汉杂事秘辛》是一本描写汉代宫闱秘史的古人笔记，书中记录了东汉桓帝刘志皇后梁莹当初进宫时的“裸检”情况。虽然有人考证是明人杨慎伪托汉人所作，但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兹抄录如下——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吴以丙戌诏书下中常侍超曰：“朕闻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择贤作俪，隆代所先。故大将军乘氏忠侯商所遗少女，有贞静之德，流闻禁掖。其与并诣商第，周视动止，审悉幽隐，其毋讳匿，朕将采焉。”
　　即与超以诏书趋诣商第，第内。食时，商女女莹从中阁细步到寝，与超如诏书周视动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以诏书如莹燕处，屏斥接侍，闭中子。
　　时日晷薄辰，穿照蜃窗；光送著莹面上，如朝霞和雪艳射，不能正视。目波澄鲜，眉妩连卷，朱口皓齿，修耳悬鼻，辅靥颐颔，位置均适。
　　寻脱莹步摇，伸髻度发，如黝髹可鉴。围手八盘，坠地加半握。已乞缓私小结束，莹面发，抵拦。
　　告莹曰：“官家重礼，借见朽落，缓此结束，当加鞠翟耳！”
　　莹泣数行下，闭目转面内向。为手缓，捧著日光，芳气喷袭，肌理腻洁，拊不留手。规前方后，筑脂刻玉。胸乳菽发，脐容半寸许珠，私处坟起。为展两股，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此守礼谨严处女也！约略莹体，血足荣肤，肤足饰肉，肉足冒骨。长短合度，自颠至底，长七尺一寸；肩广一尺六寸，臀视肩广减三寸；自肩至指，长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长三尺二寸，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响。
　　令推谢皇帝万年，莹乃徐拜称皇帝万年，若微风振箫，幽鸣可听。不痔不疡，无黑子创陷及口鼻腋私足诸过。臣妾女贱愚憨，言不宣心，书不符见，谨秘缄昧死以闻。
　　上面这段文字的大概意思是，刘志听说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莹人长得漂亮，品行也好，便欲纳其为皇后。刘志派女官吴姁来到梁府了解情况，观察梁莹的走路姿势。后来要求对梁莹进行裸检，梁莹起初不肯，吴姁拿出了皇帝的圣旨，才同意。吴姁到她的闺房内，把门关死，将梁莹脱得一丝不挂。
　　吴姁先让她裸体摇步走，再让她掀起自己的秀发，露出耳根。接下来，吴姁又摸了她的身子，一对乳房不大不小。又检视了她的肚脐眼、阴部、肛门，证实是处女，未生痔疮。最后还不忘检查她的嗓子，让她喊“皇帝万年”，以检查声带。当时，梁莹让吴姁体检得面红耳赤，不时用手遮挡私处。
　　这种裸检与现代选美决赛前的“内部过场”有相似的地方。不同的是，现代选美不要脱光，着比基尼三角裤即暴露无遗，避免了一丝不挂的尴尬。
　　

明熹宗朱由校选妃子秘闻
                           

　“裸检”是皇家秘密，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存在于各朝宫妃采选过程之中。《汉杂事秘辛》所记未必是东汉时宫妃选拔的实情，纪晓岚笔下却弥补了一份遗憾。在杨慎所处的明代，女子入宫前体格也极其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连一根体毛都要看仔细。清代文人纪晓岚所著的《明懿安皇后外传》中，详细记下了明熹宗朱由校选妃子的全过程。
　　张嫣是河南祥符县人，天启元年，朱由校16岁，到了大婚的年龄。明朝皇帝16岁大婚，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当时，由司礼监秉笔刘克敬任总管婚事，先期在国内挑选出了一批年龄在13岁至16岁的女孩。官方当时发了路费，让她们的父母亲自陪送到京城备选，于当年的正月集合。
　　当时送达京城的女孩有5000人，张嫣也在其中。
　　初选时，仅从外表上大概检查了一下，由太监负责。100名一组，按年龄大小站好。太监从她们面前走过，高一点的，矮一点的，胖一点的，瘦一点的，全都不要，这样被涮去了1000人。
　　第二天，进行五官检查，仍由太监负责。与头一天那样，百名一组站好，细看每一女孩的耳、眼、嘴、鼻、头发、皮肤、腰围、肩宽等，有一地方不合格者，哪怕身上长颗黑痣，都要淘汰。又让女孩报家门，听其声音如何，是不是结巴子。这样，又涮去了2000人。
　　第三天，借用工具测量身体是否符合比例，看其气质如何。凡是手腕粗短的，脚趾肥大的，举止轻浮的，都不能过关。这样，再被涮去1000人。
　　第四步——“裸检”。余下的1000名女孩全部召入宫中，以备后宫之选。由年老的女宦官带到密室，摁摁乳房，查看长得挺不挺；闻闻腋下，有没有狐臭。最后摸遍全身，试试长得是否发达。这样，又涮去了700人。
　　第五步，长期观察，重在性情。300名精选下来的女孩留在宫中生活一个月，以观察其生活习性、说话态度、智力高低、人品如何。前面的四道程序重在观察“体”，这一关重在“德”和“智”。选出了德、智、体全都优秀的女孩50名，最后全部当上了朱由校的妃子。
　　由5000人，最后选出了50人，这么算来，正是俗话说的“百里挑一”。有明一朝，估计都是采用如此“淘汰法”，选出宫妃的。
　　

皇帝选妃并非皇帝说了算
                           

　朱由校的妃子选出来了，程序并没有结束，还要从50人中挑选出一位天下女人的表率，中宫娘娘——皇后。挑选皇后也费了一番周折，太监和司礼监秉笔是无权决定的。于是请出刚摄太后宝座的先帝宠妃昭妃出来“面试”这50人。昭妃逐一一面谈，并要她们写字、算数、吟诗、作画，以测试她们的文化素质。最后精选出了张嫣、王氏及段氏三人。
　　昭妃再对三人进行体检。她命有经验的女宦官再次带三人到密室中，按前面说的方法观察，把所见报告给昭妃。
　　当时宫官报给昭妃有关张嫣的情况是：
　　是时，后年十五，厥体颀秀而丰整，面如观音，色若朝霞映雪，又如芙蓉出水；鬓如春云，眼如秋波，口若朱樱，鼻如悬胆，皓齿细洁，上下三十有八，丰颐广，倩辅宜人；领白而长，肩圆而正，背厚而平；行步如青云之出远岫，吐音如流水之滴幽泉；不痔不疡，无黑子创陷诸病。
　　昭妃把体检情况如实告诉了朱由校。朱由校重新召见张嫣、王氏及段氏三人到自己的住处。当时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也在场，客氏年已30岁，却打扮得十分娇艳。朱由校被迷惑，封她为“奉圣夫人”。客氏发现，朱由校心仪张嫣，便皱起了眉头说，张嫣才15岁便长得这么丰满，将来大了，身材会发胖，没有风情。客氏认为王氏不错，婀娜多姿。
　　朱由校对客氏尊重，不好意思当面反驳，便请光庙赵选侍决断。赵选侍知道朱由校的意思，称：“三人皆姝艳绝伦，古之昭君、玉环不能过。若论端正有福，贞洁不佻，则张氏女尤其上也。”最后，定下张嫣为皇后，封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
　　张嫣后来果然是位母仪天下的女人。朱由校死后守寡，新皇帝朱由检的后宫总管、内侍（大太监）陈德润欲与张嫣结为“对食”（夫妻），遭张严辞拒绝。朱由检知道后，发配陈德润到南京孝陵种菜，真的成了“菜户”。李自成攻陷京城后，张嫣自缢殉国。
　　当然，对嫔妃体检的具体标准和要求，还可能因为皇帝个人的喜好而改变，但有一点是，宫妃的采选并不是皇帝说了算，皇帝只是“消费者”。
　　

给皇帝当老婆是职业行为
                          

　古代中国长期流行一妻多妾制，普通家庭，也会有“大老婆”、“小老婆”之分，皇帝的后宫就甭说了，有明显的等级制度。《礼记》中所谓的后、夫人、嫔、世妇、御妻，即是西周时周天子后宫内对不同等级宫妃的称呼。皇帝的宫妃都是有明确分工的，并不是仅陪皇帝睡觉，给皇帝当老婆还是一种职业行为。
　　

皇帝的后宫“定人定岗”
                           

　秦国的后宫制度是中国封建皇帝后宫之表。史载，秦王后宫中最高级别是王后，等同于后来的皇后。“次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之号”。嬴政建立秦帝国后，中国帝王的后宫规模开始扩大，与政体相对应，建制也越来越完善。汉承秦制，又增设了不少称号。至汉武帝时，共分为14个等级，增设了婕妤、娙娥、傛华、元使；至汉元帝又新置了昭仪。后代还有不少称号，但总的来说未超过14等级。
　　《北史?后妃传》（卷13）上详细列出了北魏皇帝后宫设置情况，虽然这是个短命的小朝廷，但后宫建制齐全，代表了古代帝王后宫的全貌。从中发现，每一名宫妃都有相应的称呼，“定人定岗”，也可以说成是“因人设岗”。
　　全录如下，供阅读参考——
　　内命妇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又准汉制置昭仪，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正德、崇德为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训、隆徽为上嫔，比三卿。宣徽、凝晖、宣明、顺华、凝华、光训为下嫔、比六卿。正华、令侧、修训、曜仪、明淑、芳华、敬婉、昭华、光正、昭宁、贞范、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静训、曜德、广训、晖范、敬训、芳猷、婉华、明范、艳仪、晖则、敬信为二十七世妇，比从三品。穆光、茂德、贞懿、曜光、贞凝、光范、令仪、内范、穆闺、婉德、明婉、艳婉、妙范、晖章、敬茂、静肃、琼章、穆华、慎仪、妙仪、明懿、崇明、丽则、婉仪、彭媛、修闲、修静、弘慎、艳光、漪容、徽淑、秀仪、芳婉、贞慎、明艳、贞穆、修范、肃容、茂仪、英淑、弘艳、正信、凝婉、英范、怀顺、修媛、良则、瑶章、训成、润仪、宁训、淑懿、柔则、穆仪、修礼、昭慎、贞媛、肃闺、敬顺、柔华、昭顺、敬宁、明训、弘仪、崇敬、修敬、承闲、昭容、丽仪、闲华、思柔、媛光、怀德、良媛、淑猗、茂范、良信、艳华、徽娥、肃仪、妙则为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
　　北魏自开国皇帝拓拔珪“始立中宫”，但“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因各个皇帝的性欲强弱不同、好色程度有别，人数或多或少，如“武成好内，并具其员，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为散号。”
　　

汉最低级宫女可养活14口人
                           

　为何后宫等级要设置得那么详细，详细到每个人？原因是，给皇帝当老婆是一种“职业行为”，每年她们还会有俸禄（年薪制），也有的按月拿薪水（月薪制）。既然“发工资”，就要讲等级，“工龄”、各妃的受宠程序、贡献大小就有讲究，不可能人人都是一样的，因此后宫比较朝臣的设置，定出不同官品的宫妃，领不同的俸禄。
　　从北魏皇帝后宫的设置情况来看，北魏仿汉制，设左右昭仪，官品相当于当时的丞相；三夫人，则位比三公。上嫔比三卿，下嫔比六卿；依次类推，“二十七世妇，比从三品”、“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
　　以汉朝公职人员的薪酬制度为例：
　　丞相居百官之首（类似现代中国的国务院总理），俸禄最高，帮佐天子，助理万机，俸禄最高“金印紫绶，秩俸万石”。后宫昭仪等同丞相，但实际上，昭仪拿的年俸并没有丞相多，为4200斛。
　　中国古代常用的计量单位有龠、合、升、斗、斛等，“石”与“斛”，是古代同一级别计量单位的不同叫法。10斗为1斛（石）。据《汉书?律历志》（卷21）记载，汉时“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这么说来，一石为当时的120斤，昭仪的4200斛，则相当于50万4000汉斤。但各个朝代“斤”的具体重量并不相同，与现代的“斤”也不一致。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辩证一》（卷3）中有记录，“今人（宋朝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
　　宋代一斤相当于现代1.28市斤，则宋时一石92.5宋斤，相当于现代118斤4两。如果汉代昭仪的年俸放在宋代，就是49万6440斤。但汉斤仅约等于0.27宋斤，约等于现代0.34市斤，汉昭仪的实际年俸折合现代17万4182市斤。
　　不过，现代有学者考证，秦汉时的1石稻谷，仅合现代27斤；但就照这标准算，汉昭仪的年俸也达到了11万3400斤，相当可观。
　　汉代最低一级的宫女保林的年俸也有192斛，相当于现代5184斤，这份薪水也很高了，以人均一天一斤粮来算，一个宫女一年便可以养活14口人。而昭仪一年则可养活310口人。
　　

皇帝还会给宫妃发“奖金”
                           

　年俸是宫妃们的正常“工资”，早期是实物供给制，发给稻谷、生活用品。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则多以货币形式支付为主，发金子、银子，即所谓“发元宝”。在清朝，后宫日常开支统称为“内廷经费”。从脂粉钱这类化妆品开支，到冬天取暖买炭的“烤火费”，都一一列明、配给。
　　据乾隆七年编纂的《国朝宫史》记载，清朝后宫的年俸分九等，分别是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皇太后的年俸最高，每年黄金20两、银2000两。
　　余下相应的是，皇后银1000两、皇贵妃银800两、贵妃银600两、妃银300两、嫔200两、贵人100两、常在50两、答应30两。处于不同等级的宫妃，年俸的差别很大，这也是历朝都存在的现象。这些银两折合成人民币该是多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算一下。
　　清妃的年俸相比当汉妃动辄上万、十万斤稻谷来算，可能并不高。但除了银子以外，她们还能得到大量的包括绸缎、貂皮等在内的贵重物品。以“妃”为例，除300两银子的年俸外，每年还能得到——
　　蟒缎1匹、织金1匹、妆缎1匹、倭缎2匹、闪缎1匹、金字缎1匹、云缎4匹、衣素缎2匹、蓝素缎1匹、帽缎1匹、彭缎3匹、宫1匹、潞2匹、纱4匹、裹纱5匹、绫5匹、纺丝5匹、杭细5匹、棉纳5匹、高丽布5匹、三线布2匹、毛青布10匹、深蓝布10匹、粗布3匹、金线10络、绒5斤、棉线3斤、木棉20斤、裹貂皮10、乌拉貂皮20。
　　逢年过节、产子、祭祀、生日等特殊日子，还有另外的“例钱”收入。如在北宋时便有“节料钱”，即遇到节日时发给的费用，这就是例钱的一种。
　　在清朝，宫妃们过生日时都会得到礼物。如皇后的生日，皇帝会“恩赐金90两、银900两、上用缎纱等45匹、蟒缎9匹、缎9匹、宁绸9匹、宫绸9匹、纱9匹、春绸9匹、绫9匹”。
　　生孩子、孩子满月，皇帝也都会发红包：“恩赐皇后银1000两、币300端；皇贵妃银500两、币200端；贵妃银400两、币100端；妃银300两、币70端；嫔银200两、币40端；贵人银100两、币20端；常在银100两、币20端；答应银50两、币10端。”
　　平常每月也会发给“零花钱”，有时陪得皇帝开心，还会获得额外的奖金性质的“红包”，如上好的衣料、珠宝，这些额外的收入，统称“赐俸”。
　　

清皇太后每天供给一头猪
                           

　因为有年俸，皇宫的开支很大。但相比起来，年俸、赐俸还不算最大的开支，众多嫔妃的日常生活费、房间用品配置，才是开支的重头。《国朝宫史》记载，在清朝，“妃”的房间杯盘碗这类配置超过30种——
　　银茶瓯盖1、银匙1、银镶牙箸1双、银茶壶1、银铫1、银束小刀1、铜蜡签4、铜剪烛罐1副、铜签盘4、铜舀1、铜簸箕1、锡茶碗盖2、锡茶壶4、锡铫3、锡火壶3、锡坐壶2、锡喷壶1、锡唾盂2、镀金铁云包角桌1、镀银铁镊1、黄地绿龙瓷盘2、各色磁瓷20、黄地绿龙瓷碟4、各色瓷碟8、黄地绿龙瓷碗4、各色瓷碗30、黄地绿龙瓷钟2、各色瓷钟12、瓷缸1、漆盒2、漆茶盘2、羊角手把灯1。
　　这其中并不包括奢华的床上用品。每天的食物配置也花样繁多——
　　猪肉9斤、陈粳米1升3，合5勺、白面3斤8两、白糖3两、核桃仁1两、晒干枣1两6钱、香油6两、豆腐1斤8两、粉锅渣8两、甜酱6两5钱、醋2两5钱、鲜菜10斤、茄子8个、黄瓜8条、白蜡2枝(各重1两5钱)、黄蜡2枝(各重1两5钱)、羊油蜡2枝(各重1两5钱)、红箩炭(夏5斤，冬10斤)、黑炭(夏25斤，冬40斤)、鸡鸭共10只(每月)、羊肉15盘(每月)、六安茶叶14两(每月)、天池茶叶8两(每月)。
　　一个妃子一天仅猪肉就要供给9斤，以现在10元一斤猪肉的物价来算，仅此一项每天就要花90元钱，一个月下来就是2700元。如果是更高级别的，如贵妃、皇贵妃、皇后、皇太后，每一级费用都要翻倍，皇太后每天要供应一头猪。最低级别的答应，每天还要供猪肉1斤8两。可见，供养一名妃子每年要花多少钱。
　　相对来说，清后宫的开支并不算大，清妃每天吃的也并不怎么精细，荤菜以猪肉为主。如果往前推，有的朝代就惊人了。隋炀帝有一次下扬州时，随同宫人多达10万，每人1元一天，还要10万元生活费呢。
　　

明宫妃化妆品年费银40万两
                           

　上面说的是嫔妃的薪水，服侍她们的太监、侍女的开支都还未说。如清朝，七品级的太监月俸在4至5两银子之间，以3000名太监来说，每月发给太监的工资超过一万两银子。由于后宫俸禄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和经济负担，所以要进行后宫“立法”，以达到少支出的目的。据《国朝宫史》反映，明代后宫开支巨大，“有明之季，脂粉钱岁至四十万两，内用薪炭，巧立名色，靡费更甚”。
　　有鉴于此，清朝皇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后宫经费使用制度，“我圣祖仁皇帝鉴往规来，禁浮返朴，垂为诫谕，家法昭然”。
　　明代后宫仅化妆品的费用，每年就要花去40万银子，可想其他开支了。因此国力强盛年代，后宫规模可能很大，如唐玄宗宫妃有4万人，有条件养活那么多老婆嘛。
　　实际上，即便在唐玄宗时代，后宫开支也让他感到沉重。唐玄宗是怎么养活那么多宫妃的？首先是国家财政支出，再是建自己的“小金库”，让太监、爪牙下去搜刮民财，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也这么干过。
　　《旧唐书?食货志》（卷48）记载，为了养活后宫成群美妃，唐玄宗便想方设法搞钱，“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就是检查户籍以外的隐瞒土地，结果仅此一项便多收税几百万贯。有个叫王的自荐要给唐玄宗查征税，王搞钱有方，每年“进钱百亿”，实际都是变向剥削来的。搜刮来的这么多钱到哪去了，史称，“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这里的“人主”就是唐玄宗，搜刮来的巨额款项，全让他花在后宫上了。
　　需要说明的是，各个朝代后宫的年俸不尽相同，并非哪一朝的妃子都有这么高的待遇。如东汉刘秀当皇帝时，天下刚定，财政欠丰，后宫的俸禄就可怜了。《东汉会要?内职》记载，只有皇后和贵人被授印封号，而美人、宫人、彩女等低级宫妃，并无地位和品级。有爵秩的贵人，年俸也不过数十斛稻谷。至于其他宫妃，仅是逢年过节时给点赐俸。
　　

皇帝的妃子多了也养不起
                           

　国力下降、败落时，后宫的规模就很小了——多了，皇帝也养不起啊。宋时宫妃月俸很高，宋仁宗赵祯当皇帝时，宫人的月俸一度高达12000贯。宝元年间，西部边境战事吃紧，不断受到西夏的侵扰，军事调动频繁，财政经费也同时吃紧，赵祯只好在后宫嫔妃身上抠钱用，养不起了。
　　《宋史?食货志?会计》（卷179）记载，当时天章阁侍讲贾昌朝进言，江湖一带每年运送到京城的粮食有600余万石，三分之二用在军饷，剩下的三分之一则被闲人消费了，商议节省开支。右司谏韩琦建议，要节约开支，先从皇宫开始，可见后宫嫔妃都是“闲人”。
　　有的朝代，皇帝还会打白条，拖欠薪水，给的是“口头支票”。遇到国事危急时，还要捐款，给皇帝当老婆也是不容易的。
　　如赵祯，在军费困难一直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只好接受谏议，削减后宫赏赐，“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著为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皆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皇后、嫔妃每人捐助5个月的俸禄，弥补军费不足。
　　有时遇到国家财政收入下降、年景不好，皇帝只好找个理由，比如阴阳失调，后宫阴气太重，把宫妃释放遣散。唐文宗太和年间，“出宫女千人”；宋仁宗时，“前后出宫人几百人”。唐宪宗更干脆，一下把自己的后宫放出200车人，让她们出宫后随便嫁人。
　　后宫女人“红杏出墙”实录
　　皇帝家里妻妾成群，除了没有性能力的小皇帝，皇帝们总体来说都是荒淫的。但他们对后宫女人防范却是异常严格的，一旦发现不检点，轻者削封罚俸，打入冷宫，重者被处酷刑“风流死”，下场凄惨。
　　但帝王家的女人是不是都能守身如玉，做个好女人？非也，女人也有七情六欲。但相对来说，皇家女人红杏出墙更隐蔽，同时也因为身居特殊位置，外面一时也很难知晓。
　　

第一个合法消费男色的女人
                             

　著名的女皇帝、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武则天，是中国后宫女人中最浪漫的一位。本书中其他章节说过，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武则天通过“出家”改变身份，再下嫁“儿子”李治，本来就是一桩错乱的爱。在当了皇帝后，武则天男宠多多，薛怀义（冯小宝）、张易之、张昌宗、沈南谬，这些据说阳x超比例粗大、且精力过人的美男、猛男，先后上了这位女皇帝的香榻。武则天到底消费过多少“男色”？史书上并无确切记载，这种事情是不能上典章的，但她以国家权力，让男色消费合法化，却是真实的，开创了皇家先例，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男后宫体系”。换句话说，武则天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合法消费男色的女人。
　　男皇后宫佳丽三千，女皇的闺中密男也不会少。除了薛怀义这样专职的供其享受的男妃外，还有“兼职”的朝臣、近侍，如柳良宾、侯祥云等，也都曾是武则天的面首。据说，有不少处男因在床上表现欠佳，不能让女皇帝满意、满足，都让武则天处死，神秘“消失”了，以致于有了武则天“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的史界定论。
　　

武则天选“男妃”秘闻种种
                             

　武则天消费男色的手段与男皇选妃子一样——“采选”，派专人给她物色可意男人。《旧唐书?张行成传》（卷82）中透露了这个秘密，“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但此举遭意识传统的朝臣谏反。其中有这么两位“女选官”表现出色，其一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可不是别人，乃武则天的亲生女儿。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就是太平公主自己先“试用”，感觉满意之后，才送给母亲的，合演了一出中国历史上“母女共夫”的风流。
　　另一著名的“女选官”是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时为宫中女官，后成为中宗李显的宫妃，受封“婕妤”。李显是武则天的儿子，上官婉儿就是武则天的儿媳妇了。儿媳妇给婆婆物色面首，可称古今女人男色消费现象中的又一奇绝艳闻。
　　武则天选男宠还有一套心经，据说她从男子的外表特征上便可看出其性能力之高低，如果男子的鼻大梁直，其阳x亦颇雄壮，长得粗长，床上功夫自然不会太糟糕。
　　除了“选拔”外，武则天的男宠还有“推荐上岗”。
　　推荐有自荐和他荐两种方式，在武则天的男色消费过程中，两种方式的“荐”都存在，说白了都是“拉皮条”。如男宠之一侯祥云，便是自荐上了武则天的床，《旧唐书?张昌宗传》（卷82）记载，“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
　　另外还有父亲推荐儿子的，这是“他荐”的一种。如柳良宾便是他父亲推荐的——“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此无异于“拉皮条”。
　　

爱上男人生殖器的女人
                             

　说到“他荐”，不能不提一个人——嫪毐。嫪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母亲赵姬的情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有特异性功能的男人。《史记?吕不韦传》（卷85）对嫪毐被推荐经过有较详细的记载：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
　　这段话的关键意思是，嫪毐的阴x很厉害，勃起后可以把车轮转动起来。一直与太后有染，私通在前的吕不韦看到嬴政慢慢长大了，而太后性欲却不见减退，心里害怕，担心如此下去东窗事发，便暗暗地把奇男嫪毐招到家里，打算推荐给太后。太后听说后果然淫兴顿起，心中大乐，恨不得一下弄到身边，吕不韦乘机把嫪毐推到了太后的床上。
　　但一个健全的大男人是不能擅自进入后宫的，吕不韦出了一个馊主意，给嫪毐做了假割生殖器的“腐刑”，成为太监，便可堂皇地出入后宫了，这也是嫪毐是宦官一说的由来，实际他一天太监也未做。
　　太后也暗中买通主刑的小官吏，仅把嫪毐的小胡子拔光了事，以掩人耳目。有人认为，也许赵姬真的爱上了嫪毐，正确地说，应该是赵姬爱上了嫪毐的生殖器。
　　嫪毐能上始皇帝老娘的床，并将她肚子搞大，给嬴政生了两位同母异父的弟弟，显然是吕不韦有意推荐的结果。丑事败露后，嫪毐受了车裂之刑，秦始皇用四辆马车，拴着他的四肢，将其分尸，赵姬所生的两个“小杂种”也遭秦始皇捕杀，这是后话。
　　

与“保健医生”通奸的皇后
                             

　“选拔”和“推荐”，是古代有权有势女人实现男色消费的两种途径，还有一种方式是“偷”。这里的“偷”与一般的偷有所不同，也与《西厢记》中崔莺莺悄悄翻墙头与张生约会的“偷”有别。古代男人的经验之谈，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这里的“偷”是勾引，上层女人的“偷”明显不同，简直是变向抢男人。
　　“偷”最拿手的女人，当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司马衷为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天生一个弱智。但痴人有痴福，司马衷有天子命，9岁即被册立为皇位继承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蠢的一位皇太子。
　　司马衷蠢，皇后不蠢，司马衷能当上皇帝就是贾南风这个女人的功劳。但蠢丈夫遇到聪明的妻子是幸，也是不幸。贾南风有手腕让丈夫当皇帝，也有办法让自己“性福”一生。贾南风生育不行，却生性风流，性欲浓烈得怕人。
　　弱智的司马衷难解风情，夫妻生活过得相当无趣。这种情况下，多情多欲的女人该怎么办？给墙外的男人送媚眼啊，即所谓红杏出墙！但贾南风的媚眼却没有男人愿意接受，也不敢接。因为她长得太难看了，是中国历史上“经典丑女人”之一。
　　贾南风如何丑？借用她公爹晋武帝语，“丑而短黑”。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身矮腰粗，又黑又丑。而且，贾家门风不好，妒贤忌能，人丁不旺。贾氏比司马衷大两岁，还是“姐弟配”，成婚那年，贾南风17岁，司马衷15岁。据《晋书?惠贾皇后传》（卷31）记载，晋武帝当时并不同意这门亲事，无奈皇后喜欢。
　　成了太子妃后，贾南风醋意大发，容不得别的女人沾染司马衷。司马衷喜欢上哪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招灾。贾南风自己不能生育，自然见不得别的太子妃怀龙种，发现便施变态之刑：“妃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
　　当上皇后后，贾南风胆子更大了，妒与淫一起来，长期与她的“保健医生”、太医程据通奸，此即史书所记载的贾氏“乱彰内外”一说。“程医生”长得高大威猛，善解女人意，颇得贾南风的欢心。但一个程据哪能满足天天山珍海味女人的性饥渴？贾南风便开始“偷男人”。
　　

发明“黑车”专运美男进宫
                             

　贾南风是如何“偷男人”的？史载，她常派后宫老妇帮她到大街上寻找猎物。一旦相中，老妈子便想方设法诱男子上专车，将之悄悄带进宫里，供贾氏“消费”。这种专车有讲究，四边包裹严实，男子进了车厢内后，便将车帘拉下，并把车门锁死，人坐在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当时坊间俗称——“坐黑车”，后被引申为男人吃软饭、以肉体陪侍女人的专用名词。
　　“坐黑车”的下场是很可怕的。凡是坐了贾南风“黑车”的男子，一般都不可能活着回来。贾南风在玩够之后，为防泄密，这些男人都会被她秘密处死。因为这个，京城附近帅哥失踪事件骤增，搞得人心惶惶。
　　但有一个例外，一名在洛阳附近县政府当捕盗的小头目（相当于现在的治安小队长），不仅没有被处死，还获赠了大量的财物，只因他把贾南风服侍得很舒服，人又帅，贾氏才不忍心杀他。
　　由于小头目得到的这笔意外之财非同寻常，乃宫中之物，惹出了大麻烦。当时，皇家安全人员怀疑那男人的东西是从宫中偷来的，便把他抓起来审问，他供述了情况，“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尉亦解意贾氏”，贾南风淫乱一事这才留下了一个活口。
　　此事并非源于野史，正史有记载。出处见《晋书?惠贾皇后传》：
　　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馀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
　　

第一个开口要面首的女人
                             

　在古代，上层女性男色消费还有一种途径，就是“索要”。顾名思义，就是直接开口，向有权势的男人要男子，南北朝时期宋废帝刘子业的妹妹山阴公主便是通过这种手段实现的，成为这方面的第一人。山阴公主名叫刘楚玉，和刘子业是亲兄妹，嫁与驸马都尉何戢。刘楚玉不仅滥淫，还乱伦，竟然与刘子业在宫中过起了夫妻生活，多日不回家。更有出格的事哩，她竟然公开提出置面首，即蓄养供她玩弄的男宠。
　　《宋书?前废帝本纪》（卷7）有这样的记载，“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与你虽然男女有别，但同是一个爹生的，你却拥有六宫上万女人，而我只有驸马一个男人，这对我不公平。这刘子业亦昏，让妹妹这么一说，“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一下子赏赐了30个年轻貌美的男子给妹妹。据查，靠生殖器谋生男人的专称“面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后宫女人当尼姑也不老实
                             

　老皇帝死后，新皇帝一般会让被宠幸过的嫔妃出家为尼，在青灯下度过残年余生。如武则天，当年即被发送至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新皇帝这样安排，其实是古代后宫管理的手段之一。但这些过惯了宫中生活的女人，如何能守得住身子？六欲难净。武则天与李治重温旧梦，一开始就是在感业寺内交欢的，后来才被召入宫。
　　北魏杨炫之撰著的《洛阳伽蓝记》，记述了后宫女人进“瑶光寺”当尼姑后的情形：
　　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乘。永安三年中，尔朱兆入洛阳，纵兵大掠，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入瑶光寺淫秽。自此后颇获讥讪。京师语曰：“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
　　瑶光寺是一座皇家寺院，孝文废皇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等后魏皇后，还有大量的妃嫔、贵妇人，都选择在此寺出家。但瑶光寺后来却成了“性爱道场”，这些上层女人虽然不乏自愿者，但大多数是失宠女人或不幸的未亡人，不得不进入尼庵苦度余生，但她们在寺内不会安分，生活相当奢侈，并不下于在宫中光景。由于没有了后宫礼制的约束，这些有过性生活的女人当了尼姑后反而更为放纵，成为真正的浪女人。
　　这些贵族尼姑都有专人服侍，仆婢们的任务之一便是到外面给她们寻找“猎物”，在洛阳街头寻找到猛男帅哥后，便偷偷送进寺内陪他们的女主人睡觉，供其淫乐。这倒与司马衷皇后贾南风的所为差不多，区别是一个是为一个女人服务，一个为一群女人服务。
　　当时有几十名兵匪听说寺内尼姑淫荡，竟然闯进去“找女人玩”。这些出家女人不守妇道，也忘记了“出家人不杀生”的僧道，男子被玩弄后都会被灭口。女人真的如老虎，能吃人了。当时，不断有良家男子离奇失踪的传闻，有的人家担心出事，只好把男孩打扮成女孩，“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一说，就是这么来的。
　　最后需要点出的是，与女色消费一样，古代女人男色消费也有的是出于延年益寿的动机。像武则天那类老女人的男色消费，除了享乐，还希望从处男、壮汉们身上获取精液，吸收阳气，永葆青春活力。但这种说法，更像玩男人的一个借口！
　　

皇帝如何防止宫妃遭性骚扰
                            

　皇帝的后宫是个女儿国，怎么保证那么多妃子守身如玉，不红杏出墙，避免被性骚扰，这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此事关系皇家血统是否纯正。也关系到自己是否被戴绿帽子的问题，当然更是一个讲究技巧性的问题。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也很古老——把在后宫服务的男人的生殖器割了。再是使用女官。
　　

清太祖谕旨阉割家奴
                             

　为了避免嫔妃“出墙”，被性骚扰，硬是把生理正常的男人的生殖器割去，人为造出了第三种性别——不男不女。这大概是中国古代男人的一大发明，也算是人类自身发展史上的一大怪事。但在过去，并没有人会觉得奇怪！皇宫里那些过去被割去生殖器的男人，叫法不少，阉人、寺人、老公、中官、宦官、无根人等等，但最流行的说法是“太监”。这是唐高宗李治当皇帝时留下的，李治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启用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太监”一说由此而来。
　　把生殖器割掉，以防男人骚扰自己的宫妃，这是仅埋在皇帝心底里的想法。但清太祖努尔哈赤却把它说出来了，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七月初四那天，努尔哈赤下了一道谕旨，提醒诸王贝勒。大意是——
　　你们家中所蓄养的家奴，应该趁他们年幼时就将他们阉割了，这样他们的父母可以因此而获得富贵。不然的话，这些家奴长大后，往往与府中的妇女私通，一旦事情泄露，就会被处死。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不忍心对他们施以阉割，从长远来看，却正是害了他们。
　　努尔哈赤这段话记在《满文老档》(卷4）里。此段话大概也是古代帝王避免自己戴绿帽子，最公开的说法。
　　可能是吸取明朝宦官乱国的教训，清朝对太监的管理极其严格。顺治曾在交泰宫、内务府、慎刑司立“铁牌”，明示太监不能干政、出京。宦官的品级不能逾四品。“铁牌”明处是杜绝宦官干政，内里则有意警告他们不要在后宫胡来。
　　实际上，真正把后宫弄脏的，恰恰是这些皇帝以为可靠的太监们。没有生殖器，可以用假阴x这类代用性工具啊。明武宗朱厚照当政的大太监刘瑾，使用代用性工具行乐，结果用力过猛、时间过长，竟然把一名宫女弄死在床上。
　　

慈禧太后48岁怀孕传闻
                             

　由于有努尔哈赤的“祖训”，清朝后宫太监的人数比明朝少了许多，最多时也不过3600人，民间所谓“够不够，三千六”就是这意思，而明朝多时过万。清宫实际使用人数还低于此数，有记录的乾隆朝太监近3000人，嘉庆朝2638人，光绪朝1989人，到清帝宣统退位时，宫内太监不足1000人。虽然有“祖训”，太监的势力在清朝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年代问题最多，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都曾官至二品。安德海还因暗出京城，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斩了首。
　　说到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这三位清末当红太监，又离不开宫妃“红杏出墙”的话题。
　　慈禧太后本是咸丰皇帝的妃子——兰贵人，后升为贵妃。咸丰死后，兰贵人的儿子、6岁的载淳继位，此即同治皇帝。此时，出生于1835年的慈禧太后年仅28岁，正是正常女人情欲最旺盛的年龄。她深陷后宫，为情所急。后来想到了身边的太监，毕竟他们当过男人啊，安德海、李莲英们受宠，便有这层原因。
　　清宫太监多多，脸蛋长得漂亮、身体雄壮的不少，慈禧为何独钟情安德海、李莲英？据说是因为他们身上还有生殖器的根子，“净身”并不彻底。
　　据宫人回忆，平时慈禧与安德海在皇宫内成双出入，俨然夫妻。他俩散步时，其他人只能不远不近地跟着，靠近不得的。安德海最后被斩山东，与慈禧的放纵有直接关系。
　　安德海死后，慈禧一度情绪低落，这时李莲英又出现了。有“佛见嘉”外号的李莲英最拿手的绝活是给女人梳头，年仅40就戴假发的慈禧“老佛爷”正需要这样的太监。而更重要的是，李莲英“净身”也不彻底，据传两人经常谈论、学习“养生之道”至深夜。
　　慈禧太后喜欢看戏，特别是淫戏。李莲英深知慈禧太后的意思，时常会留下男戏子，带到慈禧宫内“听赏”，让他到太后的床上“演戏”。
　　慈禧的绯闻不少，光绪八年，琉璃厂一位姓白的卖古董商幸于慈禧。在宫里住了一个多月以后被放出来，介绍人就是李莲英。据说慈禧因此怀孕，慈安太后知悉后召礼部大臣，问废后之礼。事情泄密后，慈安当夜猝死，传是被慈禧毒死的。
　　此事见清文廷式《闻尘偶记》，所记并不可信。光绪八年是公元1883年，时慈禧已48岁，这个年龄怀孕的可能性不大。但无风不起浪，慈禧淫乱民间一直有不同版本的传闻，如李莲英还曾给慈禧介绍过一个饭店的小伙计。
　　

太监的生殖器会重新“发芽”
                            

　皇帝把男人的阴x割了，本意是想断绝后宫之乱，但麻烦往往就出在太监的身上。如果净身不彻底，太监与普通男人并无多少区别，也会有性欲、性功能的。传言慈禧与安德海、李莲英“有一腿”，便是这么回事情。过去，男人净身有两种机构，一是官办的，清朝的净身机构是管理后宫事务的内务府下面的“慎刑司”；再是民间的“职业净身所”。当然，也有家庭作坊式的。
　　净身的风险很大，死亡率很高，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能活下来。不是走投无路，一般人家不会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
　　清朝民间的“职业净身所”颇专业，手术时痛苦和死亡率都较低，所以很有生意。清代光绪年间，京城有两家比较出名，主人一叫“毕五”，一叫”小刀刘”，清宫中不少太监都“产自”这里。因为输送的太监质量好，渠道稳定，两位“刀儿客”还被赐授七品顶戴，成了县级“净身师”。
　　父母送孩子去净身，还要给“刀儿客”支付五六两银子的“净身费”。去势前不吃不喝，得把屎、尿排净。去势时则将被净者绑在“手术床”（有时就是门板做的）上。那时不会有麻醉药，也有说会在生殖器上抹些麻醉神经的东西。
　　动刀前有时会让净者喝点北京二锅头这样的高度白酒，以麻痹一下神经；再是分散注意力，例如在其眼前悬一把刀，与其说话聊天，以吸引注意力。待其感觉到疼时，生殖器已让割去了。
　　净身时卫生条件很差，一刀子下去，血流如注，人一下便疼昏死过去了。“刀儿客”使用的刀子在火上烤一下，就算消毒了。而止血的方式则是将刀子烤红，烙在刀口处，让其结痂，或是敷上药末（有时就是香灰）止血。然后抬到密封的小房子，在其身下铺上一层草灰，吸收血水、失禁的尿液，一个月后伤口愈合才能出来。
　　术后要将一根细管（有时是大麦秆制成的）插进排尿管内，防止新肉长出堵塞尿道，不然会尿胀死。如果发现真的堵死了，还要再割一次，受二茬罪。有不少太监身上常有尿骚味，多是净身手术做得不好，割得不到位，或是过头了，导致小便失禁。
　　由于人体器官都有重新生长的可能，重新“发芽”。所以，即便入宫后当了太监，每年也要“体检”一次，即所谓“验净”。一旦发现长出了，就要再割，杜绝“发芽”，以免祸患后宫。但有经验有头脸的太监往往会想办法逃避“验净”，甚至使用秘方促进生殖器生长。
　　如在明代便出现太监吃童男脑子的传闻。《万历获野编?食人》（卷28）记载，“近日福建抽税太监高采谬听方士言：食小儿脑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乃遍买童稚潜杀之。”所以，很难保证太监都是无根之人。
　　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都是图慕财富，自己把自己给阉。但因为是“自阉”的，便存在割不净的可能性。当然，不排除阴x是重新长出来的，或是买通慎刑司主管留下来的。
　　买通主管这事情史上是存在的。秦始皇母亲赵姬的面首嫪毐，当初便是冒充太监进宫的，赵姬与吕不韦合谋，花钱打点一下“腐刑”的主管，仅将嫪毐小胡子拔掉了事，而保留阴x。
　　太监去势除了上面所说的“割法”，还有如劁猪、牛一样的“骟法”，仅剖开外肾（阴囊）去其睾丸，阴x尚存，虽然不能勃起，但形状还是存在的，性交时还可以“意思意思”。这样的太监皇帝也不放心，明朝后便禁止这样的阉人进入后宫。
　　

皇帝竟然要求朝臣也阉割
                             

　皇宫是严禁其他男人擅入的，当然过夜留宿更是不可能（除当值太监一类人物）。皇帝不止防止外面男人进入，对自家男人管得也严。在后宫中，能够在里面过夜的并不只是皇帝一个男人，还会有皇子。但皇子小时一般跟着母亲住，一旦成年，立即驱出，住进自己的宫里，或是到自己的封地去。留下的成年皇子只有一个接班人——皇太子，但也被严格限制在“东宫”，除非特召，平常不得越雷池半步。
　　此外，御医、卫兵、特召大臣等，也可能进入后宫。这些人，也是皇帝盯防的对象。
　　如御医，便很可怕，历史上并不鲜见御医与嫔妃通奸的现象。如晋惠帝司马衷时的御医程据，便长期与皇后贾南风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司马衷是个又蠢又傻的皇帝，被自己的老婆骗过了。
　　嫔妃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连自己的老子、兄弟、儿子都不得觊觎的，朝臣当然更不例外了。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皇帝突发奇想，把当官的都阉了，不就安全了么。而且，没有了生殖器也会全心全意为皇家服务。
　　这个皇帝便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后主刘继兴。南汉统辖今广东、广西一带，始主刘岩本是唐清海节度使刘隐之弟。兄死弟继，刘岩继任节度使后干脆称帝当皇帝。刘继兴便是刘岩的孙子。
　　南汉的皇帝似乎都很荒唐，刘继兴的父亲、中宗刘洪熙疑心病也很重，只相信太监宫妃，后因吞服丹药中毒死亡，仅活了38岁。刘继兴继位后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治国”想法更强烈，想当官竟然要先阉割。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卷65）记载，“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意思是，以至于有想任用的人，都要先割去生殖器后才被使用。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件“骟人政治”丑闻了。
　　因为有这样的“国策”，有想当官的男人便主动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更多的男人则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干的。如考中功名的读书人，想被起用，只有被阉。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南唐的官场满眼都是太监，后来宋太祖赵匡胤的兵打过来，连个像样的男人都找不到，只好束手被俘。
　　史书对这种“国策”出台的前因作了交代，“至（刘继兴）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但这决不是“尤愚”（特别蠢）的问题，刘继兴是一个很荒淫的皇帝，他不应该不知道带生殖器臣子上朝，对其后宫也是一个威胁。
　　

女太监管不住后宫嫔妃
                            

　既然男人是威胁，甚至连安德海、李莲英这样的大太监都能弄乱后宫，起用女人来管理后宫，便是帝王们一个明智的选择了。于是，在传统的宦官制度下，又出现了女官制度——女太监。现代的女子是“半边天”，在古人则完全无地位可言，出来做官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独在后宫内女人可以做官，这或许应该感谢帝王对男人的严防，不然根本轮不到女人当官的份儿。
　　女官，民间俗称女太监，汉代有名的才女班昭、宋代女进士林妙玉、唐代女校书薛涛、明朝女能人万贵儿，都曾是宫中女官。女官存在的历史很长，记录3000年前周代礼制的《周礼?天官》中，便有《女史》一节：“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内宫，书内令”，周代共设女史8人。
　　汉代有女御长、宫长、中宫学事史等；唐代更完善，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食、尚功等“六尚官”，还有司记、典记、掌记……女官超过200名；宋代有司宫令、六尚书、二十四司、司正、彤史等；明朝女官制度比唐宋还完备。
　　女官完全不同于宫妃，相貌不是主要的，进宫并不是给皇帝当妃的，初衷不与皇帝发生性关系。如明代，不少女官是从民间找来的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寡女。女官的任务很杂，有的掌管文印、记录皇帝起居，性交情况、宫妃怀孕情况都要记下来；有的负责打扫卫生；有的则负责给皇帝传授性技巧、给皇太子进行性启蒙。当然，如果皇帝一时性起，看上了女官，性交也无不可，有的甚至成为皇妃。
　　但是女官再多，也管不了皇帝的后宫，宫妃不检点的事情朝朝都有，女人的心是管不住的。朱元璋的后宫管理很严，哪怕是听说哪位宫妃有问题都要处死，郭宁妃、李贤妃、葛丽妃都在捕风捉影后被处死，装在一个柳条筐里乱葬在野外。但朱元璋的后宫还是不时传出宫妃与人有染的消息，其宠爱的胡妃便是在后宫下水道出现死婴后被疑心病重的朱元璋活活杖杀，后来证实是冤死。
　　北魏时胡太后便强迫男人与自己私通。《梁书?杨华传》（卷39）记载，“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苦恋杨华不能自拔，特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凄惋焉”——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春去秋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宫妃做出如胡太后这般出格的行为，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多女人，却只有一个男人，当然满足不了衣食无忧，生理正常女人的性欲，如果年轻守寡，那日子更难熬。后宫因此出现了不少女同性恋人。明世宗朱厚熜时，一名妃子空房孤寂，便让两名宫女假扮男装，与床上嬉玩。恰巧让朱皇帝撞见了，结果，两名宫女立即遭杖杀。
　　有的人明知太监不管用，是个假男人，也愿意与他碰成“对食”、“菜户”，做一回夫妻。在明朝，这样与太监“私通”的后宫女人不在少数。有一次，明成祖朱棣因此怒杀宫女，临死前，一个宫女对着朱棣骂道——你自己阳痿，人家才与太监私通的，何罪之有？！
　　确实，要想后宫平安无事，少出黄色笑话，最好的办法只有解放后宫，解放人性，仅靠严防死守是行不通的！
　　

晚清“第一女人”如何过年
                            

　春节，是天下华人同庆的日子。但过年时的讲究也很多。在民间，过年时要说吉利话，如吃饺子时不能说是饺子，而要说是“元宝”，以讨个吉利。有的地方还不让泼污水，要“聚财气”，地上再脏也不扫，避免把财神扫走，祈愿新年发财。
　　老百姓过年有禁忌，过去，帝王家过年规矩亦多。从晚清“第一女人”慈禧过年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帝王家春节期间的种种讲究。
　　

皇太后亲自动手做糕饼
                             

　曾在宫里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德龄公主（1886—1944），在随丈夫定居美国后，用英文写成了回忆录《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Twoyearsintheforbiddencity》），用专章讲了宫里过年的情况，对晚清“第一女人”慈禧过年的细节作了颇为详细的记录。大年三十前一星期，慈禧就开始“放假”了，不再处理国事。国印封置，直到来年再拿出来用。
　　从德龄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贵为天尊、过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慈禧，过年时会如普通家庭主妇那般，要亲自动一动手，做糕饼就是一项。糕饼是备新年祭祀用的，慈禧显得很虔诚，“第一块糕饼要由太后亲自来做”。
　　当慈禧说要开始做饼时，大家都跟她走进一间专为做饼而设的房里。饼是将面粉、糖和酵母混合起来，揉成面团，然后再上锅蒸，能跟面包一样发起来。谁做的饼发得最厚，谁就被认为是神最喜欢的，运气一定最好。
　　慈禧做的饼发得最高，大家都向她祝贺，她自己也很高兴。后来她又命身边每人都做一个，结果大家做的都不如太后的好。
　　慈禧真是做得最好？不是，是宫妃、侍女有意做不好，讨慈禧高兴的。
　　

帝王家也要“过祭灶”
                             

　百姓人家的“祭灶”，宫里也要过。慈禧很看重过祭灶，偶尔还会和下人说个笑话。德龄回忆，“糖果预备好后，我们立刻将这些东西摆在专为敬灶神而设的桌子上。太后扭身对大厨说：‘当心，灶神就要到天上报告一年中你偷了多少东西，马上就要降罚于你的’。”
　　过年贴“福”字是百姓人家必不可少的内容，慈禧也挺当回事情的。慈禧还有一大爱好，喜欢写“福”字送给大臣幕僚，这或许也是她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祭灶后第二天一大早，慈禧便会来到大殿，其时大张的红黄绿各色纸早已预备好放在案上，她拿起一支大笔，在纸上书写“寿”“福”字。一“福”值千金，能得到慈禧亲手写的字，自然是一份莫大的荣耀。但这些字却不一定全是慈禧手写的，德龄回忆，“写累了，就让宫妃或文书代写”。
　　

喜欢臣子送年礼红包
                             

　慈禧很喜欢过年，除了热闹外，还可收到很多贵重的年礼，这些后来都成了她的陪葬品。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清东陵，盗得了大量的珍宝，极受慈禧青睐的大太监李莲英嗣长子李成武，在其《爱月轩笔记》中对这些陪葬珍宝有详尽的记述，对陪葬品的数量和价值都有说明。
　　光是置放在慈禧脚两边的翡翠西瓜，就值白银二百二十万两。这么多的珍宝不少来自她过寿和过年节时收受的礼物。
　　慈禧对送她的年礼很在乎，会一件件看，喜欢的就留下来用，不用的就锁进库内，也许再不去看上一眼了。这些礼物包括细小的用品、珠宝、绸缎，甚至还有衣服，应有尽有。慈禧28岁与慈安一齐“垂帘听政”，至她74岁死去，执掌大清江山长达半个世纪，每年过年要收到多少礼物？有时一年就能收到满满几个房间。
　　因为礼物太多，慈禧设有专门收藏间，这就是“锁在库内”一说的由来，德龄就管过这个“仓库”。慈禧地宫中陪葬品价值白银亿两，有不少人对此一直感到疑惑，哪来那么多珍宝？看到这应该明白一点了吧。
　　

袁世凯拍马送珠宝袍
                             

　慈禧很在乎年礼，臣子则把送年礼看作是巴结晚清“第一女人”、引起她青睐的绝佳机会。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送给慈禧的年礼是一件十分奢华的黄缎袍，这件事外人很少知道。怎样的奢华？上面用各种颜色的钻石、珍珠镶成一朵牡丹花，叶子是绿宝石的。
　　慈禧一眼就看中了袁世凯送的礼物，喜欢得不得了。
　　德龄透露，新年第一天，慈禧就穿到了身上，但因为镶满了宝石，太重了，穿起来可能不是太舒服，后来就收藏了起来。有一次，慈禧要接见一位外交官，德龄劝她穿上这件衣服，慈禧没有采纳，可能就是太重的原因。
　　实际上，袁世凯可能根本就未把这年礼当件衣服送啊，不过是把珠宝镶到衣服上，比直接送珠宝更巧妙而已，慈禧竟然还真穿了一天，真有她的。这件“宝衣”后来也应该进了慈禧的地宫，陪葬了。
　　袁世凯是个很会送礼的人，他审时度势，拍马有方，有的官员却忽视了这一点，礼虽重却不称慈禧的意。比如，慈禧如果有了，再送类似的，她就不会觉得稀罕。德龄姐妹俩与母亲送一些他们从法国带来的镜子、香水及各式化妆品，这些都是当年国内看不到的稀罕物，慈禧十分高兴。
　　就在同一年春节，知道慈禧喜爱珍珠的两广总督与袁世凯一样，也送了份极为贵重的礼物，是四袋上好的珍珠，每袋至少有千粒，大小一样，式样相同。
　　德龄透露，慈禧已有许多珍珠，对这个礼物没太在意，只说了一句“还好!”可见过年送礼也不能随便送的，得动脑筋，得注意受礼对象的喜好，否则花了大钱可能还不落好。
　　慈禧有极强的虚荣心，除了臣子要给她年礼，皇帝、皇后和宫妃们也不例外。
　　但相比大臣送珍宝什么的，慈禧对家人、身边人送的礼物，更看重亲情的含量，所以多是些亲手做的东西，比如鞋、手帕、围脖、手袋之类。丫头、太监们，往往送一些糕饼点心之类的东西。
　　

“老佛爷”除夕掷骰子
                             

　慈禧是大清朝的“老佛爷”，平时上下就是围着她一个人转，顺从她的旨意，过年了则更是。大年三十的一大早，慈禧要去敬神和祭祖。下午两点，要行“辞岁典礼”，在皇后的带领下，宫妃、家人、侍从等依等级高下排列成行，一齐向太后叩头。
　　礼仪结束后，慈禧要出点“血”，给每个人一只红缎做成的绣金小钱袋，里面放着一些压岁钱。
　　现在大年三十，大多数人家都会围在电视机前，看CCTV的春节晚会“守岁”，过去没有春节晚会，百姓之家就是打打牌，掷掷骰子，或是出去听听村戏、说书什么的。帝王家在这一夜内容自然要丰富多了，还会有通宵的娱乐活动，相当于“春节晚会”。
　　但慈禧除夕比较喜欢的活动是掷骰子。德龄回忆，“没有一个人想上床睡觉。太后提议我们玩骰子，给每人赏一些钱，多的达二百两。她让我们用心点，赢钱才好。我们当然是极用心的，生怕赢了太后的钱。”
　　但玩够了，慈禧“开心一刻”就到了，会把她自己赢的钱都放到地上，让大家都来抢，以此取乐。于是宫女下人都一拥而上，拼命抢夺，让慈禧开心。以后几天，慈禧都会玩“撒钱”的游戏，有钱“抢”，大家也开心。
　　

让儿媳陪着听“淫戏”
                             

　天快亮时已是大年初一了，撑了一夜的慈禧肯定累了，会回房休息。在她醒后，宫女会捧着几盘代表平安的苹果，几盘代表长寿的青果，表示更新的莲心，到慈禧的房间，讨她的欢心。慈禧见了高兴，也要对大家说几句祝福的吉祥话。这时候，大家都要站在旁边，等她梳洗完毕，向她拜年。之后，大家才会给皇帝和皇后拜年。慈禧最喜欢听戏，而且最喜欢听的是淫戏。为这，大太监安德海特地在西苑建造了一座精巧绝伦的大戏楼，供慈禧看戏。还专门召集了一班梨园子弟，排演戏剧，尤其是在淫戏方面下大功夫，博慈禧一乐。
　　有时候戏太下流，连陪听的皇后（儿媳妇）都觉得坐不住。大年初一，戏自然是少不了的，根据慈禧的意思，会在宫内的院子里临时搭一个戏台。慈禧一般坐在靠近客人和宫妃用的走廊附近，当然包括皇帝皇后在内，家人、身边人都要陪她看戏。
　　而在这一天，慈禧也会有百姓人家老奶奶的仁慈，一改平日的威严。德龄就感受过一回，她回忆，“朦胧中，我感到有个东西掉到了我嘴里，就猛地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原来是一片糖，我马上就吃掉了。走到太后身边，太后问我糖好吃不好吃，又让我不要睡，多玩上一会儿。太后这么高兴的样子，我还从没见过呢。她开起玩笑来，简直就像个孩子，让人没法相信这就是以前那个令人敬畏的太后。”
　　一直到傍晚时分，初一大戏才差不多唱完。这时，慈禧会即兴表演，超级票友的她让太监们奏乐，亲唱几首小曲过把戏瘾，宫女们也跟着她唱了起来。正在兴头的慈禧又命太监唱，票友级太监自然唱得很专业，但却难为了平时只知道“咂”的太监，根本就不会唱。老佛爷的话谁敢不从，只得扯开鸭嗓嚎上几句。这么一来戏剧效果就出来了，不止慈禧笑了，大家都笑了，满堂喝彩。
　　看来，不论是普通的百姓之家，还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家，过年图的就是一个字，“乐”。而慈禧，除了一个“乐”，还借机积攒到了大量的陪葬品。
　　

跋
                           

　这本书是“梧桐树下戏凤凰”书系的第二本，第一本是《盗墓史记》。我本来并不想让书系中的第二本书以“宫廷杂史”的形态出版，我计划中的第二本书是皇家文化中的帝王陵专题。但在我博客上公开了写作中的部分章节，并得到网友青睐后，不久即发现这样的揭秘新书“层出不穷”。于是，我干脆停下了写作，变换着选题。但这样写作的后果是，哪一本书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成型。
　　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出版圈的朋友希望我出一本合集。特别是，在我的新浪博客点击量突破了千万大关，进入新浪博客百强后，这种“出版策划”就更多了。但最后我都婉拒了，我觉得不能那样“攒书”（现在中国出版界“攒书”现象太严重），去忽悠读者，中国读者兜里的铜板并不多，出书要对得起良心。
　　在博客点击近3000万的时候，我碰到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编审、资深编辑吕薇老师。吕老师说我的稿子已够出几本书了，应该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了。我回头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情，于是决定把书稿交给她。我这里，谢谢吕老师和她所在的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厚爱。
　　但真正这么定下后，我还是费了很大的精力，因为我不想出版所谓的“博客书”。我便把书稿翻出来，重新写作，一方面丰富内容，添加、撰写新篇；另一方面调整章节、重拟标题。读者现在看到的，便与博客上公开过的部分内容有明显区别了，应该有了新鲜感，以保证我的新书有新的内容奉献给读者。
　　“重写”还有一个防盗的原因。因为部分放在博客上的书稿时常被盗抄、转载，搞得网络到处都是，在奈何不了网络无序的情况下，我只好“留一手”，剪辑后再放上去。所以，在决定正式出版后，我不重写作、不重整合也不行。
　　我在上本书的“后记”中便说了，写作是一项十分辛苦的事情。特别是文史写作，即使是古人的一句话，查询起来也可能耗去一天时间。查阅史料是很烦人的事，我参照、套用了不少古代、现代学者的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少走了不少弯路，谢谢他们。而且，不少时候都“不敢往下写”，这方面的专家太多了，如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我担心自己写作出错，班门弄斧，出历史的洋相。
　　还有，我没有专门的写作时间，我现在供职于香港一家媒体，我首先得保证我的新闻采访报道不受影响，这是我的职业态度，否则我宁愿不写书。这也正是我写作、出书计划一再停滞的根本原因。
　　幸运的是，我在写作过程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在新书付梓之际，向我的夫人刘晓洁、儿子倪春明、堂兄以才，新事宗波、前同事王浩等表示感谢！最后特别应该感谢还有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著名《时事辩论会》栏目主持人程鹤麟先生和台湾知名传记作家台湾、《新新闻》周刊资深主笔王丰先生，非忙之中为本书作序！
　　倪方六
　　2008年10月17日晚，于南京莫愁新寓?郁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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